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夏日傍晚,熱浪裹著棉絮與梔子花的氣息,黏在皮膚上揮之不去。我推著二八大杠自行車從縣一中出來,車把上掛著的破帆布包晃悠著,里面是哥周濤托我帶給同學劉萍的書。彼時我剛考完高考,成績懸而未決,心里揣著的,還有藏了兩年的秘密。
紡織廠女工宿舍門口,夕陽把一切都染成暖橘色。劉萍正彎腰給門口那排太陽花澆水,白底碎花連衣裙襯得她身形纖細,兩根麻花辮垂在肩頭,濕漉漉的手背擦過額頭汗珠時,整個人像被鍍了層金邊。就是這一幕,讓我兩年前在哥的畢業照上初見她時,便再也移不開眼。
“萍姐!”我喊出聲,才發覺聲音干澀發緊。劉萍直起身轉頭,看見是我,眉眼彎成了月牙:“周洋?你怎么來了?”“我哥讓我給你帶幾本書。”我把帆布包遞過去,目光飛快掃過她的臉,又慌忙垂下——那是我十九歲的羞怯,連喜歡都不敢直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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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萍接過包,翻出里面的《朦朧詩選》,眼里泛起光亮:“這本我想看好久了,你哥總這么熱心。”她隨口問起哥在省城的近況,我有一搭沒一搭地應著,心里卻在反復演練那句憋了兩年的話。她二十二歲,在紡織廠干了三年,是車間里的技術骨干;我十九歲,還是個前途未卜的高中畢業生,可喜歡這回事,從來不管身份與差距。
“你高考怎么樣?”劉萍合上書本,語氣里滿是關切。“還等通知呢。”我撓了撓頭,鼓足勇氣開口,“萍姐,你吃晚飯了嗎?街口新開了家餛飩店,我請你。”這句話說得又快又急,生怕多猶豫一秒,勇氣就散了。劉萍愣了愣,隨即笑著點頭:“好啊,你等我放書換件衣服。”
等待的幾分鐘里,我的心跳快得要撞碎胸腔。紡織廠的煙囪還在冒著白煙,夕陽漸漸沉落,空氣里的熱氣慢慢消散,只剩晚風拂過太陽花的輕響。劉萍很快出來,換了淡藍色的確良襯衫和黑色長褲,頭發梳得整齊,清爽得像一陣晚風,吹散了我大半緊張。
餛飩店人不多,我們選了靠窗的位置,兩碗鮮肉餛飩,一碟花生米,便是我能拿出的最好招待。熱氣氤氳中,劉萍問起哥的書信內容,我卻盯著她的側臉,突然開口:“萍姐,其實我今天來,不只是送書。”她抬眸看來,眼里滿是疑惑,我深吸一口氣,手心沁滿冷汗:“我喜歡你,從兩年前見你第一眼就喜歡,我想娶你做老婆。”
空氣瞬間凝固。劉萍的臉從臉頰紅到耳根,張了張嘴又閉上,聲音發顫:“周洋,你知道自己在說什么嗎?我是你哥的同學,比你大三歲,就是個普通女工。你才十九歲,前程遠大,不能這么想。”“年齡算什么?我馬上要上大學了,我能對你好。”我急著辯解,聲音稍大,引來鄰桌側目。
“你哥知道嗎?”她打斷我,一句話讓我語塞。我當然不敢告訴哥,在他眼里,我只是個沒長大的弟弟,劉萍是值得敬重的老同學。“你連你哥都不敢說,說明你自己也知道不合適。”劉萍嘆了口氣,語氣軟了下來,“你還小,以后會遇到更好的姑娘,別耽誤自己。”那碗餛飩吃得格外沉默,臨走時她堅持付了自己的那份錢,在宿舍門口輕聲說:“今天的話,我就當沒聽過。”
我推著二八大杠走在黑夜里,星星一顆顆亮起來,心里空落落的,卻沒有半分后悔。至少,我把心意說給了她聽。七月底,高考成績公布,我考了全縣第三,被省城師范大學錄取。家里放起鞭炮慶祝時,我第一個想告訴的人,還是劉萍。
我揣著一包大白兔奶糖去了紡織廠,劉萍剛下夜班,眼下帶著淡淡的黑眼圈,看到我時神情復雜。“恭喜你。”她接過奶糖,語氣平淡。“萍姐,我考上大學了,等我畢業,我就回來娶你。”我固執地說。劉萍苦笑:“四年會發生很多事,別再說傻話了。”可我沒放棄,堅持要和她通信,每周一封,她回不回都好。
九月開學,我在劉萍宿舍門口等到九點半,終究沒等到三班倒的她,只塞了張寫著“等我”的紙條。大學生活忙碌而新鮮,我加入文學社,在校報發表小詩,每周六晚上雷打不動給她寫信,說校園里的趣事,說對未來的規劃,說我又長高了兩厘米。她很少回信,三個月只收到兩封,字跡娟秀,內容簡短,結尾永遠是“好好讀書,注意身體”。
元旦前,我用省吃儉用的飯錢買了條紅圍巾寄給她——我記得她冬天騎自行車上班,脖子總凍得通紅。不久后,我收到了她的包裹:一件深藍色手織毛衣,針腳細密,還有兩瓶她媽媽做的肉醬,信里說“省城冷,多穿點”。我抱著毛衣睡了一夜,仿佛能聞到她身上的氣息。
1990年春天,我開始做家教攢錢,想暑假帶她去天安門——那是她隨口提過的心愿。可六月,哥突然來找我,飯桌上開門見山:“你在追劉萍?”我坦然承認,卻被哥潑了冷水:“劉萍家里難,爸爸早逝,媽媽多病,弟弟還在上學,她需要能分擔壓力的人,不是你這個還靠家里供的學生。”那頓飯不歡而散,哥的話像根刺,卻沒動搖我的決心。
暑假回家,我偷偷去紡織廠看她。透過車間窗戶,我看見她在轟鳴的機器前接線頭,額汗涔涔,工作服后背全濕了,棉絮粘在發絲上。那一刻,我懂了哥的顧慮,也更心疼她。劉萍看到我,摘下口罩走來,我遞上冰棍,她卻避開我的目光:“我們不合適,我家里在催我相親,是個技術員,很安穩。”
我抓住她粗糙的手,不肯松開:“給我兩年時間,等我畢業,我一定能給你安穩。”她的眼淚掉在我手背上,哽咽著求我放手。那個暑假,我瘋狂打工,一天打兩份工,只想快點長大,快點給她依靠。開學前,我托妹妹給她帶了信和三百塊錢,還有一首我寫的詩,字字都是我的堅守。
之后的日子,我們依舊保持著淡淡的聯系。她告訴我紡織廠效益變差,我鼓勵她考會計證;她拒絕了技術員的提親,我知道她還在等我。1991年暑假,我第一次去她家,見到了她體弱的媽媽。我坦誠地說起我的規劃,承諾畢業后回縣城教書,好好照顧她們母女。劉萍媽媽紅了眼,終究松了口,劉萍在一旁低著頭,指尖絞著衣角,卻沒再拒絕。
大四那年,我提前實習,爭取畢業后能直接留在縣一中。我和劉萍的信多了起來,她告訴我自己升了班組長,還在學會計。1992年六月,我畢業典禮一結束,就揣著用實習工資買的銀戒指回了家。黃昏時分,我在紡織廠門口等她,看著她和女工們一起走出來,眼里滿是歡喜。
“畢業了?”她聲音哽咽。我掏出戒指盒,打開:“劉萍,嫁給我。”她笑著流淚,嗔怪我在廠門口求婚,卻乖乖伸出手。我顫抖著給她戴上戒指,尺寸剛剛好——那是我對著她信封上的字跡,反復比對出來的。
那年十月,我們在院子里擺了幾桌酒席,簡單卻熱鬧。哥喝了杯酒,拍拍我的肩:“好好待她。”婚后的日子不寬裕,我們租著小平房,我教書,她做工,卻過得踏實。1993年劉萍下崗,我鼓勵她復習考會計證,她白天打零工,晚上熬夜學習,我陪著她一起刷題,就像當年她鼓勵我考大學一樣。
后來,劉萍成了公司財務主管,我成了縣一中副校長,我們買了房,有了一雙兒女。陽臺上的太陽花分了好幾盆,每年夏天都開得燦爛,就像我們的愛情,從1989年那個莽撞的告白開始,在六年的堅守里,在平凡的日常里,開出了最絢爛的模樣。
如今二十八年過去,每當夜深人靜,劉萍還會問我:“你當年怎么就那么肯定?”我總會抱著她,輕聲說:“從看見你的第一眼起,我就知道,這輩子就是你了。”愛情從不是童話,是一次次選擇,一次次堅守,是我們一起把日子,慢慢過成了想要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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