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搬來和我們住的那年,我三十二歲。新房剛交付,廚房亮得刺眼,我以為日子會像那些廣告里一樣,干凈、分工明確、各自體面。
她帶來的行李不多,一個舊皮箱,一床被子,還有一只保溫杯。她沒有說要不要幫忙做飯,只是在廚房門口站了一會兒,看了看灶臺,轉身回了房間。
那天晚飯是我做的。四菜一湯,不算難吃。她坐在桌前,吃得很慢,筷子輕,像怕吵到誰。我心里松了一口氣,又隱約有點不安。
后來我發現,她是真的不做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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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不會。她年輕時在廠里上過夜班,一個人拉扯我丈夫長大。那些年沒有外賣,也沒有便利店。她只是選擇不碰我家的鍋。
最初幾年,我把這件事當成一種克制的體面。她不插手,我不抱怨,各過各的。丈夫下班晚,飯桌上多半只有我們兩個女人。她吃我做的飯,從不評價,只說一句“辛苦了”。
第三年我有了孩子。坐月子那段時間,我以為她會進廚房。結果沒有。她幫我帶孩子,洗尿布,夜里起身,動作輕得像貓。天亮后,我照舊下床做飯。她在一旁抱著孩子,看我切菜,像看一場與她無關的表演。
我開始不舒服。
不是累,是不甘。家里明明多了一個人,卻像多了一塊沉默的家具,占著位置,卻不參與運轉。我和丈夫為這事吵過。他說她年紀大了,讓我多擔待。我問他,她當年怎么擔待你的。他不說話。
第七年,我提出請保姆。婆婆聽見了,說不用,她還能動。我以為她終于要進廚房了。結果第二天,她只是把地拖了一遍,又回了房間。
我開始對她冷淡。飯菜做得簡單,話也少。她看出來了,卻什么也不說。那種不說,比爭吵更讓人煩。
第十年冬天,她病倒了。腦梗,來得很突然。那天我下班回家,鍋里空著,燈卻亮著。我敲她的門,沒有回應。救護車的聲音在小區里回蕩,我第一次發現自己手在抖。
住院后,她話變少了。一天夜里,她忽然對我說,聲音很輕,像怕被別人聽見:“我一直在等。”
我問,等什么。
她看著天花板,說等你們哪天,真把我當家里的人。
我愣住了。
她說,她不是不愿做飯,是不敢。她怕一旦進了廚房,就成了理所當然。怕有一天做不動了,被嫌棄。她在她自己的家里,早就學會了退到角落。
她說這些話的時候,很平靜,沒有控訴。我卻突然明白,她這十年,其實一直站在門口。
出院后,我把廚房的鑰匙給了她。不是邀請,是交接。她第一次站在灶前,動作生疏,卻認真。飯菜依舊普通,卻多了一點味道,說不上來。
我不再計較誰做得多,誰做得少。有些人不動手,是因為他們在等一句留下。等一個位置。
我以前以為,獨立就是不欠誰。后來才知道,真正的獨立,是敢于需要,也允許別人被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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