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預防與治理面臨的問題及完善路徑

作者|吳黎明 馮子儀

責編|薛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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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提出，“強化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預防和治理”，對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作出系統部署，明確完善公共安全體系，推動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預防轉型。事前預防是一種更有效、更經濟、更安全的治理策略，強化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預防和治理作為公共安全治理向事前預防的重要內容，對推動完善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預防治理體系，織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預防治理網絡，具有重要意義。

黨和國家歷來高度重視未成年人健康成長。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繼修訂和完善，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的頒布實施，我國已從立法層面明確了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工作的責任主體和職責。但從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的數據看，2020年至2024年，全國檢察機關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數分別為54954人、73998人、78467人、97380人、101526人，五年間增長84.74%。不過最新數據顯示，2025年1月至11月，全國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人犯罪人數同比減少9.74%，起訴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數同比減少1.85%，近年來首次實現雙下降。這與近年來政法機關全面加強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防范治理工作，努力為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營造良好環境關系密切。

未成年人犯罪預防與治理實踐面臨的問題

法律體系建設精細化與協同性有待加強。當前，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的法律體系仍存在精細化不足、協同性欠缺等問題。罪錯行為分級干預制度中，“不良行為→嚴重不良行為→犯罪”的界定存在一定模糊地帶，缺乏具體的可行性標準，這使得實踐中干預措施針對性不強，難以實現精準施策。專門教育制度的法律定位尚不清晰，配套經費保障機制有待完善，且存在區域發展失衡問題，部分地區專門學校資源短缺、師資薄弱，難以滿足矯正教育需求。監護人失職的追責梯度缺乏明確規定，懲戒力度與教育引導作用失衡，難以形成有效約束。網絡平臺的法律責任雖有原則性要求，但具體落實標準有待細化，這導致不良信息傳播、網絡沉迷等問題的治理仍存在一定漏洞。

共同治理過程銜接性與聯動性薄弱。《建議》提出，推進網上網下協同治理。當下，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機制仍面臨銜接不暢、聯動不足的現實困境，制約治理效能的充分釋放。跨部門協同中，教育、婦聯、公安、檢察、法院等相關主體間存在明顯的信息壁壘，數據共享不充分、溝通協調不順暢，導致干預措施碎片化，難以形成全鏈條治理合力。城鄉與區域差異，導致治理資源分布不均。農村地區與流動人口集中區域的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仍面臨資源匱乏困境，缺乏專業的法治教育師資、心理咨詢人員與矯治機構。治理重心失衡問題突出，“重事后處置、輕事前預防”的傾向尚未完全扭轉，風險評估、早期干預還缺乏制度化支撐，對校園欺凌、監護缺失等潛在風險發現不及時、介入不精準，易錯失源頭解決問題的良機。

司法與社會融合支撐體系還需進一步完善。當前，一些司法措施的落地效果不佳，家庭教育指導令、督促監護令還缺乏跟蹤評估與剛性約束。最高人民法院與全國婦聯聯合印發的《關于開展家庭教育指導工作的意見》明確要求，對家庭教育指導效果進行跟蹤評估，但目前還缺乏常態化跟蹤評估機制與剛性約束保障，部分指令流于形式，難以真正扭轉監護缺位、教育失當的問題。同時，社會支持供給存在短板，社會化觀護基地、專業心理咨詢、就業幫扶等資源存在顯著的分布不均問題，尤其是農村及偏遠地區供給嚴重不足。此外，部分服務機構專業性欠缺，難以滿足未成年人矯正幫教、心理疏導的個性化需求。對新型風險的應對滯后，網絡不良信息、新型涉毒涉賭等誘導因素對未成年人的危害加深，但當前缺乏有效的技術監測手段與法律規制，難以有效規制其誘發未成年人違法犯罪。

構建現代化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治理體系

構建相對完備的法律體系，夯實制度根基。構建現代化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法律體系是夯實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預防治理的制度根基，可以從標準完善、立法保障、責任強化等方面協同發力。針對分級干預制度的模糊地帶，應加快制定全國統一的“不良行為→嚴重不良行為→犯罪”界定標準，建立量化的風險評估指標，根據行為性質、危害程度、未成年人主觀惡性等因素制定差異化的干預措施。

專門教育作為矯治干預的關鍵載體，亟須通過專項立法破解發展瓶頸。將專門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與社會治理體系，清晰界定專門教育的法律定位，明確入學準入條件、矯治教育流程、師資配備標準。同時，建立穩定的經費保障機制，推動優質資源向薄弱區域傾斜，破解區域發展失衡難題。

強化責任閉環建設，細化監護人、網絡平臺、相關部門的法律責任與追責梯度；明確網絡平臺在內容審核、沉迷防控、信息保護等方面的具體責任義務，劃定不可觸碰的法治紅線；厘清政府部門、司法機關等相關主體的職責邊界，構建權責清晰、追責有據的責任體系，讓法律的剛性約束轉化為治理實效，為未成年人成長筑牢制度屏障。

打造協同治理機制，提升治理效能。提升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預防治理效能，構建多維度協同的治理機制。應率先搭建跨部門信息共享平臺，整合教育、婦聯、民政、公安、檢察、法院等部門的相關數據，建立統一的未成年人保護信息系統，涵蓋未成年人基本信息、家庭狀況、在校表現、不良行為記錄、干預措施等內容。建立“一人一檔、動態監測”的全流程管理模式，打破信息壁壘，實現風險隱患早發現、干預措施精準對接。

構建全鏈條預防體系，推動家庭法治教育、學校規則培育、社區重點幫扶的有機聯動。以家庭法治教育筑牢第一防線，以學校規則培育強化行為引導，以社區重點幫扶覆蓋特殊群體，形成“預防—發現—干預”的閉環聯動，從源頭減少風險誘因。借鑒新時代“楓橋經驗”，將矛盾糾紛與風險隱患化解在基層、消滅在萌芽狀態。

進一步優化網絡治理規則，明確網絡平臺在內容審查、風險監測、違規處置等方面的法定責任。要求平臺建立未成年人專屬保護機制，運用技術手段屏蔽不良信息，防范網絡沉迷，讓線上治理與線下協同形成合力，做到及時發現、快速處置，全方位提升治理的系統性與實效性。

深化司法與社會融合，實現標本兼治。深化司法與社會融合是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標本兼治的關鍵。司法實踐中，需將“少捕慎訴慎押”刑事政策與“教育感化挽救”方針深度融合，在案件辦理中兼顧法律懲戒與未成年人成長關懷，綜合考慮案件性質、社會危害、未成年人悔罪表現等因素，盡量采用非羈押性強制措施與不起訴措施。

社會支持體系的強化是融合治理的重要支撐。要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培育專業社會組織等方式，整合心理咨詢、法治教育、就業幫扶等資源，構建覆蓋城鄉的幫教網絡，破解農村及薄弱地區服務供給不足難題，讓專業力量全程參與矯治幫教。

健全全流程跟蹤評估機制。對矯治效果、幫教進展、監護干預成效開展常態化監測，根據未成年人成長動態及時調整干預措施，形成“司法引導—社會參與—動態評估—精準優化”的閉環治理模式，讓司法溫度與社會力量相互賦能，實現懲治與挽救并重、治標與治本統一，助力未成年人順利回歸正途、健康成長。

《建議》為強化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預防和治理提供根本法治遵循與堅實政策支撐，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預防和治理的法治化、精細化、協同化推進，以及構建“法治引領、多元協同、源頭治理、全程保護”的長效機制，要通過制度完善、機制創新與資源整合，打通司法與社會融合的堵點，補齊治理短板，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實踐內涵，彰顯法治建設的溫度與厚度，讓每一位未成年人都能在法治陽光下免受侵害、健康成長，為國家長治久安與民族未來發展筑牢根基。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法系北方民族多語種法律文獻整理、譯注與應用研究”（項目編號：23&ZD170）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單位：內蒙古財經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