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28日,冬日的北京透著寒意,一份特殊的特赦名單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這是第二批獲釋的戰犯。
在那長長的一串名字里,既有在萊蕪戰役中被人調侃“五萬頭豬三天也抓不完”的李仙洲,也有錦州城破時當了俘虜的范漢杰,就連軍統的那位赫赫有名的沈醉也在列。
可偏偏在這些響當當的大人物中間,夾雜著一個讓大多數人都摸不著頭腦的名字:李以劻。
但這人來頭可不小。
他是蔣介石親自點將,派到淮海前線的“戰地視察官”。
他不僅是老蔣安插在幾十萬大軍里的眼線,更是那個不折不扣的傳聲筒。
照常理推斷,這種專門給“老頭子”打小報告的角色,在前線那肯定是姥姥不疼舅舅不愛,誰見誰煩。
但這李以劻著實有兩把刷子,在淮海戰場那亂成一鍋粥的局勢里,愣是混得風生水起。
面子上,他跟各大兵團司令稱兄道弟,把酒言歡,一副“老哥我最懂你”的知心樣;轉過身,這人就把酒桌上的牢騷、司令們的小心思、私底下的搞的小動作,一字不差地敲成密電,直飛南京蔣介石的案頭。
更有意思的一點是,淮海那場仗打到最后,徐州“剿總”的高層幾乎被一勺燴了。
杜聿明往下,少將級別的軍官被抓了一百二十四個,投誠的二十二個,起義的八個。
唯獨這位“欽差大臣”李以劻,像條泥鰍一樣滑不留手,毫發無傷地溜了。
一直折騰到1949年8月,他才在福州帶著一二一軍放下武器。
憑什么就他能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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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人心里那算盤打得噼啪響:我是來當監工的,又不是來當陪葬品的。
可李以劻千算萬算,沒算到一點:他在算計別人的時候,蔣介石那雙多疑的眼睛也在盯著他。
雖說他掛著少將參軍的頭銜,算是老蔣身邊“有墨水”的心腹,可蔣介石骨子里那股子對誰都不信的勁頭,是誰也改不了的。
李以劻前腳去淮海盯著這幫驕兵悍將,蔣介石后腳就安排了人盯著李以劻。
這事兒李以劻后來回憶起來都覺得荒唐:“我帶在身邊的兩個衛士全是奉化人,那是直接從蔣介石侍衛室里挑出來的,名義上是保鏢,實際上就是來監視我一舉一動的。”
這局面可真夠諷刺的。
前線的指揮官得防著李以劻打小報告,李以劻得防著身后的衛士抓把柄,而這兩個衛士替蔣介石把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這哪里是去打仗?
這分明是搞了一出“連環套”式的互相監控大戲。
在四只眼睛死死盯著的壓力下,李以劻哪敢有半點懈怠。
他整天像個陀螺一樣在各個兵團司令部之間轉悠,靠著聊大天的方式套取情報。
也就是在這些推杯換盞的閑聊中,他摸到了淮海戰役崩盤最要命的病根。
把時間撥回到1948年11月6日深夜,那時候黃百韜兵團眼看著就要被包了餃子。
黃百韜心里跟明鏡似的,覺著自己這回怕是兇多吉少。
那天晚上,他拉著李以劻促膝長談,一直聊到了7號天蒙蒙亮。
就在那個讓人絕望的凌晨,黃百韜咬牙切齒地甩出了一句狠話:“把我黃百韜兵團送上絕路的,是國防部那幫人,根本不是陳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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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沒藏著掖著,直接點了三個名字:作戰廳的郭汝瑰,以及許朗軒、張宗良。
黃百韜當時氣得直哆嗦:“作戰廳郭汝瑰、許朗軒、張宗良這幾個人搞出這么個破計劃,真讓人寒心!
幾十萬大軍打仗,命令說變就變,動搖軍心,搞垮士氣,他們難道是瞎子嗎?”
那會兒黃百韜可能還不知道郭汝瑰是紅色特工,但他憑著打了半輩子仗的直覺,敏銳地嗅出國防部的命令里透著一股子邪氣。
滿腹牢騷的不止黃百韜一個,孫元良也抓著李以劻倒苦水。
孫元良的話雖然繞了點彎子,但也是刀刀見血:“國防部那幫人連敵情都摸不透,敵人想干什么也看不清,這不是讓部隊白白去填坑嗎…
陳毅的主力十幾個縱隊都壓下來了,離新安鎮也就一百里地,上面還不讓兵團往西撤到徐州,反倒逼著黃百韜去掩護第四十四軍,白白耽誤了逃命的機會,為了救一個軍,把五個軍都搭進去了。”
為了撈一個軍,賠進去五個軍。
這就是當時南京國防部那幫老爺們做出來的“虧本買賣”。
這里頭的關鍵人物,就是大伙兒都熟的郭汝瑰——蔣系“國防部”第三廳的中將廳長,同時也是我方安插進去的一把尖刀。
至于許朗軒和張宗良,一個是郭汝瑰的老搭檔、第三廳的前任處長,另一個是顧祝同的副參謀長。
這三個人湊一塊兒,把徐州“剿總”幾十萬大軍的指揮權攥得死死的。
問題就來了:前線帶兵的都知道國防部的計劃是催命符,怎么就沒人敢硬頂回去?
這背后藏著一套極其荒唐的官場邏輯。
徐州“剿總”的副總司令杜聿明,其實早就看穿了郭汝瑰那個計劃不對勁。
按古話講,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況是這種明擺著送死的糊涂令。
可杜聿明心里那筆賬是這么算的:
我要是硬頂著不干,萬一這仗打贏了,那是我的能耐,可老蔣會覺得我這人太狂,不聽話;萬一打輸了,那我就是抗命不遵的千古罪人。
反過頭來,我要是乖乖聽了郭汝瑰的瞎指揮,就算打輸了,這鍋也是國防部的,是老蔣和顧祝同點頭批準的,我頂多算個執行不力。
杜聿明在回憶錄里把這心思寫得透透的:“我當時真想質問郭汝瑰,為什么不按原定計劃把主力撤到蚌埠去。
正猶豫呢,看見顧祝同這幫人都點頭同意郭汝瑰的方案,我就覺得爭也沒用,一個人孤掌難鳴,真要吵翻了天,反倒會丟了蔣介石對我的寵信。”
看懂了嗎?
在杜聿明眼里,幾十萬弟兄的性命,根本比不上“失去蔣介石寵信”這個風險大。
于是,這位明明看穿了陷阱的指揮官,選擇了把嘴縫上。
郭汝瑰搞出來的那個計劃,說實話,非常有欺騙性。
黃百韜被圍住以后,郭汝瑰在老蔣親自坐鎮的會議上拋出了一個“四點方案”:
集中手里所有的飛機大炮,打內線作戰;
黃百韜死釘在碾莊圩;
李彌兵團守住徐州老窩;
邱清泉、孫元良兵團火速往東壓,去解黃百韜的圍。
這方案在作戰地圖上一擺,簡直完美無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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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內線優勢,步兵坦克大炮飛機全用上,搞個中心開花,內外夾擊。
蔣介石聽得直點頭,覺得妙極了。
但這計劃最毒辣的地方在于,它完全沒把國民黨軍隊內部那點“爛瘡”當回事,或者說,是有意利用了這一點。
郭汝瑰太懂這幫人了。
他心里清楚,把邱清泉和李彌這兩個冤家捏在一起去救黃百韜,會是個什么下場。
果然,命令一下去,這出戲就徹底演砸了。
邱清泉和李彌這兩人素來就不對付。
郭汝瑰讓他們“精誠合作”,實際上是讓他們互相拆臺。
你看,這就是那個解不開的死結:
郭汝瑰弄出了一個“理論上無懈可擊、實際上是送死”的計劃,還提前把底牌亮給了劉陳鄧;
杜聿明一眼看穿了這是個坑,但為了保住烏紗帽愣是不敢吱聲;
邱清泉和李彌接到了救命的命令,卻為了保存自家實力互相踢皮球。
這哪僅僅是一個臥底的勝利,這分明是一個腐朽透頂的系統正在全面崩塌。
在這整個過程里,李以劻干了啥?
他其實挺盡職盡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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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黃百韜那絕望的嘶吼、孫元良的一肚子怨氣、前線將領對國防部的滿腹牢騷,全都通過電波發到了蔣介石那兒。
李以劻在回憶錄里特地強調過:“這些司令官腦子里想什么,戰場上究竟發生了什么,我都是第一時間給蔣介石發了電報的。”
結果呢?
蔣介石那邊如同石沉大海,只讀不回。
這事如今回過頭看,簡直不可思議。
前線幾個手握重兵的司令集體彈劾作戰廳長,這么驚天的情報,老蔣怎么就置若罔聞?
除了那會兒他已經忙得焦頭爛額,更深一層的原因恐怕是,蔣介石已經掉進了一個信息的“迷宮”里出不來了。
當時國防部亂得像菜市場,劉斐和郭汝瑰互相咬對方是共諜。
在蔣介石看來,這沒準就是手下人爭權奪利的老把戲。
他只會和稀泥勸大家“精誠團結”,卻根本沒那本事分辨誰是人、誰是鬼。
甚至可以說,在那樣的爛攤子里,是不是鬼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就算沒有郭汝瑰,照著杜聿明的“不敢爭”,照著邱清泉李彌的“不肯救”,這仗大概率也是個輸字。
郭汝瑰只不過是在那座已經搖搖欲墜的破房子上,精準地踹了一腳。
而李以劻這位“欽差大臣”,就這么眼睜睜看著大廈傾覆,手里攥著通往最高層的電報機,發出的每一個字都像是對著萬丈深淵在喊話——
聽得見回聲,可就是沒人來拉一把。
1960年,當李以劻邁出戰犯管理所大門的那一刻,回想起徐州戰場那幾個不眠之夜,不知他會不會感慨,那場仗其實在第一聲槍響之前,就已經終結在南京那間安靜的辦公室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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