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喬冠華相愛10年，去世前：不要和喬冠華葬在一起，女兒不解

2008年1月26日清晨，北京的天空灰白，73歲的章含之在朝陽醫院停止了呼吸。臨終前，她把護士長叫到床邊，低聲囑咐：“骨灰別和老喬放一處，把他當年剪下的兩束頭發放進我的盒子，我想陪父親。”這句話后來讓女兒洪晃百思不得其解，也讓外界再度回望那段持續十年的動人感情。

追溯到1911年，章含之的養父章士釗在湖南接受新學教育，為日后步入政壇奠下根基。三十多年后，1942年，出生于上海的章含之被他收為養女，從此告別了母親貧困的境遇。對一個女嬰來說，那是命運的改寫，家門口的黃包車夫也因此失去了收養她的機會。可惜，人情冷暖的印記從未消散，這位“末代名媛”幼時那份不確定的安全感，影響她一生的情感選擇。

1963年12月26日，毛澤東七十大壽，延安舊友紛至沓來。宴席上，毛澤東忽然對剛滿二十一歲的北外青年教師章含之說：“章老師，教我幾句英文吧。”一句玩笑式的邀請，成了她日后命運的又一拐點。半年后，她被請進中南海，給主席上起了英語課。這樣罕有的信任，使她走進更高層面的外交舞臺。

1971年，聯合國席位變更，中國代表團組建。喬冠華任團長，章含之臨時被抽調同行。兩人的首次照面并不愉快。會場內，喬冠華脫口一句“是你扣了行老給我的《柳文指要》？”把年輕的章含之弄得面紅耳赤。事情本是誤會，可形象已先入為主。那一年，她32歲，喬冠華54歲，歲月的距離與官職的懸殊，擺在那里。

聯合國總部的走廊里，緊張氛圍時常讓人一句話就擦槍走火。一次會晤前，翻譯臨時更替，章含之受命為喬冠華擔綱。因為缺乏背景信息，幾個地名沒能譯準，喬冠華當場沉下臉，“先別翻了，換人。”這一怒一推，刺得她瞬間羞辱難當。那天夜里，她躲在房間里掉淚，大洋彼岸的霓虹與靜默的落地窗，都見證了她心底的委屈。

轉折出現在1972年訪問伊斯蘭堡的間隙。談判結束后，章含之去送文件，見喬冠華獨坐沙發，眉目間全是疲乏與孤獨。休妻之痛、國際角力的壓力，一并壓在他這位“外交戰將”肩頭。那天，他嘆了口氣：“我也只是個可憐人，不要生氣，好嗎？”薄薄一句，化開了兩人之間的隔膜。

同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剛塵埃落定，毛澤東一次談話將這段感情推上明面。“你的男人都另有新家了，為何不離婚？怕什么？”主席的話犀利，卻也像一記驚雷。章含之淚眼漣漣地答應離婚，突然卸下了多年的包袱。幾天后，喬冠華借一次等待外賓的空當，壓低聲音問她：“真如主席說的那樣？”得到肯定答復，他沉默片刻，只說了一個“好”字。

電話線成了感情的脈搏。深夜，駐地的鈴聲響起，喬冠華的英語里透出少年式的直率：“I love you. Will you marry me？” 話聽來簡單，卻像火焰似的將諸多顧慮照得纖毫畢現。22歲的年齡差、公私議論、職級落差，任何一條都足以讓一個女性卻步。章含之在紙上寫下長信，反復提醒彼此“要理智”。然而，信紙掩不住心跳。喬冠華沒有退卻，一封又一封回信如潮涌來，承諾不惜辭官也要共度余生。

1973年3月，章含之與洪君彥正式分手。不到一年，她與喬冠華在北京登記結婚。按舊例“從夫居”，可周恩來卻關切地提醒：“行老住慣了老宅，你搬走，他的屋子誰照料？”喬冠華當即回答：“我搬。”一句“我搬”，讓總理的眉頭舒展，也讓人看見他不動聲色的柔情。

婚后的十年，二人曾是外交記者和文教專家眼中的“絕配”。史家胡同的丁香樹下，常能聽見他們推心置腹的交談；深夜臺燈下，也常看到他們推敲公函的身影。喬冠華言辭凌厲，卻在妻子面前收起棱角；章含之是部里公認的“最硬的譯員”，卻樂意為丈夫煲一盅老火湯。朋友打趣：“喬老爺少了大使頭銜，卻得了人間至寶。”喬冠華搖著扇子笑——那是他最放松的時刻。

1983年9月22日上午10點40分，喬冠華撒手人寰，終年七十。病榻前，他剛抬起手，似乎想說什么，便再無聲息。外界只知道，他最后的話是個未完的疑問：“含之，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嗎？”未竟之語，伴隨心跳戛然而止。

送別那天，秋陽淡淡。章含之一身素衣，眼中沒淚，神情卻刻著與痛苦對峙的倔強。從那以后，她把全部精力投向父親遺稿整理、翻譯工作，也在書房里擺上喬冠華的照片與文稿，夜夜燈火長明。有人勸再婚，她輕輕擺手：“見識過大海，再難回到小溪。”

然而，她為何拒絕與老伴合葬？知情者透露，她在臨終囑托中說：“下一個世界，不想再讓紛擾伴隨老喬。”這句意味深長，也許是她最后一次保護這段感情。把喬冠華兩縷發絲隨骨灰同行，讓大地保存他們最私密的情愫，卻把塵世的蜚短流長永遠阻隔。

回望他們的十年，不是童話。1976年“四五運動”后，喬冠華因政治風云失勢，移居南京清修。章含之本可借父親與周恩來的關照安穩度日，卻堅持南下陪伴。生活變得清貧，她甚至割舍晉升女大使的機會，只為“能在他身邊。”這份選擇，在當年的官場與輿論間，可謂頗具反骨。

改革開放初期，喬冠華漸得平反，卻已是風燭之年。1982年秋，他被確診嚴重肝病，卻仍惦念恢復出版《中國外交史料》。病房里，他輕聲向妻子交代遺愿：“我的書稿，別讓它們蒙塵。”章含之點頭，沒有眼淚，只握了握他的手——這是他們少有的公開親昵。

時間走到本世紀。章含之的晚年不乏榮光，她在北京外國語大學講臺上講述外交往事，學生們稱她“民國范兒的老師”。每當提起那十年，總要說起“簡·愛與羅切斯特”的比喻，隨口一句“那是人生的恩典”，便足以讓聽者動容。可一到喬冠華的名字，她又不讓任何人叫他“老喬”，而是恭敬地稱“先生”，仿佛隔著簾子守著一段只屬于他們兩人的舊時光。

關于后事的選擇，旁人再疑問，她也未再解釋。洪晃在送別母親時，終于翻到那兩縷發絲——時間已讓其發白，卻依舊柔韌。洪晃沉默良久，明白了母親的良苦用心：愛情可以轟轟烈烈，歸宿卻要安靜澄明。此刻，一切流言蜚語都停在了墓碑之外，留給后人的，只剩一段足以證明膽識與情義的往昔。

如今，史家胡同的銀杏樹又黃了幾回。院落里早無當年那對眷侶的身影，卻多了一份傳奇在風里穿梭。有人感慨：感情之事，旁人很難評判。走過動蕩年代，還能緊握彼此雙手十年，本就是一種勝利。至于身后歸宿，是合葬還是分葬，不過是人生故事的最后一行注腳。有人在意地上有沒有同穴，有人卻在乎心里是否相依；章含之選擇后者，也就有了她自己的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