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采用AI技術沒問題，但要明確標注AI內容

CCTV-4，國家記憶，12月10日播出《中國高鐵·時代呼喚》紀錄片，竟然采用了用AI生成的鐵路架梁鏡頭，且片中還有使用AI生成的水印！一時間，網絡上的反應像一鍋燒開的水。“這還是紀錄片嗎？”“歷史豈能由算法虛構？”質疑聲此起彼伏。

一面是技術浪潮不可阻擋地涌向影像制作領域，一面是觀眾對紀錄片“真實”內核的執著守護，這場爭論的本質，或許不在于該不該用AI，而在于我們能否在技術賦能的同時，堅守住真實與虛構之間那道清晰的邊界。

紀錄片之所以有別于電影、電視劇，恰在于它對真實的承諾，觀眾打開一部歷史紀錄片，期待的是通過權威影像、親歷者敘述和專業考證，觸達某個時代或事件的真實面貌。這份期待背后，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信任制作方所呈現的，是經過嚴謹核實的事實，而非藝術想象的產物。

正因如此，當AI生成的內容悄然嵌入而不加說明時，觀眾的信任便被動搖了，AI可以完美復原一座毀于戰火的古城，可以“復活”一位已故歷史人物的生動表情，甚至可以模擬出從未被攝影機記錄過的歷史場景。這些畫面或許震撼，但若混同于真實史料，便模糊了事實與仿擬的界限，久而久之，觀眾將陷入“疑影”的困境，我看到的，究竟是歷史的一瞬，還是算法的一場夢？

然而，將AI技術全然拒之門外，或許也是一種保守的短視，紀錄片制作常面臨歷史影像匱乏、關鍵場景缺失、文物損壞難以呈現的困境。此時，AI的補全、修復、重建能力，可能成為幫助觀眾理解歷史的橋梁。例如，它能讓湮沒在時光中的建筑遺址“重見天日”，能讓模糊的老膠片恢復清晰，甚至能以嚴謹考據為基礎，合理推測并可視化某些文字記載卻無影像佐證的歷史瞬間。

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是否使用這把“利器”，而在于如何使用，如果AI生成的內容如同隱蔽的“特效”，混雜在真實影像中不加標識，那么紀錄片作為“時代備忘錄”的公信力將受到侵蝕。反之，如果每一處AI介入都像紀錄片中的“采訪片段”“檔案資料”一樣被明確標注，比如打上“AI情景再現”“基于考據的數字重建”等字樣，那么技術便從“替代者”轉變為“輔助者”。觀眾在知情的前提下，可以清晰區分哪些是凝固的歷史真實，哪些是基于真實的合理闡釋，信任得以保全，理解亦可加深。

要求明確標注AI內容，看似給創作戴上了“鐐銬”，實則可能為紀錄片打開更廣闊的敘事空間，當制作方不必再擔心“以假亂真”的倫理質疑，反而可以更大膽、更創意地運用AI去呈現那些文字描述之外的歷史質感，去構建更沉浸的體驗。而觀眾，則從被動的接收者，變為擁有辨別與思考權力的主動參與者，這種“透明的契約”，恰恰解放了雙方。

更進一步看，標注行為本身，就是對“真實”這一紀錄片核心價值最鄭重的致敬。它表明制作方并未試圖掩蓋技術的參與，而是坦誠地將創作過程置于陽光下。這不僅是技術倫理，更是一種專業精神的體現，對歷史心存敬畏，對觀眾保持尊重。

要達成這種理想狀態，需要行業形成共識與規范，紀錄片制作機構、播出平臺應主動建立并公開AI技術使用的標準指南，明確何種情況下可以使用、以何種形式標注。學術界、評論界也應加入討論，厘清“數字重建”“情景模擬”等概念的邊界，如同電影分級制度一樣，未來或許會出現針對紀錄片真實成分的說明體系，讓觀眾在觀看前便心中有數。

技術本身從無原罪，AI闖入紀錄片領域，是挑戰，更是契機，這只是逼迫我們重新思考，在數字化時代，我們如何定義并守護“真實”？答案或許就藏在最樸素的道理里，當創新來臨，坦誠比遮掩更有力量，清晰比混淆更為長久。給AI生成的畫面一個明確的“身份證”，不是限制紀錄片的發展，而是為它在技術的浪潮中，系上一條守護本真的安全繩。

歸根結底，紀錄片的價值，不在于它呈現的畫面有多么炫目，而在于它作為一份社會集體記憶的“擔保”，當觀眾按下播放鍵，他們期待的不僅是一場視聽之旅，更是一次與真實的相遇。而明確標注AI與真實的界限，就是這場相遇中，最基本的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