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每當讀到這句詩,我都忍不住要把書合上,發一會呆。
寫出這般豪言壯語的那個熱血青年,那個在1910年北京銀錠橋下埋炸藥,試圖刺殺攝政王載灃的英雄,怎么一轉身,就成了遺臭萬年的漢奸頭子。
要知道在民國那個大染缸里,汪精衛算是個異類,他不愛錢也不好色,私生活干凈得簡直像個苦行僧,可偏偏就是這樣一個看似完美的人,在民族存亡的關口,跪得比誰都干脆,比誰都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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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到底是為什么,讓我們把時間撥回到1935年的南京,那是一個深秋的上午,國民黨六中全會正在召開,記者們架著長槍短炮,等著大人物們合影。
誰也沒料到,變故就在這一瞬間發生,一個叫孫鳳鳴的刺客突然沖出,對著人群就是三槍,本來這槍是給蔣介石準備的,結果老蔣那天疑心病發作沒出來,子彈就全招呼在了汪精衛身上。
其中一顆子彈,不偏不倚死死卡在了汪精衛的脊椎骨里。
可以說這顆取不出來的子彈,不僅折磨著汪精衛的后半生,更像是打碎了他的膽魄。
在那之后,原本就性格優柔寡斷的汪精衛,徹底變了,他在病床上疼得死去活來,腦子里開始算一筆理性的賬。
那時候,他和周佛海搞了個低調俱樂部,這幫人聚在一起不干別的,就專門研究怎么“悲觀”,他們攤開地圖,對比中日的軍力,國力,GDP,算來算去,得出的結論就一個:打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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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汪精衛眼里,那些喊著抗戰到底的人,要么是瘋子,要么是傻子,他覺得自己才是那個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智者。
戰必大敗,和可保存,這是他掛在嘴邊的理論,其實,這種所謂的精英理性,說白了就是一種精致的利己主義,他被那顆子彈嚇破了膽,把懦弱包裝成了曲線救國。
可是,光有怕死還不夠,還得有點自戀,汪精衛這個人,太想當主角了。
在國民黨內部,他資歷比蔣介石老,名氣比蔣介石大,可偏偏手里沒兵權,處處被老蔣壓一頭。
這種落差,讓他產生了一種扭曲的心理:既然你蔣介石要抗戰,那我就偏要主和。
1938年,他居然拋下重慶的爛攤子,跑路到了河內,發了那封臭名昭著的“艷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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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天真地以為,只要自己登高一呼,日本人就會給面子,給他一個體面的和平。
結果呢,日本人反手就甩給他一份《日華新關系調整要綱》。
這哪里是條約,這分明就是一張奴隸契約,承認偽滿洲國,允許日軍駐兵,經濟命脈全交。
當時連跟著他跑路的親信高宗武,陶希圣都看傻了,覺得這要是簽了,那就是萬劫不復,這倆人還算有點良心,帶著密約原件跑回香港曝光,搞了個震驚中外的高陶事件。
但這會兒的汪精衛,已經沒有退路了,他那種病態的烈士情結又發作了,他跟老婆陳璧君哭訴,說自己這是跳火坑,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是為了給淪陷區百姓換口飯吃。
你看,明明是賣國,他非要感動自己,把自己演成一個忍辱負重的悲劇英雄。
然而現實是殘酷的,1943年,汪精衛去長春訪問偽滿洲國。
在那個曾經屬于中國的土地上,他作為友邦元首,畢恭畢敬地對著溥儀,那個曾經被他視為革命對象的清朝廢帝,行了三鞠躬的大禮。
這一幕,真的是充滿了黑色的諷刺,三十年前,他要炸死溥儀的爹,三十年后,他跪在溥儀的腳下。
據說回來之后,汪精衛把自己關在房間里嚎啕大哭。
可這眼淚又有什么值錢的呢,膝蓋軟了,脊梁斷了,再多的眼淚也洗不刷那身漢奸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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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那顆卡在脊椎里的子彈終于要了他的命,他死在了日本名古屋,死前還得忍受日本人像擺弄標本一樣的治療。
為了怕人掘墓,他的尸體運回南京后,陳璧君特意讓人在梅花山的墓穴里摻了幾噸碎鋼塊,澆筑了厚厚的混凝土。
可是,這又有什么用,1946年,抗戰勝利后的第一個春天,何應欽派工兵用了150噸炸藥,轟的一聲,直接把那座堅固的墳墓炸了個底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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棺材被劈開,尸體被拖出來,直接送進焚尸爐燒成了一把灰,隨手揚在了路邊的水坑里。
真的,有時候我在想,如果1910年那一刻,他真的死在了銀錠橋下,那該多好,那樣歷史上會多一個慷慨悲歌的烈士,少一個遺臭萬年的漢奸。
可惜,歷史沒有如果,汪精衛的一生告訴我們一個最樸素的道理:在大是大非面前,什么不貪財,不好色,什么才華橫溢、風度翩翩,統統都是扯淡,骨頭軟了,人也就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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