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城市 | 數字時代人民城市治理的智慧模式（下）

數字時代的人民城市治理具有典型的智慧模式，它遵循“智慧城市形態”的人民城市建設現實，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民城市建設理念，致力于滿足人民美好數字生活需要的城市治理目標。

原文 ：《數字時代人民城市治理的智慧模式》

作者 |中共浙江省委黨校浙江省“八八戰略”創新發展研究院研究員 楊文帥

圖片 |網絡

[前文詳見本期二條推送]

人民城市治理智慧模式的建設與展望

數字時代無疑加劇和擴大了城市的治理難度，對城市治理提出了由傳統模式轉向智慧模式的要求，而城市能否完成對應轉變將深刻影響治理效能的發揮。人民城市治理的核心目標是讓人民在城市實現美好生活，數字時代塑造了城市的智慧形態，人民對城市智慧化生活提出了更多向往，亟需探索人民城市治理的智慧模式。

人民城市治理智慧模式的建設。正是在長久的城市生活中，中國人在潛移默化中形成了共同遵守的空間秩序、社會秩序和精神秩序，孕育了根植于“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理念的城市治理智慧模式。國際著名城市研究學者科特金在考察了全球城市文明的歷史之后認為，有三個關鍵因素決定了城市全面健康發展，分別是神圣/精神（sacred）、安全（safe）、繁忙（busy）三個基本要素，他認為“神圣、安全、繁忙”同時存在的地方，城市文化就興盛；反之，在這些因素式微的地方，城市就會淡岀，最后被歷史所拋棄。智慧模式著眼于數字時代智慧城市形態的現狀以及未來數字城市演進的趨勢，從共同體的整體視野，通過建設智慧式的空間共同體、經濟共同體、社會共同體、組織共同體、精神共同體等，實現“打造宜居、韌性、智慧城市”的人民城市發展目標。

一是建設智慧式的空間共同體，通過打造“縱向到底、橫向到邊、共建共治共享”的空間結構和空間形態，破除一切空間碎裂、空間隔閡等問題。二是建設智慧式的經濟共同體，通過在數字政府建設和數字市場規范兩個方向發力，促進數字經濟在生產和分配兩端的公平正義及可持續發展。三是建設智慧式的社會共同體，通過解決數字化社會產生的貧富分化、崗位消減、迭代頓挫等社會問題，保證每位社會成員都能公平公正享有數字資源并具有參與數字治理的能力，營造人人互相協作和共同工作的集體性社會行動態度和氛圍，實現城市居民共擔城市風險、共商城市建設、共建美麗城市、共享城市權益。四是建設智慧式的組織共同體，通過對雜糅混亂的信息進行高效的甄別、篩選和聯通，達成城市功能與城市空間的多樣而又有序的契合關系，進而把數字要素轉化為治理要素。五是建設智慧式的精神共同體，城市的核心是人，通過關注人的精神世界，避免數字對人性的距離化和符號化，減少個人持有的冷漠、自私、漠然、狹隘等消極態度，確保社會大眾在保有富有生機、包容信任、相互支持的數字倫理中，迸發出共同建設人民城市的集體行動。

人民城市治理智慧模式的展望。城市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的角色日益重要，數字時代的城市在空間環境、空間布局、空間權力及空間結構等多層次引發智慧變革。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城市數字化具有獨一無二的特征，其成型于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形式最復雜的城市化進程中，城市的繁榮得益于數字的智慧特性，然而，城市的問題同樣也來源于數字的智慧特性，這使得能否建立與之相契合的智慧治理模式變得至關重要。智慧模式的合理性在于其真實匹配數字本體的智慧，可以把握數字智慧的瞬息變化，將可能的數字治理風險降至最低，并且可以隨著數字城市變遷建立變遷式的城市治理共同體。

從空間共同體的角度而言，智慧模式有效解決了中國城市數字化進程中的空間隔閡難題，包括人與人之間精神空間與物質空間的隔閡問題、行政區域與行政區域之間數字鴻溝問題等，實現城市數字發展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的辯證統一。從經濟共同體的角度而言，智慧模式著重破解數字智慧對城市建設的困難梗阻，使數字城市朝著公平正義平衡包容普惠方向發展。從社會共同體角度而言，智慧模式力圖推動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城市中的所有人都是治理的主體。從組織共同體的角度而言，智慧模式意味著有序的集合秩序，數字要素要在智慧治理網絡中規范傳輸，在城市空間和城市秩序中發揮智慧的功能。從精神共同體的角度而言，智慧模式為城市供給了符合數字倫理的道德秩序、公民價值和數字規律，在本身無意義的數字世界中建構了數字本體與社會屬性互構的智慧化意義世界。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86期第3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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