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批閱正軍級以上任免方案，看到張力雄批示：派他到江西軍區(qū)

“1975年8月14日下午一點半，主席，這份干部任免方案已經(jīng)放在您書桌上。”秘書剛把話說完，毛澤東已推開卷宗，目光迅速掃過一長串姓名。忽然，他停住筆尖，抬頭問：“張力雄，現(xiàn)在在哪兒？”軍委辦公廳負責(zé)人答得有些遲疑：“身體恢復(fù)不久，暫時待在北京，沒有任職。”屋里沉默三秒，毛澤東面色一沉：“老紅軍怎么能閑著？派他去江西軍區(qū)！”

一句批示，讓不少年輕參謀在樓道里交頭接耳——這個久未露面的名字究竟有何來歷，竟能讓主席當(dāng)場改動方案。資料室里查得到的履歷只有兩頁泛黃紙張，字跡甚至被油墨暈開：1924年參加革命，1934年任團政委，曾在白云山率八百人阻敵一萬。看似簡單，卻藏著三十年烽火。

若把時間撥回到1934年9月，興國老營盤霧氣翻涌。張力雄盯著山下密集的敵軍，悄聲對身邊警衛(wèi)說：“只要主力安全轉(zhuǎn)移，我們隨時可以拼命。”當(dāng)晚八百人全線開火，山頭一瞬被炮光映得通紅。敵人誤判紅軍主力埋伏，遲疑之際，中央縱隊已悄然越過贛江。兩晝夜后，彈藥見底，他扔掉快打紅的步槍，揮刀突圍，僅剩數(shù)十人穿出重圍。那一仗，被后來的軍史稱作“長征前最后的悶棍”。

生死之間的決絕，源于更早的苦難。1903年冬，他出生在福建上杭才溪一戶佃農(nóng)家，七歲進造紙作坊，一天點燈熬漿十六個時辰。老板掐著銅哨計算工時，他學(xué)會了在隆冬的溪水里泡腳抽漿，也學(xué)會了低頭喘息的屈辱。十六歲那年，才溪來了支隊伍，打著“工農(nóng)革命軍”旗號，隊伍里的人說：“窮孩子也能翻身。”他毫不猶豫跟了出去，從此再沒回過作坊。

瑞金全政工會議，是他第一次面對毛澤東。會議室用松油燈照明，空氣里全是蠟油味。毛澤東握住他的手，笑道：“才溪是模范鄉(xiāng)，你也要做模范。”一句輕描淡寫，卻像烙印刻進他的腦子；后來他常說：“主席那年把模范二字押到我肩膀上，我只能硬扛。”

長征途中，過夾金山那晚他忽然高燒，躺在雪窩里發(fā)抖。警衛(wèi)賴國標(biāo)用破棉被把他裹住，自己卻在零下二十度啃半截冰硬的炒面。敵機投彈，賴國標(biāo)把他按進巖縫，炸彈掀起雪塵。等硝煙散去，警衛(wèi)胸口被冰渣劃開一道血口，仍死死護住他。三天后，賴國標(biāo)誤食毒草犧牲，只留一句話：“告訴母親，我是毛主席的兵。”張力雄把這句話寫進日記，日記袋貼身藏了四十年。

抗戰(zhàn)爆發(fā)，他被調(diào)到太行山區(qū)，第七軍分區(qū)政治部主任。日軍實行“蠶食封鎖”，糧草短缺，他帶兵挖荒坡、修梯田，半年種出三千多石雜糧。日本憲兵寫報告驚呼“八路軍不靠后方供給亦能自給”，可見這套大生產(chǎn)在當(dāng)時的震撼。1947年，他與皮定均配合中央突圍，南線佯動北線猛插，22萬國民黨部隊被晃得團團轉(zhuǎn)。皮定均后來形容：“張力雄一支三旅，頂?shù)蒙险恢б皯?zhàn)軍的靈活。”

1949年后，他任第十三軍政委，常駐東南沿海。臺風(fēng)季巡防，他跟戰(zhàn)士一樣穿膠鞋踩甲板，桌上公文被海風(fēng)吹得翻卷。從海防撤下來，他卻因胃病嚴重返鄉(xiāng)休養(yǎng)，職務(wù)隨之淡出視線。十余年間，他把時間花在讀書與調(diào)研上，尤其關(guān)注農(nóng)村民兵建設(shè)，卻從未主動求官，檔案里只多了幾封“請繼續(xù)給我安排工作的申請”——除名字外沒有一句客套。

故事直到1975年才拐彎。毛澤東要重新啟用老干部，張力雄回到北京休檢。皮定均聞訊，拎著半瓶老窖進病房：“老張，部隊還缺人，你來不來？”張力雄笑得很淡：“組織沒安排，自己跑出來不好看。”于是才有前文主席的一紙批示——把他送到江西軍區(qū)，出任政委。

到南昌報到那天，他穿的仍是洗褪色的舊軍裝。迎接的年輕干部遞上熱毛巾，他擺手：“我不需要特殊照顧，讓我直接去師團看看。”隨后的幾年，他下基層次數(shù)比機關(guān)干部還多，習(xí)慣夜里走兵舍，摸黑踢開門板，查哨兵是否在崗。遇到士兵懈怠，他只說一句：“我在雪山草地上挖過馬鈴薯，也沒把槍放松。”

晚年極為低調(diào)。有人勸他寫回憶錄，他說：“我這一生沒指揮過百萬雄師，只是沒丟過信念。”可即便如此，他仍活成了一段傳奇。2024年4月2日，南京總醫(yī)院燈光徹夜未熄，111歲的張力雄停止了心跳。訃告發(fā)出，許多人這才驚覺：原來長征的最后一位將軍，悄悄從人群中走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