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裕仁天皇去世后,其《侍從日記》揭露核心悔意——“確實低估了中國”。
這句“低估”背后,是日本軍國主義“三個月滅華”的狂妄計劃破產,以及中國以八年抗戰拖垮日本、捍衛民族存續的悲壯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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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日本工業實力碾壓中國(1937年日本年產鋼鐵580萬噸、飛機600架,中國分別僅4萬噸、0架),又憑借甲午戰爭、九一八事變的速勝經驗,認定中國是“不堪一擊的農業國”,首相杉山元甚至向裕仁打包票“打下南京,蔣介石政府必垮”。
但中國的抵抗徹底打破其幻想:1937年8月淞滬會戰,70萬中國軍隊頂著日軍艦炮轟炸死磕三個月,雖最終失守上海,卻粉碎“三月滅華”美夢,還為工業內遷爭取時間;
1944年衡陽會戰,中國守軍在無援軍、缺糧草的情況下,僅憑啃樹皮、燒牛皮腰帶堅守47天,日軍傷亡慘重仍久攻不下,指揮官橫山勇直呼“想不通他們為何不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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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日本崩潰的是中國的全民抗戰韌性:正面戰場,國民政府從南京退至武漢再遷重慶,始終未投降;
敵后戰場,八路軍、游擊隊不斷破壞日軍鐵軌、焚燒糧草,讓日軍“睡不安穩”;百姓哪怕手持破槍也爭相參軍,工廠拆機器西遷保存工業根基,學校流亡中堅持授課。
日本原本想“以戰養戰”,卻陷入“以國養戰”的泥潭——1941年起,日本本土百姓連紅薯葉都吃不上,工廠因缺油停工,數百萬精銳被釘在中國戰場動彈不得。
為擺脫困境,裕仁1941年簽發偷襲珍珠港命令,試圖“賭國運”靠拉美國下水分散壓力,結果反而陷入太平洋戰爭與中國戰場的雙線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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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裕仁穿著海軍制服廣播《終戰詔書》,全程回避“投降”二字,只提“接受波茨坦公告”,其無奈背后是日本的全面潰敗:本土遭原子彈轟炸,在中國戰場消耗殆盡,已無再戰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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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用軍事數據計算勝負,卻忽略了中國“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民族精神——從《論持久戰》指明“戰略防御、相持、反攻”三階段,到全民“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死扛,這種“不服輸”的力量,讓日本的速勝計劃徹底破產
正如裕仁晚年反思,日本不僅低估了中國的戰略縱深,更低估了一個古老民族在亡國危機前凝結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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