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齊白石篆刻生涯的湘潭黎氏，齊白石傳人齊良芷弟子湯發周發布

導語：
湘潭黎氏作為湖湘文化世家，對齊白石篆刻藝術影響深遠。從黎松安、黎薇蓀指導其初學刻印，到與黎丹、黎鐵安等切磋秦漢篆法，黎氏數代人不僅為白石提供藝術啟蒙，更以詩印往來促其精進。這段跨越兩家的情誼，見證了一代宗師從木匠到篆刻大家的蛻變，亦成為湖湘文化交融的經典縮影。

世上曾有齊白石，余墨尚存人世間。

若問余墨哪里求，白石山堂少白處！

△齊白石后人-齊碩用齊家大篆書寫:“白石山堂”，題款:湯發周院長雅屬，乙已年九月吉日，白石后人齊碩書于京華硯田書屋。

△齊白石后人-齊碩用齊家大篆書寫:“白石山堂”，題款:湯發周院長雅屬，乙已年九月吉日，白石后人齊碩書于京華硯田書屋。

白石山堂齊白石書畫院全資子公司，是目前收藏齊白石作品最多的一家書畫院，全權負責齊白石文創、齊白石風尚等品牌的創立與發展，致力于對齊白石書畫、藝術、篆刻鑒定及拍賣等資產，進行內容挖掘、體系梳理、產業推動、業態創新、價值觀重現等工作的重要內容，是打造基于齊白石文化藝術的產品創新平臺的重要環節。

齊白石除繪畫外，詩作、書法和篆刻皆別具一格，造詣精深。在這四藝之中他還特別看重篆刻，在現代印人史中他的篆刻也占一席之地。因詩文、篆刻，齊白石與黎氏家族過從甚密，與黎氏幾代成員黎丹、黎松安、黎承禮、黎鐵安、黎澤泰之情誼既久且深。

晚年正在刻印的齊白石

人們熟知的齊白石的故事是：一位木匠因勤奮好學，而后成為一位畫師，繼而得貴人指點，衰年變法，才藝全面，成為聲望一時無人可及的藝術家。

白石老人除繪畫外，詩作、書法和篆刻皆別具一格，造詣精深。在這四藝之中他還特別看重篆刻，在現代印人史中他的篆刻也占一席之地。

因詩文、篆刻，齊白石與黎氏家族過從甚密，與黎氏幾代成員黎丹、黎松安、黎承禮、黎鐵安、黎澤泰之情誼既久且深。這段比較重要的經歷鮮為人知，而在《白石老人自述》里，白石本人談及有關黎氏家族的段落則比較詳盡，其中談及在年輕時因學習篆刻與黎氏家族數位成員交為朋友的幾則軼事非常令人動容。

黎丹：形如兄弟，可共患難

《自述》中最先提及黎丹（1873-1937）,因為他是黎氏家族較早進入芝木匠(當年人們對年輕齊氏的昵稱)生活中的一位。在他們相遇之前，芝木匠已與黎家有過頻繁接觸。《自述》中是這樣開頭的：“我們師徒常去的地方，是陳家垅胡家和竹沖黎家。胡、黎兩姓都是有錢的財主人家，他們家里有了婚嫁的事情，男家做床廚、女家做妝奩，件數做得很多，都是由我們師徒去做的。有時師傅不去，就由我一人單獨去了。”胡家即眾所周知的芝木匠（白石年輕時人們對他的昵稱）恩師胡沁園家，這里將胡、黎兩家相提并論，因為他們兩家是姻親。當芝木匠二十八九歲時，已經在恩師胡沁園家學畫和研習詩書好幾年，他回憶那時遇到黎丹是這樣寫的：“有位朋友黎丹（黎培敬長房長孫），號叫雨民，是胡沁園的外甥。到我家來看我，留他住下。夜無油燈，燒了松子，和他談詩。”黎丹小芝木匠10歲。當他從舅父胡氏那里得知芝木匠是一位勤奮好學的匠人，酷愛詩書，便主動和他交友。當年黎丹第一次到芝木匠家已是掌燈之時，談書論詩興致上來自然不是三言兩語能作罷，當晚就此住下。齊氏后來記起這件事，有詩云：“燈盞無油何害事，自燒松火讀唐詩”。他們一見如故，然后慢慢便成為至友。

接下來的這件事說明黎丹和芝木匠的交往并非這位年青人一時沖動或好奇。33歲（1896年）時的芝木匠又想起前幾年黎丹如何關心和幫助他的事，讓他用書信與朋友交往有了充分自信。他毫不掩飾自己的短處，這樣寫道：“我自知文理還不甚通順，不敢和朋友們通信。黎雨民要我跟他書信往來，特意送了我一些信箋，逼著我給他寫信，我就從此開始寫起信來，這確是算得我生平的一個紀念。”那時黎雨民雖只有20歲左右，從小受家學熏陶，得到良好教育。他不是錦上添花的人，為了急于讓朋友提高書信修養，便使出人們難以拒絕的一招，其結果確實使芝木匠羞于退縮。其用心良苦的做法使好友深藏在記憶中：“這確是算得我生平的一個紀念”，這句話非常中肯地表達他為此長記勿忘。隨后雖各奔東西，但純真之友情始終未變。

齊白石為黎丹的母親作《黎夫人像》，上有齊白石題記。

在老年時的白石因為一幅畫，又回憶起他和黎丹年輕時的交往。齊氏曾給黎丹母親（1852-1909）畫像，這幅《黎夫人像》始終未能畫歸原主，而在《自述》中突然現身。此幅畫像約成于1895年，那時黎夫人應為43歲左右。雨民為何當時沒將畫像收下，也許因忙于應試而耽擱，此事已無從考據。畫上的一段題記是齊氏52年后補寫的，這段文字既表述遺憾，又飽含深情：“受降后二年丙戌（1947）冬初，兒輩良琨來金陵見予。出此像，謂為誰，問于予，予曰：尊像乃乃翁少年時所畫，為可共患難黎丹之母胡老夫人也，聞丹有后人，他日相逢，可歸之。亂離時遺失，可感（同憾，也作恨解）也。”此畫經歷數十年動亂后仍保存完好，真是幸事。題記中對好友黎丹謂“可共患難”，寥寥數字便能隱述他們之間情誼非同一般。他們年輕時除書信往來，還一起參加詩社可謂朝夕相處，故能出此動情之言。此畫重見天日時黎丹已去世約10年之久。據黎丹孫女黎沙柳說這幅《黎夫人像》最后為遼寧博物館所收藏，其過程她亦不詳。

自從這位年輕人走進芝木匠的世界后，芝木匠便開始和更多黎氏家族成員結下不解之緣。

黎松安：最早的印友，亦師亦友

與黎松安個人的交往是齊白石從木匠轉變為畫匠以后。

自從芝木匠被胡恩師收留學習繪畫，同時研習詩文，進步神速。數年后，芝木匠從此身份經歷了“蝶蛹之變”，他“就扔掉了斧鋸鉆鑿一類家伙，改了行，專做畫匠了”。此話表達自喜同時又對前途充滿信心。從此以繪畫營生的他，除了畫山水、蟲鳥，同時也為人畫像。開始走上一條全新的人生道路。

齊氏提起黎松安是這樣說的：“住在長塘的黎松安，名培鑾，又名德恂，是黎雨民的本家（應為祖輩），那年春天，松安請我去畫他父親的遺像……我就在松安家住了好多時候……”齊氏當木匠時無疑去過松安家，但以畫匠身份上黎松安家應是第一次，“……那時，松安的祖父還在世，他老先生是會畫幾筆山水，也收藏了些名人字畫，都拿了出來給我看，我就臨摹了幾幅……”齊氏在與當地鄉紳交往時，總是捉住各種機會，不斷充實自己。正是這種如饑似渴的勤學精神，造就他日后成為藝術大師。

以繪畫營生期間，為了提高自身文學修養，白石先組織“龍山詩社”，不久又加入了黎松安組織的“羅山詩社”，齊氏為此是這樣記敘：“我們龍山詩社的主干七人，和其他社外詩友，也都加入，時常去作詩應課。兩山相隔，有五十來里地，我們跑來跑去，并不嫌著路遠。”從這里使我們看到那時人們不辭辛勞把詩文化當成是一種修養和精神追求。倒也沒有當作繼承傳統的意識，而是一種本能。接著他們不滿足僅會作詩而已，又進一步要求將好詩配以花箋（詩箋），對藝術的要求達到一個更高層次。畫花箋的事自然就落在畫匠白石的肩上。“我義不容辭……裁八行信箋大小，在晚上燈光之下，一張一張地畫上幾筆，有山水，也有花鳥……著上了淡淡的顏色，倒也雅致得很……”我把這件事也記錄下來，實在想介紹這些酷愛藝術的人們如何把高雅藝術與日常生活結合起來，這種形式為何受到那個時代那種偏僻地方的人們如此眷愛，值得深思。

黎松安的篆刻作品

詩社合并后白石和松安不但經常見面，又因胡沁園師提醒白石繪畫離不開印章又好上了篆刻。“黎松安是我最早的印友，我常到他家去，跟他切磋，一去就在他家住上幾天……”根據記載，他在松安家刻印時，刻了磨，磨了又刻，把他家客室的墻和地弄得滿是泥漿。但書香之家各處應該都是窗明幾凈的，雖然他說得有些夸張，但松安對此沒有半點微詞是事實。他們兩人之間的感情一天天加深。當松安知道白石得到一些好的石章，便去向他要幾顆，不過松安也把自己心愛的壽山凍印石與白石分享。

齊氏55歲以后便定居北京。他與黎松安友誼又開始新的一頁，“我的同鄉老友因他兒子劭西(黎松安長子黎錦熙)在教育部任職也來到北京，和我時常見面”，這段文字表明與老友松安同時客居他鄉往來更為頻繁。1931年，“重陽那天，黎松安來，邀我去登高。我們在此時候，本沒有這種閑情逸興，卻因古人登高，原是為了避災，我們盼望國難早日解除，倒也可以牽綴上登高的意義”。重陽節老友相聚本是件樂事，卻因國難當頭，興致不高，沒有遠游，只是登上宣武門城樓，看看炊煙四起，不勝感慨一番。即使齊氏經常遠游，他們亦書信不斷，白石一次致松安信函中有“以友兼師事公”之語，因此人們常以“亦師亦友”來評論他們的情誼，其實從他們相處時“彼此不分”之小事，視其為手足之情也未嘗不可。總之，兩位老人最后常居燕京又都進入耄耋之年，實屬少見。白石與松安交往時間之長為諸位黎氏家族之首，稱之為莫逆之交也名副其實。雖然大家垂垂老矣，卻仍然彼此念念不忘。晚年白石翁所作詩句曾道及：君與我論交,情比潭水深。未聞管與鮑，交得到兒孫。此后與黎氏家族交往確實像他所說，三代成為摯友。

黎承禮、黎鐵庵兄弟：在曲折的學印生涯里不斷提挈

白石是從學篆刻開始與黎承禮、黎鐵庵（黎培敬第五、六子）交往。他對篆刻產生濃厚興趣又是受到恩師胡沁園的提醒。胡師對齊氏關懷備至。在齊氏34歲時，一日，胡師看到白石的一幅畫作非常滿意,題詞落款也都很好,就缺印章。于是他跟齊氏說印章也是一門藝術，對一幅畫來說非常重要。齊氏立即感覺到這話的分量，便牢記在心。他每做一件事，總是追求完美，當意識到作為一幅水墨畫若不加上一方印章將會被人恥笑，便下決心像學雕花木器、學作詩作繪畫一樣，立志要把篆刻這門藝術學到手。齊氏學篆刻先是受黎松安指點，松安雖送過丁龍弘、黃小松兩家刻印的拓片供其參考，“只因拓片不多，還摸不到門徑”。隨后得知黎桂塢（黎雨民父親）的弟弟薇蓀和鐵安都精于此道使他興奮不已。便立即去拜訪這兩位黎氏兄弟。

黎氏兄弟與齊氏并不陌生，他們雖非龍山詩社成員，也沒加入羅山詩社，作為社外詩友經常見面。當齊氏向他們提出想學篆刻時，黎鐵安便搶先狡黠地對他說：“南泉沖的楚石，有的是！你挑一擔回家去，隨刻隨磨……都成了石漿，那就刻得好了。這雖是一句玩笑話，卻也很有至理”。因為他們本是熟人，鐵庵毫無顧忌嘻嘻鬧鬧說了一通，齊氏并不在意，而是悟出其中道理，回去后便埋頭刻印，于是就有齊氏歇在黎松安家時把所住的客室弄得滿是泥漿之說。

其后他又不厭其煩去請教黎薇蓀。薇蓀明知齊氏的聰慧、穎悟，是一位學藝非常執著的人，也有意跟他開個玩笑。薇蓀據聞齊氏好水煙，是松安逼他戒掉的，于是也來刁難他一番。指著一水煙袋說：“你要是能把這煙袋的水喝下，就教你篆刻。”話未落音，齊氏真的把水煙袋里的水一飲而盡，薇蓀急忙伸手也沒檔得及。由于對齊氏學印的決心深受感動，薇蓀便和鐵庵一道手把手教他。不僅如此，薇蓀既然同意指教齊氏，當然要考慮如何使齊氏盡快掌握這門技藝。薇蓀還是遠在崇安縣令任上時，也不時在琢磨此事,特地為他收集到更多浙派丁、黃印譜，差人送給齊氏，當然齊氏不會忘記這番好意，在《自述》中記：“黎薇蓀的兒子戩齋（澤泰），交給我丁龍泓、黃小松兩家的印譜，說是他父親從四川寄回來給我的……”齊氏把先后從松安和薇蓀處得到的丁、黃兩家拓片進行深入研究，這時才覺得對于他們的刀法“就有了途軌可循了”。經過不斷磨練,齊氏的篆刻漸漸小有名氣。過了約10年之久，齊氏43歲時又來到薇蓀家，“見到趙之謙《二金蝶堂印譜》借了來，用朱筆鉤出，倒和原本一點沒有走樣。從此，我刻印章，就摹仿趙撝叔（之謙）的一體”。薇蓀提供的這些印譜對白石今后學印應該說起到較為重要的作用。

齊氏印作雖大有進步，但他覺得始終與黎鯨庵（承禮）相仿佛，徘徊丁黃與趙撝叔之間，為此并不滿足。他每學一門藝術從來不會因得一時之成就而止步不前。他一刀一刀在印石上雕鑿時便細細琢磨木雕與石雕相通之處。心想何不將木雕手法運用到篆刻中來，于是具有雕花木匠手藝的齊白石，將其手上工夫融入篆刻刀法，刻印時“大刀闊斧，單刀切石，橫沖斜插，不加修飾”，如此膽敢獨造，倒是創造出與眾大不相同的另類風格，因此越出丁黃、之謙的束縛，突破傳統文人章法，既有古人心跡可尋，又不失自家風范，人們稱譽其為“寫意金石”。這種得天獨厚技藝絕非一般篆刻家所能企及，終于獨樹一幟，自成一派，一舉成為金石家中佼佼者。

齊白石學印并非一帆風順，早年被一位長沙的篆刻家對他所刻印章報以冷眼，也有傾聽讒言者將其所刻印章磨去。但齊氏堅持不懈，刻苦鉆研，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風風雨雨，終于修成正果。對于篆刻所取得的成就白石自己整理為這樣一套經驗：“我的刻法，縱橫各一刀，只有兩個方向，不同一般人所刻的……縱橫來回各一刀……我的刻印，比較有勁……他們這種刀法，只能說是蝕削，何嘗是刻印。”又說：“……余刻印不拘古人繩墨，而時俗以為無所本，余嘗哀時人之蠢，不思秦漢人，人子也，吾亦人子也，不思吾有獨到處，如今昔人見之，亦必欽仰。”從這一番話中可見對其篆刻的自信。白石門生老舍夫人胡絜青在《齊白石遺作展》上透露，白石曾把篆刻排在他的四藝中第二位，甚至樂意人們稱他為纂刻家，因此篆刻成就后來載入近代印人史冊就不足為奇。薇蓀篆刻雖在湖湘印壇留有美名，終因較為刻板，比不上白石家喻戶曉之名。

齊白石為譚延闿刻的“慈衛室印”白文印，以及“祖安屬 鯨公”與“白石老人重刊”二旁款

齊白石為譚延闿刻的“延闿”白文印，以及“祖安屬 鯨士刊”與“白石老人重刊”二旁款

白石的篆刻生涯中還有一個插曲。齊氏學篆刻不久，黎鐵庵為了讓齊氏有更多實踐機會便介紹他為譚延闿（曾任國民政府主席）兄弟刻了10多方印章，這些印章被一自稱為金石家的某人指責刀法太爛。譚氏兄弟輕信讒言，將齊氏為他們所刻之印通都磨掉。齊氏對此事坦然：“究竟誰對誰不對，懂得此道的人自有公論，我又何必跟他計較，也就付之一笑而已。”黎氏兄弟為此深表遺憾。約經過10年之后白石篆刻名聲大振，黎氏兄弟再又將譚延闿請求重刻之事向齊氏提出，白石在自述中談起此事頗為感慨：“茶陵州譚氏兄弟，十年前聽了丁拔貢的話并不可靠，把我刻的印章磨平了，現在他們懂得些刻印的門徑，知道丁拔貢的話不可靠，因此，把從前要刻的收藏印記，又請我去補刻了……我曾經有過一詩句‘姓名人識鬢成絲’。人情事態，就是這樣勢利啊！”齊氏雖深沉喟嘆，卻不計前嫌，為其重刻。黎氏兄弟因這次事件對白石雖有歉意，齊氏卻從未因此而埋怨黎氏兄弟，且更為尊重與薇蓀和鐵安之間友誼。黎氏兄弟始終看重白石，支持鼓勵從未懈怠。這段故事在為譚氏重刻的收藏印記章邊款中不自覺地流露出來。

刊載于《臺北故宮月刊》上的齊白石為譚延闿所刻“茶陵譚氏賜書樓世藏圖籍金石文字印”及補刻邊款。

邊款全文為：庚子前黎鐵庵代譚無畏兄弟索篆刻于余十有余印丁拔貢者以為刀法太爛譚子遂磨去之是時余正摹龍泓秋庵與丁同宗匠未知熟是非也黎鯨公亦師丁黃刀法秀雅余始師之終未能到然鯨公未嘗相菲薄蓋知余之純任自然不敢妄作高古今人知鯨公者已稀正以不假漢人窠臼耳庚戌冬余應汪無咎約來長沙譚子皆能刊印想入趙撝叔之室矣復喜余篆刻為刊此石以酬知己王湘綺近用印亦余舊刊余舊句云姓名人識鬢成絲今日更傷老眼昏然不復能工刻矣

這些重刻的印章竟仍保存完好，由譚氏家族捐贈臺北故宮博物院，并曾展出部分。2000年7月臺北《故宮月刊》載游國慶著《姓名人識鬢成絲》一文中，展示了齊氏所刻“茶陵譚氏賜書樓世藏圖籍金石文字印”印章全貌，并錄有補刻邊款全文。今摘錄其中齊氏言及與黎承禮之友情片段于后：“……黎鯨公（承禮）亦師丁、黃，刀法秀雅，余始師之，終未能到，然鯨公未嘗見誹薄，蓋見余之純任自然，不敢妄作高古。今人知鯨公者亦稀，正以不假漢人窠臼耳……”文中評價道：“白石早年治印之敬服黎承禮，與黎氏昆仲之熱情提挈，于此邊款中可知其概。”（游國慶《姓名人識鬢成絲》）“余始師之，終未能到”可能是自謙，這自謙也是因為“鯨公未嘗相菲薄”，始終認為白石之印風必將成為大器。“今人知鯨公者亦稀，正以不假漢人窠臼耳”之句說明當時師法秦漢之風盛行，鯨公則擬脫穎而出并未被認可。由此可感知齊氏與鯨公惺惺相惜之情。齊氏得相助貴人不少，遇社會名流無數，為其中友人動情者似不多，黎薇蓀可謂不多者之一員。白石與他除切磋刻印技藝外，私交亦深。

《自述》中所記敘的以下這段文字說明他們之間情誼。當薇蓀每有吟詩賞畫之約，白石為必邀之列，“黎薇蓀自從四川辭官歸來，在岳麓山下新造了一所別墅，取名聽葉庵，叫我去玩……沁園師長公子仙甫，也在省城。薇蓀那時是湖南高等學堂的監督，高等學堂是湖南全省最高的學府，在岳麓書院舊址……”這時距見到薇蓀的趙氏《二金蝶堂印譜》又相隔5年，黎薇蓀時約42歲，因被聘為湖南高等學堂監督，全家從湘潭老屋搬至長沙岳麓山下。齊氏記敘中還提及這次聚會內容：“游山吟詩，有時又刻印作畫，非常歡暢。”從這些文字中推測這次聚會絕非一天半日，少則數日多則一旬。被邀者為各方名士，包括譚氏兄弟、恩師胡氏公子及外甥等歡聚一堂，此種相聚情狀不禁使人想起“蘭亭序”所記敘之情境。在聚會中所作篆刻，白石特作以下描述：“我刻印的刀法，有了變化，把漢印的格局，融會到趙撝叔一體之內。”和黎薇蓀見面少不了研討刻印之事，《自述》中記述這一次是這樣評論的：“薇蓀說我古樸耐人尋味”，顯然是說與其早年的“純任自然”已判若二人之意。知音者如此理解他的作品，這大概是齊氏最高興聽到的，故心情“非常歡暢”。雖然齊氏五出五歸，往返于湘潭老家和北京，他們老朋友之間這種相聚卻從未曾間斷。

黎澤泰：篆刻道路上的忘年交

白石老人好友黎薇蓀的長子黎澤泰（戩齋）小白石翁34歲，幼承家學，于篆刻深受熏陶，歷覽名家作品融會貫通，不斷研習，自成風格。他年輕時有機會參與父輩和白石老人對篆刻的交流，因此亦得益于白石翁，白石和戩齋應為忘年交，稱他為“好朋友”。白石老人60歲時，“回到家鄉，住了幾天，我到長沙，已是四月初夏之時……”，“那時……尚有舊友胡石庵、黎戩齋等人……我給他們作畫刻印，盤桓了十來天，就回到北京”。每次返湘必與老友見面，也少不了黎氏后裔。澤泰21歲便開始為人治印，雖英年即為湘人矚目，但若要融入社會，還須有人推崇。為澤泰刻印之藝打開局面的是父輩好友齊白石,包括湘中名士譚延闿、譚澤闿（延闿弟，書法家）、曾熙（字農髯，為張大千師）、郭焯瑩（外交家郭嵩燾子）等聯名在1920年10月30日長沙《大公報》上刊登啟事，確認澤泰技藝過人，并代訂潤格。啟事中盛贊澤泰之篆刻，謂其“直邁龍泓之安詳，近追撝叔之奇肆”。

齊璜（齊白石）、譚延闿、譚澤闿、曾熙、郭焯瑩等聯名在1920年10月30日長沙《大公報》上刊登的黎澤泰潤格

澤泰于1924為研治印學與同好在長沙創建“東池印社”，《近代印人傳》是這樣記載：“‘東池印社’邀得朋好黃賓虹、齊白石、唐醉石、易均室、鄧爾雅等參加印社組織，共研印學，且主編《東池社刊》，計出三期。在第一期內，刊有郭焯瑩所撰緣起一篇，闡述綦詳，黃賓虹為繪《東池印社圖》，易均室又獻其手拓古漢印等精品刊布，堪稱圖文并茂。”《東池社刊》行世不久，即因種種原因難以為繼而停辦。但究竟為當時國內研究篆刻唯一刊物，得到篆刻界人士重視，收集到秦漢古印及未刊之論印詩文，及名家印章。此時白石仍客居北平，他作為贊助人，并以其影響力積極邀得朋好支持，此事說明白石時時關注黎氏家族舊友。其后澤泰精研藝技，日臻成熟，不負眾望，為金石界刮目相看，研究印石學者在總結湖湘200年篆刻史中稱“何紹基、齊白石、黎澤泰可謂二百年湖南印學發展為三大主線。”（馬國權著《近代印人傳》）

黎澤泰刻“非翁所藏”朱文印

黎澤泰刻“非翁所藏”朱文印邊款

白石翁年過古稀之年時，澤泰嫡母適逢七十壽辰，雖父親承禮已于4年前過世，澤泰與白石師又分居南北兩地，仍念白石翁為父執舊誼，出于禮節，將母親“壽啟”寄與白石翁。白石翁隨即繪制條幅寄自北京致祝，畫面蟠桃三支懸綴桃枝桃葉間，篆書題作“華實三千”。以畫壽人，這對白石來說恐怕是難得的一次。白石季女齊憐良在《我的父親齊白石》一文中曾說：“父親的畫絕不輕易送人”，可見白石與黎氏家族情誼時久彌堅。

黎澤泰墨跡

即使白石老人離開人世20年后，黎、齊兩家情誼仍然在延續。澤泰在抗戰勝利后任湖南文獻委員會專任委員，1950年代初任文史館館員，任職期間搜求文物不遺余力，訪求白石老人早年篆刻遺作雖為分內之事，然念及父輩摯友，于己可謂恩師，此舉則更為積極。澤泰從湖南各地及白石故居艱難獲得白石翁印作72方，其中自刻印章17方，余為譚澤闿、夏壽田、歐陽明等人所刻印，原件入藏湖南省博物館，澤泰以所留拓本裝訂成《寄萍堂篆刻拓存》一冊，題記中仍不忘追述白石與黎氏父子之金石淵源。

齊白石晚年刻印的場面

白石老人與黎氏家族的交往可追溯到近百年前從黎丹開始，之后又有多位族人與白石老人都有深交。論輩份竟然是祖孫三代甚至四代，一位長壽老者與一個家族數代人先后交密可謂罕見。齊氏與黎氏各位交往又有各不相同的舊事，故將其逐位介紹，使讀者對黎、齊兩家之友誼有完整的了解。這些故事都飽含感人之處，與此同時又會使人重新拾起具有那個時代特征的歷史片段，使白石老人的藝術人生更為完整，更富有情趣并值得回味。（未完待續·選自：齊白石傳人書畫網、齊白石書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