【文/觀察者網 柳白】特朗普政府上任一年來的“狂野操作”,令世界進入又一輪震蕩期。
“永遠要警惕衰落中的超級大國。”英國《金融時報》1月21日以此為題刊發評論文章,以1956年英法蘇伊士運河事件為歷史參照,討論了美國在相對衰落時期的行為模式。
作者指出,即使由理智的領導人執政,面臨地位焦慮的衰落強國也容易采取非理性行動。美國雖在絕對實力上仍居首位,但面對在種族、文化、制度上迥異的中國的崛起,美國可能比當年衰落中的英國更加煎熬。特朗普的激進外交正是這種結構性壓力的極端體現,但即使換作普通領導人,美國也可能因地位下滑的焦慮而對外強硬。
文章寫道,七十年前,同處衰落期的英國與法國試圖以武力奪取蘇伊士運河。吊詭的是,這兩國當時皆非由明顯的沙文主義者領導。精通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的時任英國首相安東尼·艾登,堪稱戰后唐寧街10號最有修養的主人。
這正是地位焦慮使理性者行魯莽之事: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打一場無望的戰爭,英國則置身自認為無前途的歐洲聯邦計劃之外——這些誤判的影響持續至今。
當然,美國的衰落不似當年英法那般急劇。它仍是世界最強國家,只是優勢縮小。
但從另一角度看,美國的衰落更為痛苦。英國尚可自我安慰將霸權移交給了同屬所謂民主世界、英語文化、白人主導的超級大國。相反,美國輸給的中國毫無這些共性。因此盡管美國地位下滑的客觀幅度遠小于當年英國,主觀感受上卻可能更煎熬。衰落于誰手,事關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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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
若將特朗普這般人物置入這個等式,便不難理解對格陵蘭的輕慢、在加勒比海的炮艦外交,以及其他蘇伊士式的重振威望之舉(或許只是稍成功些)。
但即便在正常總統領導下,美國此時也可能行為不端。焦慮于地位的國家必須虛張聲勢。坦然接受衰落的超級大國實屬罕見。
作者認為,要證明這不只是特朗普的個人問題,可回顧小布什時期的美國已對“基于規則的自由主義秩序”躁動不安。且不論入侵伊拉克,布什對國際刑事法院的極度蔑視即是明證。這并非對他的指摘。骨子里親西方的布什不信任其中部分內容是對的。關鍵在于,美國對法條主義世界秩序的不滿早于特朗普。必然存在某種結構性因素長期困擾美國,那就是衰落。
盡管美國本世紀在絕對意義上表現驚人(經濟、科技皆然),其相對衰落仍難被直觀感知。但它確實存在:
近年來美國制裁效力有限,在人工智能領域艱難保持領先,中國敢于在西半球擁有戰略資產。對華軍事優勢已非千禧年之初的光景。即便是普通共和黨總統在此情形下也會肆意出擊,縱使不如特朗普那般不計后果。
“永遠要警惕地位下滑者。”作者稱,過著比出生時更好生活的人,難以理解逆向墜落之痛。即便是輕微的地位下滑也能令人失衡。
特朗普的行為只是某種必然現象的極端版本——它可能正在發生,近期曾發生,未來也可能重現。
修昔底德的名言“強者為所欲為,弱者逆來順受”近來備受追捧。人們被要求凝重地點頭稱是,仿佛它道出了國際關系殘酷而普遍的真理。
果真如此嗎?此言暗示國家隨實力增長更具侵略性。然而美國在1946年特朗普出生前后正值鼎盛,生產全球半數工業品且壟斷核武。擁有如此權勢的美國并未對弱者“為所欲為”,反而建立“馬歇爾計劃”與北約——開明自利的杰作。
因此,美國行為的黷武轉向實則發生在相對衰落期。
領導力可解釋部分原因,其余皆屬結構性問題。國家居于巔峰時更易展現慷慨。而當地位動搖,偏執與侵略便乘虛而入。因此在美國習慣“超級大國之一”(而非“唯一超級大國”)的新角色前,我們應預期其反復無常。英法最終接受了現實,盡管它們跌落的幅度更為劇烈。
“特朗普選擇怒斥,但換作他人處其位,恐怕亦然。”作者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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