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達身為中共一大元老，為何會選擇脫離中國共產黨？

“吾兄乃本公司發起人之一，現公司生意興隆，盼兄速來參與經營?！?/strong>

1948年11月，在南方一間破舊陰冷的寓所里，年近六旬的李達雙手顫抖著捧著這封信，眼淚吧嗒吧嗒直往紙上掉。

寫信的人正是當時已經在河北西柏坡運籌帷幄、即將拿下整個中國的毛澤東，而被他稱為“公司發起人”的，卻是已經脫離黨組織整整二十六年的李達。

這封信像一把鑰匙，瞬間打開了塵封二十多年的歷史大門，誰能想到，這位窮困潦倒的教書匠，當年竟然是和陳獨秀平起平坐的建黨元老？

01

把時鐘撥回到1923年的那個夏天，廣州的天氣熱得像個大蒸籠，讓人喘不過氣來。

就在這個火爐一樣的城市里，中共三大正在召開，但會場里的氣氛比外面的天氣還要燥熱，甚至可以說是一觸即發。

屋子里坐著的十幾個人，那是當時中國最頂級的大腦，是這個國家唯一的希望火種。按理說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戰友，見面應該親得不行，但事實恰恰相反，這一天的會議桌上，火藥味濃得嗆人。

吵架的主角，一個是當時黨的最高領導人陳獨秀，另一個就是負責宣傳工作的李達。

這兩人可不是一般的上下級關系。兩年前在上海，就是他們幾個湊在一塊，硬是把中國共產黨這個“初創團隊”給拉起來的。李達當年是一大代表，更是主管宣傳的中央局成員，論資歷，那是妥妥的“聯合創始人”。

但這回，兩人是真急眼了。

導火索就是那個讓無數人糾結的“國共合作”問題。當時共產國際那邊的意思很明確，嫌棄中國共產黨當時人太少，力量太弱，非要讓共產黨全都加入國民黨，想借著國民黨的殼子來發展自己。

陳獨秀雖然是個硬骨頭，但面對共產國際的死命令，他也只能硬著頭皮執行，在會上要求所有黨員必須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這下子，李達的那個湖南人的倔脾氣瞬間就上來了。

在他看來，這哪里是什么合作，這分明就是“合并重組”，甚至是“被收購”。如果大家都變成了國民黨黨員，那共產黨還算個什么？獨立性還要不要了？

李達他在會上拍著桌子吼，堅決反對這種為了短期利益犧牲原則的做法。

陳獨秀那脾氣大家也是知道的，人稱“老頭子”，那是容不得別人當面頂撞的主。兩人這一吵，從理論爭到了個人意氣，誰也不肯退讓半步。

那一年的秋天，李達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都驚掉下巴的決定：離職走人。

大家得明白那個年代的背景。那時候的共產黨可不是現在的執政黨，那是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的高危職業，沒工資沒福利，還得天天防著被殺頭。

李達在這個時候選擇退出，絕對不是為了榮華富貴，更不是貪生怕死，純粹就是書生意氣——既然道不同，那就真的不相為謀。

他覺得陳獨秀太霸道，聽不進意見；他覺得黨內的路線出了問題，不想跟著瞎折騰。

這一走，看似是負氣出走，實則是開啟了他人生中最艱難、最孤獨的一段旅程。哪怕是最親近的朋友當時都勸不住他，這頭“倔牛”拉著行李箱，頭也不回地消失在了廣州的街頭。

02

離開了組織的李達，日子過得那叫一個慘淡。

沒了組織的依靠，他還得時刻防著國民黨特務的眼睛。畢竟他在國民黨的黑名單上可是掛了號的“共黨要犯”。

為了養家糊口，也為了躲避追捕，他只能隱姓埋名，在這個亂世里東躲西藏。那時候的知識分子，不像現在這么吃香，尤其是一個不肯向權貴低頭的知識分子，那日子更是過得緊巴巴的。

但他干了一件特別硬核的事：寫書。

在那個兵荒馬亂、大家都忙著搶地盤、搶槍桿子的年代，李達卻選擇坐冷板凳。他躲在漏風的破屋子里，點著昏暗的油燈，一邊聽著外面的槍炮聲，一邊死磕那些晦澀難懂的馬克思主義原著。

他就是不信邪，非要把這些外國人的理論，翻譯成中國老百姓都能聽懂的大白話，非要從理論上證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行得通。

誰也沒想到，這個窮困潦倒的“脫黨分子”，竟然在那個時期寫出了《社會學大綱》和《經濟學大綱》這種重量級的著作。

這兩本書在當時是個什么概念？簡直就是理論界的“核武器”。

而在千里之外的延安，住在窯洞里的毛澤東，手頭最寶貝的東西，就是李達寄過去的這兩本書。

那時候延安條件艱苦，缺紙少筆，但毛澤東對這兩本書那是愛不釋手。他告訴身邊的警衛員，這書他前前后后讀了不下十遍，書都被翻爛了，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批注。

毛澤東這人看書挑剔得很，能讓他這么著迷的書，那絕對是精品中的精品。他還在延安的干部大會上極力推薦，說這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當干部的要是沒讀過，那就得去補課。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給出了一個極高的評價，他說李達是真正的人，在理論界的作用，就跟魯迅在文藝界的作用是一樣的。

你看這事兒多有意思。

一個人身在黨內當高官，可能還沒這么大的影響力；李達雖然人退出了，反倒成了黨內高層的“編外導師”，成了無數進步青年的精神領路人。

這就是英雄惜英雄。雖然兩人隔著千山萬水，雖然李達沒有了黨籍，但在精神層面，他從來就沒有離開過那個他親手參與創建的隊伍。

那些年，李達雖然窮得叮當響，有時候連買米的錢都得借，但他的腰桿子始終挺得筆直。國民黨的高官想拉攏他，許諾高官厚祿，他連正眼都不瞧一下；以前的老朋友勸他低頭認個錯，他也只是搖搖頭。

他就在那間破書房里，用筆當槍，守著自己心里的那塊陣地。

03

其實，李達本來是有機會早點歸隊的，這中間還出了個讓人扼腕嘆息的岔子。

時間來到1939年，那是抗日戰爭打得最激烈的時候。周恩來在重慶搞統戰工作，忙得腳不沾地，但他心里一直惦記著這位老戰友。

周恩來特意托人帶話給李達，想邀請他去延安講學，還專門提到，可以考慮恢復他的黨籍。

這消息傳到李達耳朵里，當時他就激動壞了。他在國統區憋屈了十幾年，做夢都想去延安，去看看那個傳說中的革命圣地。

他當時也是激動過了頭，對著來人脫口而出了一句大實話，他說只要那邊有一碗飯吃，他都愿意去。

這話咱們現在聽起來，那就是一句表決心的大白話，意思是“我不挑待遇，也不要高官厚祿，只要能活命讓我干革命就行”。

可壞就壞在，當時負責具體聯絡工作的人是博古。

博古這人，那是典型的“洋學生”出身，滿腦子都是教條主義，對李達這種“土倔老頭”本來就有成見。再加上兩人以前在理論上也有過分歧，博古一聽到這句“有碗飯吃”，立馬就炸了。

博古當時就冷笑了一聲，心想這都什么時候了，不想著怎么為革命奉獻，還在那講條件？還惦記著吃飯？

就因為這么個主觀臆斷，博古硬是把這事兒給壓下來了，甚至還給上面打了個不好的報告。

可憐李達在家里左等右等，把行李都收拾好了，連給延安那邊學生講課的提綱都寫好了，就是等不到回信。

這一等，就是整整十年。

十年啊，人生能有幾個十年？

這十年里，李達在國統區受盡了白眼和監控，甚至有好幾次差點被國民黨特務暗殺。而延安那邊，也失去了一位頂級的理論大師。

直到后來周恩來知道了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氣得把博古狠狠地批了一頓，說他是亂彈琴，把一位忠誠的老同志給擋在了門外。

但歷史就是這么殘酷，沒有如果。李達就是因為這一句話被人誤讀，硬生生錯過了在抗戰時期歸隊的最佳機會。

這事兒也給后人提了個醒，那些自以為是、拿著雞毛當令箭的人，往往比敵人還壞事。他們用自己的狹隘，差點毀掉了一個革命者的后半生。

04

時間一晃到了1948年，中國的局勢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這時候的國民黨已經是兵敗如山倒，百萬大軍被消滅得干干凈凈。而共產黨這邊，已經是勝券在握，眼看著就要奪取天下了。

毛澤東在西柏坡的窯洞里，運籌帷幄，指揮著千軍萬馬。但他心里，始終沒放下那個還在國統區受苦的老朋友。

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毛澤東提起筆，給李達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堪稱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幽默、最溫情，也是最霸氣的一封“邀請函”。

信里沒有打官腔，也沒有說那些虛頭巴腦的客套話，毛澤東是這么寫的：“吾兄乃本公司發起人之一，現公司生意興隆，盼兄速來參與經營。”

大家品品這幾句話。

毛澤東把共產黨比作“公司”，把波瀾壯闊的革命事業比作“生意”。這不僅僅是湖南人特有的幽默，更是一種極高的政治智慧和對老戰友的極大尊重。

他是在告訴李達：這個黨，也有你的一份功勞，你是原始股東，是發起人。當年你嫌經營理念不合走了，現在咱們把公司做大了，證明咱們的路子是對的，你這個大股東該回家了。

這封信幾經輾轉，通過地下黨的秘密交通線，終于送到了李達的手里。

李達看著信紙上那熟悉的字體，看著“生意興隆”那四個字，整個人都在顫抖。

二十多年的委屈、孤獨、堅持，在這一刻全都有了回報。他知道，老毛沒忘了他，黨沒忘了他。

他當即做出了決定，就算是爬，也要爬到解放區去。

那時候從湖南到河北，那是千山萬水，中間還要穿過國民黨的層層封鎖線。李達一個快六十歲的老頭子，身體又不好，這一路上的艱辛可想而知。

但他硬是咬著牙，冒著生命危險，一路北上。因為他知道，在那個遙遠的北方，有他的老戰友，有他一輩子的理想，還有那個正在變得“生意興隆”的新中國。

05

1949年5月，初夏的北平，陽光明媚。

李達終于到了。

兩個湖南老鄉，兩個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在闊別了整整二十六年后，終于在香山雙清別墅握上了手。

沒有那些痛哭流涕的煽情場面，也沒有什么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尷尬，毛澤東還是像當年那樣，親切地叫他“鶴鳴兄”，那是李達的字。而李達呢，還是那個倔脾氣，見到毛澤東也沒有唯唯諾諾。

兩人就像是昨天才剛見過面一樣，坐下來就聊這二十多年的風風雨雨，聊理論，聊國家大事。

1949年12月，由毛澤東親自做介紹人，劉少奇、李維漢等人作證，李達重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大家注意了，這不是普通的“重新入黨”，在毛澤東看來，這就是“歸隊”。這是一種遲到了二十六年的回歸，也是對一位老革命者最高的認可。

建國后，李達被任命為武漢大學的校長。

毛澤東對他是真的夠意思。每次毛澤東去武漢視察，不管行程多緊，不管有多少大事要處理，他都要專門抽出時間來見見李達。

有一次，毛澤東住在東湖賓館，特意囑咐身邊的秘書梅白，他給了李達一個特權。

毛澤東指著門口說，有一個人要來見我，無論什么時候，除了我上廁所和睡覺，隨時都可以讓他進來，不用通報。

梅白當時嚇了一跳，心想這是誰啊，這么大面子，連中央首長來了都得通報呢。

毛澤東笑著解釋說，是李達。你們可能不了解他，他是我們黨的發起人之一，是一大的宣傳主任。雖然中間有些波折，但他信仰無比堅定，是個真正做學問的人。

這就是蓋棺定論。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李達依然保持著他的書生本色。他在武漢大學搞教育，搞理論研究，依然像當年那樣直言不諱。

有人說他太直，容易得罪人；也有人勸他圓滑點，畢竟今時不同往日。但李達就是改不了，他覺得共產黨人講的就是一個“真”字，要是連真話都不敢說，那還叫什么馬克思主義者？

1966年8月24日，李達在武漢走完了他這跌宕起伏的一生，享年76歲。

他這一輩子，確實是挺折騰的。

從建黨的元老，到退黨的“路人”，再到重新歸隊的“老兵”。他的身份變了好幾次，檔案里的記錄也斷了好幾回。

但他用自己的一生證明了一個最樸素的道理：

組織上的身份或許會因為各種原因發生變化，檔案里的記錄或許會有空白，但只要心里的那個主義是真的，那這個人就永遠不會掉隊。

那個當年在廣州為了原則拍桌子的年輕人，那個在破屋子里點著油燈寫書的中年人，那個接到“公司邀請函”激動落淚的老人，其實一直都沒變。

正如毛澤東評價的那樣，他是一個“真正的人”。

在那個風起云涌、大浪淘沙的年代，能守住初心不改，這比什么都難，也比什么都珍貴。

李達去世的時候，身邊沒剩什么值錢的東西，只有滿屋子的書和手稿。

那些書稿里，密密麻麻寫的全是關于馬克思主義的注解，那是他一輩子的心血。

后來有人去整理他的遺物，看著那些泛黃的紙張，突然想起他在1923年退黨時說過的一句話。

當時大家都以為他是在賭氣，現在才明白，那是一句用一輩子去兌現的承諾。

他說：“我李達這輩子，這顆心是紅的，誰也變不了。”

比起那些在順境里高喊口號、一遇到挫折就變節投降的人，這個倔了一輩子的湖南老頭，才真正懂得什么叫信仰。

有些東西，不需要寫在檔案里，時間自然會給出最公正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