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的漫天風雪中,兩個失散多年的朋友在歸途“重逢”;另一個時空里,同樣是東北工業老區,一個男人用自制的飛行器沖向天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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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改編自作家雙雪濤小說的兩部電影《我的朋友安德烈》與《飛行家》同步上映,形成了奇特的“雙雪濤對決”現象。兩位作品分別從不同維度,詮釋了這位作家筆下的小人物,如何在時代洪流中尋找自己的微光。
雙雪濤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電影語言與文學語言在表達上存在顯著差異,電影語言更加直接,通過視覺和聽覺的沖擊來制造想象空間,文學語言更加含蓄,充滿了留白和隱喻。
“我覺得一部電影到底是什么結果,很難預料。”雙雪濤直言,創作者應該保持自己的基本認知,文學與電影的關系應該是“有緣就一起做”,而不是勉強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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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部普通人的“對抗史”
作為一位高產的作家,雙雪濤作品中的小人物從來不是扁平的存在,他們在特定歷史節點做出的選擇,構成了銀幕上的小人物微光。
電影《我的朋友安德烈》 中,劉昊然飾演的李默與董子健飾演的安德烈因一場意外分離,多年后,兩人在為父親奔喪的路上“重逢”,隨著時光被不斷回溯,平凡生活中的普通人直面被時間掩埋的創傷,從回避、對抗過去,到最終選擇與過去和解。
電影將雙雪濤原著中“朋友代替了自己一部分消亡”的隱喻轉化為溫暖的重逢,這種類似“記憶修復”的治愈,也溫暖了每一個觀影的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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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家》 則通過三段飛行勾勒出李明奇(蔣奇明 飾)用一生去追逐飛行器夢想的冒險軌跡。還是凜冽的東北、衰落的工廠、冰天雪地的世界,天生“犟”種的李明奇成為那個在時代洪流中沉浮的普通人:第一次飛行,他為了愛情從2400米高空縱身躍下;第二次為妻子經營的酒吧散發傳單;第三次為了給外甥籌措醫藥費鋌而走險……
小人物的大腦洞,新奇有趣的故事,展現出那個時代下平凡人始終樂觀向上對抗生活的態度,主人公李明奇正是無數平凡東北人的縮影,他見過廢墟的沉寂、嘗過現實的磋磨,卻從未熄滅眼里望向天空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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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轉化中的文學基因
雙雪濤的創作特色在這兩部電影中得到不同的影像化呈現,卻又保持著共同的文學基因。
《我的朋友安德烈》的改編,可以看作是對文學“留白”的一次視覺填空。原著小說中那份縈繞不去的悵惘,是很內斂而抽象的文學情緒。電影則通過具體的視聽手段外化了這種情感,導演董子健選擇用克制的鏡頭和舒緩的節奏,將文學的含蓄轉化為電影的沉浸感,“重逢”的溫暖與遺憾,乃至電影結尾時的真相大白,構成了文字之外的治愈感,在畫面留白與臺詞間隙中自然流淌。
《飛行家》的改編則側重于轉化文學的“隱喻”。小說中“飛行”是一個高度象征性的意象,電影將這一隱喻拆解為三次具體、甚至有些“土法煉鋼”式的飛行實踐。第一次跳傘是浪漫沖動的青春宣言,第二次駕機撒傳單是窘迫卻甜蜜的現實擔當,第三次鋌而走險則是被生活所迫的悲壯一躍。每一次飛行,都是主人公對抗地心引力般沉重現實的一次具體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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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學隱喻到光影呈現,雙雪濤作品的核心魅力,始終在于對時代洪流中個體命運的精準刻畫。這幾年,雙雪濤除了堅持寫作外,也開始擔任電影編劇、監制等工作,從《刺殺小說家》《平原上的摩西》到《我的朋友安德烈》《平原上的火焰》《飛行家》,隨著越來越多作品被改編,他或多或少參與到電影制作當中,并學會用電影的方式去思考。
談起電影與文學的關系,雙雪濤在采訪中曾這樣表述說,自己依舊覺得當下的市場很殘酷,想把文學改編作為一個影視產業并不容易,優秀的原創劇本很多,但有文學作為底子的電影,它的世界還是會略有不同。
就像《我的朋友安德烈》《飛行家》這兩部電影,它們共同證明了文學改編并非簡單的轉譯,而是一次需要理解與共鳴的再創作。兩部電影一個是向內探究記憶的幽微之處,一個向外追逐現實的浪漫突圍,但都小心護住了原著中那份對小人物的凝視與關懷,也讓那個由文字構筑的“世界”,在光影中得以延續。
瀟湘晨報·晨視頻記者 周詩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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