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鄧穎超病重住院：不要進行搶救了，不要浪費國家醫療藥品

1992年1月23日，深受人民群眾尊敬和愛戴的鄧穎超同志，在醫院里度過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個生日。這一天，鄧穎超正好88周歲。為了能讓抱病住院的鄧穎超高興快樂，身邊的工作人員瞞著她，把病房隔壁的一間屋子布置得張燈結彩、喜氣洋洋。

生日這一天，病房里的氣氛與往日格外不同，除了工作人員和醫護人員之外，鄧穎超親密的老同事、老戰友幾乎都來了，一些中央領導人也于百忙之中，抽空趕到醫院為鄧穎超祝賀。或許感受到了同志們的熱情和好意，鄧穎超的心情非常好，看起來精神奕奕。

看到這一幕，站在一旁的秘書趙煒喜笑顏開，他找準時機用輪椅將鄧穎超推出了病房：“今天是您的生日，大家請您到隔壁房間去看看！”鄧穎超笑了笑，無奈地說道：“你們就愛搞這些東西，我這個人最不愛過生日了……”

秘書趙煒一邊推輪椅一邊說：“您不過也得過，這可是大家的一片心意啊！您今年88歲了，古人稱作‘米壽’（米字拆開，其上下各是八，中間是十，可讀作八十八），象征著吉祥如意，您的身體一定會好起來的……”

說著，秘書趙煒就推著鄧穎超走進了隔壁的房間。鄧穎超剛剛進入房間，里面頓時就熱鬧了起來，早就等候在此的人們有的熱情地叫“鄧大姐”，有的溫柔地叫“鄧媽媽”。鄧穎超被大家圍在中間，一一接受誠摯的祝福。這一天，鄧穎超在大家的陪伴下，過得非常愉快！

自從1988年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之后，鄧穎超的身體狀況一直不太好。因為，在此之前，鄧穎超原本就患有心臟病、膽結石、肺結核后遺癥等多種疾病，而且還動過幾次大的手術。就連鄧穎超自己都曾說：“我是醫院所有科室的病人，從五官到四肢，算下來大大小小的病有17種……”

晚年的鄧穎超飽受病痛的折磨，這導致她吃飯時難以下咽。由于上下頜骨經常脫鉤，所以鄧穎超吃一頓飯要用一個多小時的時間。如果食道痙攣病癥發作，那么鄧穎超吃一頓飯的時間就會延長到三個多小時。有時候，鄧穎超一點飯都不吃下去，就連喝水也都往外嗆。

工作人員和醫護人員看到這一幕，往往傷心得只流眼淚。不過，鄧穎超卻始終抱著樂觀的態度，生活得自信而從容。鄧穎超曾對前來看望她的婦女界的老朋友說：“我認為活到老就得革命到老，我們這些經過幾十年斗爭考驗的老骨頭，還是應該發揮點余熱的……”

1992年的夏天來了，鄧穎超的病情慢慢加重了。6月的一天，躺在病床上的鄧穎超看著秘書趙煒，鄭重地詢問道：“小趙，我的事情你向中央報告了沒有？”聽到這句話，秘書趙煒流淚了，他回答說：“大姐，你放心吧，我已經給中央報告了！”

鄧穎超滿意地點了點頭，然后閉目養神。秘書趙煒心里哀嘆了一聲，抹了抹眼眶中的淚水，悄無聲息地退出了病房。這是怎么回事？病體沉重的鄧穎超還有什么事情不能放下心來，需要秘書趙煒向中央報告呢？

原來，鄧穎超請秘書趙煒向中央報告的事情是——在她生命結束之時，就不要再進行搶救了，這樣只會浪費國家的人力、財力和醫療藥品，請求中央批準，給予安樂死。鄧穎超所說的“安樂死”，指的是對無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療或使用藥物，讓病人無痛苦地死去。

那么，鄧穎超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請求呢？這就要從周總理生命的最后時刻說起了，也就是說正是因為體會到周總理在逝世前經受過的“痛苦”，鄧穎超這才慢慢有了對自己不實施搶救的請求。讓我們接著往下看。

1972年，在醫院檢查身體的時候，周總理被確診為膀胱癌。后來從1974年6月住院治療，到1976年1月逝世，周總理前前后后共做了大小手術13次，平均下來每過40天就要做一次手術。那時候，由于遭受癌癥的折磨，周總理的身體極度消瘦，體重也極度下降到了30.5公斤。

實際上，作為病人的周總理，最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當時，周總理曾對醫護人員說：“我的病，在醫院待下去已經沒有多少意思了，可否讓我搬回家去住！”不過，鑒于周總理的特殊身份，他的這個請求并沒有實現。因為，住院治病已經不是周總理個人的事情了，想要放棄治療，也根本由不得他。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周總理已經無法進食了，為了維持周總理的生命，醫護人員只好用管子將食物直接灌進他的胃里。那時候，周總理身上插滿了管子，有的管子是進食用的，有的管子是輸血用的，有的管子是輸液、排液用的。周總理平平地躺在病床上，連翻個身都受限制。

為了減少周總理的病痛，醫護人員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藥和止痛劑，不過這仍使周總理常常渾身顫抖、大汗淋漓。根據當時的醫生張佐良后來回憶——他（周總理）很痛苦，疼得實在無法忍受了，就會把我叫進去說：“我很疼，我能不能哼一哼，叫喚叫喚！”

聽到這句話，醫生張佐良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淚，并回答道：“周禮，你現在愿意怎么樣就怎么樣吧！”不過，周總理的自制力非常強，他雖然想哼一哼，但是最終還是沒有這樣做。1976年1月8日上午9點57分，周總理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享年78歲。

在周總理住院治療期間，鄧穎超始終陪伴在左右，對于周總理的“痛苦”，她能夠體會到。有一次，鄧穎超實在看不下去了，就對醫生說：“他（周總理）這么痛苦，太難受了，他太難受了……”可以說，一個人如果在這樣的狀態下活著，有時候真的是生不如死。

話說回來，晚年的鄧穎超一直思考著安樂死的問題。1982年7月的一天，鄧穎超把侄子侄女叫到中南海，說道：“我得重病的時候，或者我臨死的時候，千萬不要搶救，那時候搶救沒有什么意義，只能延續那么一兩天的生命，搞得醫生和病人都痛苦。人老了，該辦的事都辦了，就可以安靜地沒有痛苦地去死，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

這一年的11月5日，鄧穎超又給中央有關領導寫了一份關于自己后事處理的補充意見。鄧穎超在補充意見上特別寫了“在我患病無救時，萬勿采取搶救，以免延長病患的痛苦，以及有關黨組織、醫療人員和有關同志的負擔”一條。

那時候，安樂死還是一個人們普遍議論的熱門話題，也存在著一些爭議。1988年1月22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了一檔討論安樂死的節目。當時，鄧穎超一字不漏地認真聽完了節目，并且深有感悟。于是，鄧穎超就給電臺的同志們寫了一封信。

今天你們勇敢地播出關于安樂死的問題并希望展開討論，我非常贊成。首都醫院那位大夫的意見，我很擁護。我認為安樂死這個問題，是唯物主義者的觀點……這作為一個聽眾參加你們討論的一點意見。

后來，經過鄧穎超的同意，電臺將這封信公開播了出去。當時，許多聽眾都為鄧穎超贊成安樂死的坦誠態度所感動，紛紛覺得鄧穎超一生淡泊名利，即使在生死面前，也同樣豁達開朗，真正表現了一位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的寬廣襟懷和大無畏精神。

1989年10月，鄧穎超又一次特意讓秘書趙煒給中央報告她關于死亡的一些意見：“一個共產黨員，在死時再作一次革命。當我生命快要結束時，千萬不要用藥物來搶救，那是浪費人力物力的事，請求中央批準，給予安樂死。”

當時，中央領導們對鄧穎超這種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和高度的共產主義覺悟非常敬佩，并批示道：“今后鄧大姐百年之后堅決按她意見辦！”后來，當鄧穎超病重住院之時，她還先后多次提出“不要實施搶救”的要求。

到了1992年6月，在逝世前一個月，病體沉重的鄧穎超或許感覺到了什么，所以她鄭重地詢問秘書趙煒：“我的事情你向中央報告了沒有？”聽到這句話之后，長期在鄧穎超身邊工作的秘書趙煒忍不住流下了熱淚，回答說：“大姐，你放心吧，我已經報告了！”

前面說過，鄧穎超是一位淡泊名利的人，雖然她不平凡的經歷和卓越的貢獻，使她在全國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但是她卻從不居功，從不宣傳自己。鄧穎超晚年，曾有人建議她寫一些個人傳記一類的文章，可是鄧穎超卻說：“我是一個普通的革命者，沒有什么好寫的！”

這里要多說的是，當時有一家出版社準備出版一本反映長征女紅軍精神的圖書，并且主動聯系報告了鄧穎超，同時邀請鄧穎超也寫一篇。然而，讓出版社的同志沒有想到的是，鄧穎超在接到報告之后堅決不同意，她給出的理由讓人大吃一驚——我不算長征女紅軍。

這是怎么回事？出版社的同志疑惑不解——鄧穎超明明參加過長征，為什么她卻說自己不算長征女紅軍呢？后來，鄧穎超才解釋道：“雖然我參加了長征，但是那時候，我患上了嚴重的肺病，組織為了照顧我，就把我安排在休養連，而且還為我配備了擔架和馬匹，一路上都是同志們幫助我走完長征的！”

鄧穎超還感慨地說道：“紅軍長征非常艱苦，許多同志都犧牲在了路上。我在長征期間實際上沒有做什么工作！不像蔡暢大姐、康克清大姐、李堅貞大姐這些同志，她們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完長征的，我沒什么可寫的，還是請蔡暢大姐、康克清大姐、李堅貞大姐她們寫吧！”

每當回想起紅軍長征的艱苦歲月，鄧穎超都傷感不已，她曾經講述了一段鮮為人知的往事——過草地的第一天，鄧穎超騎的馬受驚了，陷進了沼澤地里。這時候，抬著周總理的擔架已經在前面走遠，鄧穎超喊了也沒有回應。當時，鄧穎超根本不敢動，因為如果陷進去就沒命了。

就這樣，鄧穎超在沼澤地的泥潭里挺了兩個多小時，直到遇到后面上來的同志們，她才被救了出來。而鄧穎超騎的那匹馬則由于不斷掙扎，已經陷入沼澤地里無影無蹤了！被同志們救出來之后，鄧穎超開始不停地發高燒，過草地的七天七夜，她沒有吃過一粒米。

后來，到了過草地的最后一站——巴西，鄧穎超終于看到了房子，那是少數民族的村莊。房子分為上下兩層，上層是住人用的，下層是養牲口用的。極度虛弱的鄧穎超根本爬不到上層，只好在下層的牲口棚里躺著休息了兩個多小時。

就在鄧穎超休息的時候，蔡暢和其他女同志來了，在同志們的照顧下，鄧穎超這才撿了一條命。后來鄧穎超聽蔡暢說：“當時，我們看到你之后都哭了，因為大家見你三分像活人，七分像死人，都以為你活不成了！”

抱著病體走過那渺無人煙的草地，七天七夜沒吃一粒米，鄧穎超回憶當年的場景時說道：“（長征中）我們忍受了一切，并不以為苦，當以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戰勝這一切困苦時，我們的革命意志鍛煉得更加堅強！過去革命斗爭非常殘酷，好多人犧牲了，好多好的東西被毀掉了，留存不下來。我們是幸存者，還能為自己留什么？”

1988年，在中央批準有關部門為鄧穎超寫傳記之后，鄧穎超這才表示：“既然組織上作出決定，只好服從。”不過，鄧穎超心中仍有些不情愿，因為在有關部門采訪鄧穎超之時，她總是對自己的生平事跡要么閉口不談，要么談得很少，反而要求有關部門多寫一些當時的歷史環境和革命發展的情況。

與此同時，鄧穎超還交代：“既寫成績，也別忘了寫缺點。要寫就寫全面，不要只是頌揚。”后來，鄧穎超的傳記提綱和征求意見稿出來了，有關部門將材料送給鄧穎超審閱，可是鄧穎超卻并不熱衷審閱，直至她去世，也沒有看到這本關于她自己的個人傳記。

晚年的鄧穎超經常對身邊的人說：“人總是要死的，但是精神萬歲！”在遺囑中，鄧穎超這樣安排：“骨灰不保留，撒掉；不搞遺體告別，不開追悼會；我們住的房舍，萬勿搞什么故居和紀念；對侄兒（女）輩，勿以同志的關心，給以照顧……”看到鄧穎超的遺囑，同志們潸然淚下！

1992年7月9日中午，病重的鄧穎超突然醒了，并讓醫護人員叫來了秘書趙煒。秘書趙煒來了之后，鄧穎超拉著他的手說道：“趙煒，我同你見最后一面。”秘書趙煒聽后淚流不止，勸慰道：“大姐，您千萬不要這樣說！您養養神吧，該睡會午覺了！”

鄧穎超當時為什么要對趙煒說那樣一句話，也許是那次醒來之后，鄧穎超已經感覺到了自己將要走向生命的終點。讓人感到傷心悲痛的是，這一次見面，確實是秘書趙煒和清醒的鄧穎超見的最后一面。

次日早晨（1992年7月10日），鄧穎超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她又一次陷入了昏迷，脈搏不斷加快，呼吸變得越來越慢。此時，醫生下達了病危通知書，并建議秘書趙煒趕快向中央報告。

其實，連續十幾天以來，鄧穎超基本上都處于昏迷狀態，偶爾會清醒過來，就不忘囑咐：“不要進行搶救了，不要浪費國家的人力、財力和醫療藥品！”當時，醫護人員耐心地回答說：“您的頭腦還很清醒，還沒有到不可救治的時候，您就安心接受治療吧，很快就會好起來的！”

這天晚上（7月10日），醫護人員和工作人員一直守候著鄧穎超，大家心中暗自祈禱，希望鄧穎超的病情能夠盡快好轉。到了7月11日清晨5點多鐘，醫護人員趴在鄧穎超的耳邊呼喚：“大姐、大姐……”然而，此時的鄧穎超沒有任何反應。

秘書趙煒急了，他在病床前喊道：“大姐，我是趙煒，您聽見沒有？您要聽見了就睜睜眼睛、點點頭。”可是，無論秘書趙煒如何呼喚，鄧穎超就是沒有反應。當時，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緊接著醫護人員發現鄧穎超的血壓和脈搏都降了下來……

1992年7月11日清晨6點55分，深受人民群眾尊敬和愛戴的鄧穎超，平靜地停止了呼吸，自然安詳地走完了自己不平凡且功勛卓著的一生。鄧穎超病危的時間很短，只有一天一夜，她“生命結束之時不要進行搶救”的請求得到了實現，讓我們向鄧穎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