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杭州大罷工領袖遭叛徒出賣被捕

沈樂山，又名沈吉順，學名國標，化名張吉人、張栩，1901年8月出生，浙江余姚縣泗門區朗海鄉朗海村人。

他7歲讀書，春、冬兩季在本村私塾就讀，夏、秋則參加勞動。12歲那年，因拾金不昧，坐等失主，而深得塾師贊賞，稱他是“國家的標準少年”，并為之取學名：國標。

13歲時，因喪父而輟學。15歲時，沈樂山到一家米店當學徒。逾半年，他憤然于老板的虐待，棄業回家。是年，隨其祖父到紹興會稽山道觀煉蜂蜜。

該觀老道士原系清末外交官的隨員，學問很深，外語、書法等均有一定造詣。道士雖憤世嫉俗，卻懷有造就人才之心。他見沈樂山好學不倦，就主動教其讀書、寫字、學習外語，一年半后，沈樂山的學業和書法均大有長進。

五四運動期間，他受到愛國主義和民主思想的影響，加入無錫愛國青年反帝反封建的斗爭行列，積極參加游行示威和街頭演說，替學生革命團體送信件。為此，他在1921年被護路隊開除。

1922年，沈樂山到滬杭甬鐵路閘口機廠傳達室擔任警衛工作。他常濟人危難，樂于為工人群眾辦事，為中共黨員沈干城、洪德生所注意，彼此間相互接近。

沈樂山常向沈干城借閱進步書籍，從沈干城處接受了馬列主義和黨的知識的教育，兩沈建立了生死與共的革命友誼。以后，沈樂山一直作為重要骨干參與組織閘口鐵路機廠工人俱樂部和籌建滬杭甬鐵路總工會的活動。

1927年1月，經沈干城介紹，沈樂山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他踏上了為勞苦大眾求解放的革命征途。

1927年1月，北伐軍進逼杭州。按照中共杭州地委的部署，沈樂山和沈干城一起秘密組織了鐵路工人糾察隊。他們還從糾察隊中選拔出精悍人員組成鐵道兵團（鐵道隊），積極配合北伐軍的軍事行動，完成了黨組織交給的各種艱巨任務。

當北伐軍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先遣便衣偵察隊進駐六和塔時，沈樂山即與他們取得聯系。他多方設法搞到有關孫傳芳軍隊活動的情報，提供給北伐軍指揮部門，并組織收繳軍閥孫傳芳散兵的槍支彈藥，武裝工人糾察隊。

2月17日，沈樂山和沈干城率領鐵路工人糾察隊員500余人，開赴九溪附近的徐村、梵村一帶迎接北伐軍，并隨同北伐軍從閘口挺進杭州，光復了這座著名的歷史古城。

其后，北伐軍東路軍在嘉興湖港地帶受到張宗昌的白俄鐵甲車隊的阻擊。中共杭州地委要求鐵路黨組織負責召集人員在3日內造出鐵甲車，用以支援北伐軍。

沈樂山積極協助沈干城、洪德生等人，帶領團員及工人們奮戰3晝夜，終于將6輛舊棚車改裝成鐵甲車。他們組成兩組鐵甲車隊，并派出鐵道隊隨同到前線參戰，有力地支援了北伐軍挺進上海。

1927年3月22日，滬杭甬鐵路總工會成立，沈樂山當選為總工會糾察隊總隊長。鑒于閘口有機廠、龍頭（機車）房，電務所、材料廠等單位，是鐵路工人最集中的地區，沈樂山兼任了閘口鐵路機廠黨組織負責人和分工會秘書。

3月30日，由浙江國民黨右派策劃成立的杭州職工聯合會突然襲擊杭州總工會。對此逆流，沈樂山力主反擊，于翌日發動了滬杭甬鐵路工人大罷工，有力地策應了杭州市各產業工會的總同盟大罷工。

示威游行時，沈樂山率領的鐵路總工會糾察隊手持工具為自衛武器在前面開路，同荷槍實彈的軍警展開英勇搏斗，保證了游行隊伍的順利通過。

1927年4月初，滬杭甬鐵路總工會副委員長沈干城和執委、組織部長薛雨霖（暮橋）在上海參加了汪壽華召開的黨團活動分子會議。會議傳達了上海黨組織的指示：蔣介石叛變已露端倪，各地要作好應變準備。

薛雨霖回杭后，即到閘口鐵路機廠召集黨團骨干分子會議進行傳達。沈樂山主持會議，會后又進行了具體部署。

4月10日，杭州市公安局長章烈宣布杭城戒嚴，形勢驟然緊張。中共杭州地委與省黨部負責同志開會，商議應急措施，沈樂山和沈干城、薛雨霖參加了會議。

其時，大批軍警包圍了省黨部、杭州總工會、學聯、杭縣縣黨部、《民國日報》館以及各民眾革命團體，按黑名單大肆搜捕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頓時，杭城遍貼《浙江戒嚴司令部法字第46號通緝令》。

敵人還以“防止暴動”為名，派武裝軍警占領了閘口鐵路機廠分工會。沈樂山等人早有準備，使得敵人搜無所得。

在腥風血雨的白色恐怖下，他英勇無畏地領導工人群眾進行反叛變、反屠殺的斗爭。5月27日上午10時許，因滬杭甬鐵路總工會委員丁繼曾叛變告密，鐵路總工會執委、常務委員沈干城，以及薛雨霖、鐘鼎祥、王汝高、許仲平在總工會會所同時被捕入獄。

在此危急時刻，沈樂山和原中央滬杭鐵路獨立小組成員、閘口鐵路分工會執委洪德生以及滬杭甬鐵路總工會執委董子貞一起，毅然擔負起了領導地下的滬杭甬鐵路總工會的重任。他們組織鐵路工人集會，同丁繼曾進行面對面的斗爭，反對改組鐵路總工會。

此后，沈樂山被鐵路當局開除公職而轉入地下，成為一名職業的革命者。

1927年6月，中共杭州中心區委改組為杭縣縣委，由艮山門站趙剛任書記，沈樂山接替被捕的薛雨霖擔任工人部長。

沈樂山的住處是省委的分支機關和黨的秘密聯絡點，為安全起見，他經常變換住處。起先，從閘口搬至城站馬弄10號，繼而搬至東街路瓦子巷19號，以后又搬至青云街60號。沈樂山本人也化名張吉人、張栩，深入到群眾里面，堅持斗爭。

他和趙剛保持密切聯系，派其弟沈金泉到趙剛住處轉運槍支彈藥。為推動工人、學生運動的發展，他常同徐梅君（雪寒）、王家楨及其妻龔惠貞一起研究工作和活動，經常出沒在工人中間。在昭慶寺，他召集各產業工會負責人，研究情況和部署任務。

黨中央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沈樂山受黨組織的指派，去嘉興、寧波等地指導工人運動。他往返于滬甬之間，利用熟悉鐵路機務部門人員的有利條件，從滬運回武器彈藥，在鐵路工人、江干至湖墅的碼頭工人中間以及各個主要工廠里秘密組織工人武裝糾察隊，準備進行長期的武裝斗爭。

1927年9月，杭州工會改組委員會成立。這時，杭州黃色工會也分裂為總工會、工人總會及改組委員會三派，沈樂山受中共杭縣縣委的指示，利用敵人之間的矛盾，著手恢復建立工會組織。他秘密到獄中同薛雨霖聯系恢復滬杭甬鐵路總工會問題，后因形勢變化而未成功。

兩天后，張秋人被捕，省委再次調整領導班子：由曾負責過滬杭甬鐵路總工會的陳之一（陳鈞）代理省委書記，沈樂山出任省委常委兼職工運動委員會主任。

他按照省委“要嚴厲打擊工賊和叛徒”的指示，同省委常委、軍事部主任貝介夫（林子勤）以及曹阿堂、胡友生一起組織領導了赤色恐怖團。10月底省委決定處決工賊孟祿九、耒桂芳，由沈樂山和曹阿堂分頭實施執行，后均因開槍未中要害而事敗。

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10周年前夕，中共浙江省委擬通過紀念活動進一步鞏固和發展杭州市的黨團組織。沈樂山為此組織領導了鐵路、光華火柴廠和慶成、虎林、緯成、立昌、震和、華章、風林等絲織廠工人進行罷工斗爭，要求改善生活，并發動了工專、醫專、農專、一中和弘道女中等校學生舉行示威游行，聲援工人階級的斗爭。

工潮學潮此伏彼起，蔓延發展，到11月6日，終于形成席卷杭城的絲織行業總同盟大罷工，沈樂山為這次大罷工運動的總指揮。杭州的國民黨反動當局驚恐不安，出動大批軍警特務，加緊偵緝搜捕。

事后，因省委政治交通項志成被捕，繼而團省委兼杭州市委書記徐瑋（胡公達、謝公弢）、省委軍事部長貝介夫又相繼被捕，省委軍事機關遭到嚴重破壞，黨組織活動極度困難。

嚴酷的斗爭鍛煉了真正的有志之士，也使一批經不起考驗的蠹蟲現出原形。在白色恐怖的籠罩下，省委婦女部長、虎林絲廠女工石愛云被捕叛變。從此，敵人專門組織行動組到處緝捕浙江省委領導人。

1927年11月7日，叛徒石愛云帶領偵探隊到西大街（武林路）獅虎橋2號省委機關所在地搜查，其時沈樂山正在研究工作，即遭逮捕。

他被作為“共黨重犯”上了腳鐐，先關押在太平坊巷的市公安局“優待室”，不久即囚禁于浙江陸軍監獄。沈樂山被捕時，其母范氏、妻陶氏和年僅兩歲的幼子保定，亦被拘捕入獄。

國民黨浙江省清黨委員會委員、特刑庭庭長錢西樵親自審訊沈樂山。他先許以高官厚祿，見利誘不成，就施以老虎凳、夾棍等酷刑。敵人殘忍地把沈樂山的手指甲、腳趾甲全部拔去，并釘入竹簽，逼他招供。屢受毒刑的沈樂山，雖手足血肉模糊，肉裂見骨，但他仍舊怒罵敵人，堅不吐實。

羈押期間，他先后給其弟四封信，信中表達了對黨的深厚感情，對革命前途的堅定信念，對同志、親人的殷切期望和對敵人的極端鄙視。

是年年底，其弟沈金泉以兩塊大洋賄通獄警得以探監。僅兩月之隔，兄弟相見，一時竟難辨認。沈樂山手腳均以布包扎，腳鐐手銬，行走艱難，但他仍神色泰然地說：“革命遲早一定會成功，共產黨是殺不完的。”并諄諄告誡其弟：“切勿和敵人同流合污，要跟著共產黨，做一個頂天立地的工人。”

1928年1月9日凌晨，北風嗚咽，天降大雪，沈樂山被敵人槍殺于浙江陸軍監獄刑場。臨刑前，他昂然無懼色，奮力高呼“共產黨萬歲！”“打倒蔣介石！”等口號，難友們聞之無不為之悲痛。時年，沈樂山27歲。

同時遇害的還有趙濟猛、曹阿堂、葛漢成、胡友生、項志成、樊仲甫等8人。

沈樂山被害后，戰友洪德生和他弟弟沈金泉，設法贖出烈士遺體，經與中共杭縣縣委書記趙剛商定，在艮山門站東側租地集資殯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