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啞巴弟弟”到“東北飛行家”，蔣奇明演活雙雪濤筆下最“犟”的普通人

東北的漫天風雪中，兩個失散多年的朋友在歸途“重逢”；另一個時空里，同樣是東北工業老區，一個男人用自制的飛行器沖向天際……

近日，改編自作家雙雪濤小說的兩部電影《我的朋友安德烈》與《飛行家》同步上映，形成了奇特的“雙雪濤對決”現象。兩位作品分別從不同維度，詮釋了這位作家筆下的小人物，如何在時代洪流中尋找自己的微光。

雙雪濤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電影語言與文學語言在表達上存在顯著差異，電影語言更加直接，通過視覺和聽覺的沖擊來制造想象空間，文學語言更加含蓄，充滿了留白和隱喻。

“我覺得一部電影到底是什么結果，很難預料。”雙雪濤直言，創作者應該保持自己的基本認知，文學與電影的關系應該是“有緣就一起做”，而不是勉強為之。

兩部普通人的“對抗史”

作為一位高產的作家，雙雪濤作品中的小人物從來不是扁平的存在，他們在特定歷史節點做出的選擇，構成了銀幕上的小人物微光。

電影《我的朋友安德烈》 中，劉昊然飾演的李默與董子健飾演的安德烈因一場意外分離，多年后，兩人在為父親奔喪的路上“重逢”，隨著時光被不斷回溯，平凡生活中的普通人直面被時間掩埋的創傷，從回避、對抗過去，到最終選擇與過去和解。

電影將雙雪濤原著中“朋友代替了自己一部分消亡”的隱喻轉化為溫暖的重逢，這種類似“記憶修復”的治愈，也溫暖了每一個觀影的觀眾。

《飛行家》 則通過三段飛行勾勒出李明奇（蔣奇明 飾）用一生去追逐飛行器夢想的冒險軌跡。還是凜冽的東北、衰落的工廠、冰天雪地的世界，天生“犟”種的李明奇成為那個在時代洪流中沉浮的普通人：第一次飛行，他為了愛情從2400米高空縱身躍下；第二次為妻子經營的酒吧散發傳單；第三次為了給外甥籌措醫藥費鋌而走險……

小人物的大腦洞，新奇有趣的故事，展現出那個時代下平凡人始終樂觀向上對抗生活的態度，主人公李明奇正是無數平凡東北人的縮影，他見過廢墟的沉寂、嘗過現實的磋磨，卻從未熄滅眼里望向天空的光。

光影轉化中的文學基因

雙雪濤的創作特色在這兩部電影中得到不同的影像化呈現，卻又保持著共同的文學基因。

《我的朋友安德烈》的改編，可以看作是對文學“留白”的一次視覺填空。原著小說中那份縈繞不去的悵惘，是很內斂而抽象的文學情緒。電影則通過具體的視聽手段外化了這種情感，導演董子健選擇用克制的鏡頭和舒緩的節奏，將文學的含蓄轉化為電影的沉浸感，“重逢”的溫暖與遺憾，乃至電影結尾時的真相大白，構成了文字之外的治愈感，在畫面留白與臺詞間隙中自然流淌。

《飛行家》的改編則側重于轉化文學的“隱喻”。小說中“飛行”是一個高度象征性的意象，電影將這一隱喻拆解為三次具體、甚至有些“土法煉鋼”式的飛行實踐。第一次跳傘是浪漫沖動的青春宣言，第二次駕機撒傳單是窘迫卻甜蜜的現實擔當，第三次鋌而走險則是被生活所迫的悲壯一躍。每一次飛行，都是主人公對抗地心引力般沉重現實的一次具體反抗。

從文學隱喻到光影呈現，雙雪濤作品的核心魅力，始終在于對時代洪流中個體命運的精準刻畫。這幾年，雙雪濤除了堅持寫作外，也開始擔任電影編劇、監制等工作，從《刺殺小說家》《平原上的摩西》到《我的朋友安德烈》《平原上的火焰》《飛行家》，隨著越來越多作品被改編，他或多或少參與到電影制作當中，并學會用電影的方式去思考。

談起電影與文學的關系，雙雪濤在采訪中曾這樣表述說，自己依舊覺得當下的市場很殘酷，想把文學改編作為一個影視產業并不容易，優秀的原創劇本很多，但有文學作為底子的電影，它的世界還是會略有不同。

就像《我的朋友安德烈》《飛行家》這兩部電影，它們共同證明了文學改編并非簡單的轉譯，而是一次需要理解與共鳴的再創作。兩部電影一個是向內探究記憶的幽微之處，一個向外追逐現實的浪漫突圍，但都小心護住了原著中那份對小人物的凝視與關懷，也讓那個由文字構筑的“世界”，在光影中得以延續。

瀟湘晨報·晨視頻記者 周詩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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