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傅作義因被列為戰犯而發火，毛主席一封電報讓他如釋重負

1948年12月25日凌晨，在平津戰役持續進行期間，中央授權新華社發布了43名國民黨頭等戰犯名單。在這份名單中，時任國民黨華北剿總司令官的傅作義，排在第31位。

當天早上，在中南海居仁堂內，傅作義就得知了自己被列為戰犯的消息。看著報紙上醒目的“傅作義”三個字，他頓時火冒三丈，伸出胳膊猛力一揮，將辦公桌上的電話、茶杯、筆筒以及成摞的文件全都打落在了地上。

緊接著，傅作義一臉愁容地從椅子上站了起來，準備回臥室休息。可是，此時傅作義的雙腿好像不受控制似的，站都站不穩。就在傅作義跌跌撞撞地走到臥室門口之時，他腳下突然一個踉蹌，重重地撞在了臥室的門框上，然后摔倒在了地上。

傅作義為何會有如此表現呢？原來，早在十幾天之前（12月13日），傅作義已經派《平明日報》的社長兼總編輯崔載之，帶著報務員、譯電員和一部電臺，秘密前往平津前線指揮部，談判商討和平解決華北問題相關事宜了。

當時，傅作義提出了四條解決辦法，其中之一就是傅作義通電全國，宣布和平解放華北，其軍隊由“華北聯合政府”指揮。因此，傅作義實在不理解也想不通，為何自己會被列入43名國民黨頭等戰犯名單之中。

話說回來，站在一旁的侍衛見傅作義倒地，他急忙上前將傅作義扶了起來，并送傅作義到臥室休息。

沒過一會兒，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聞訊趕到了臥室，只見父親傅作義躺在床上，嘴里還不停地念叨著：“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

傅冬菊剛想開口勸說，傅作義的老師劉厚同來了，他也得知了傅作義被列為戰犯的消息。聽到傅作義說“一切都完了”，劉厚同老先生勸道：“我看不見得，舊的完了，可以開始新的。宜生（傅作義，字宜生），你要認清形勢，繼續下決心走和談之路。”

劉厚同老先生頓了頓，繼續說道：“蔣（介石）要你南下，萬不能從，去了只能使北方子弟與他同歸于盡。現北平陷于重圍之中，南下無路，西退亦不可能。時至今日，（你）切不可三心二意、胡思亂想，還是順應人心，和談為上……中共歷來說話算數……（你）萬不可一誤再誤！”

劉厚同老先生的一番話，讓心煩意亂的傅作義一下子冷靜了許多。對于自己的老師劉厚同，傅作義一直非常敬重，于是他起身和老師劉厚同，以及女兒傅冬菊簡單談論了一下當前的形勢。

當天（12月25日）晚上，傅作義找秘書王克俊（任國民黨華北剿總政工處處長）到中南海居仁堂密談。兩人談來談去，最終得出了一個結論——國民黨必敗，眼下必須當機立斷，脫離國民黨蔣介石集團，走人民的道路。

當時，傅作義一臉決然地對王克俊說：“我是準備冒著三個‘死’來做這件事的。第一個‘死’是，下面的人不同意，他們會打死我；第二個‘死’是，事情泄露之后，蔣介石會處死我；第三個‘死’是，共產黨也可用戰犯的罪名處決我。”

也就是說，在被列為戰犯之后，鑒于大勢所趨，傅作義只能將和平談判繼續下去。

不久之后，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將傅作義因被列為戰犯而發火的情況，及時報告給了佘滌清、崔月犁。這里要多說的是，傅冬菊很早就與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系，并秘密加入了黨組織，她的上級就是佘滌清（北平學委書記）和崔月犁（學委秘書長）。

很快，佘滌清、崔月犁又將傅作義站立不穩撞在門框上的情況報告到了西柏坡。

1949年1月1日，元旦佳節，毛主席就“將傅作義列入戰犯名單”這個問題，專門寫了一封電報發到平津前線指揮部，并請平津前線指揮部派人轉達給傅作義。

毛主席在這封電報上提出了6條意見。

一是不同意傅作義通電全國，宣布和平解決華北問題。理由是如果這樣做，傅作義極有可能遭受蔣介石的暗殺。

二是傅作義一直追隨蔣介石反共，因此不能不將傅作義和閻錫山、白崇禧等人一同列為戰犯。不過，傅作義可以用“自己被列為戰犯”來做文章，與我軍里應外合解決華北問題，這樣一來還有機會得到赦免。

三是允許傅作義編一個軍。

四是傅作義給我軍的電報已收到，做法不切實際。

五是傅作義派來的談判代表崔載之很好，但希望能派出更有地位的更能負責的同志一同前來。

六是傅作義今后不能去南京，否則有可能被蔣介石扣押，成為張學良第二。

在以上6條意見中，毛主席向傅作義解釋了將其列為43名國民黨頭等戰犯的原因。簡單來說，毛主席采取的是“恩威并施”的辦法，一方面對傅作義進行安撫，另一方面則給傅作義施壓。

首先是安撫。將傅作義列為戰犯，是為了配合傅作義能夠順利進行秘密和平談判。試想一下，如果傅作義未在戰犯名單之中，那么蔣介石對傅作義的懷疑必然會加重，甚至是“板上釘釘”。這樣一來，傅作義的生命安全就會存在風險，極有可能遭受蔣介石的暗殺。

其次是施壓。將傅作義列為戰犯，是因為傅作義一直追隨蔣介石反共，他和閻錫山、白崇禧一樣是符合戰犯條件的。不過，傅作義可以自己選擇走哪一條路，如果與我軍里應外合解決華北問題，那么還有機會得到赦免；如果一意孤行、一錯再錯，那么就是名副其實的戰犯了。

毛主席的這封電報發到平津前線指揮部之后，林彪、聶榮臻等人立即找來了李炳泉（地下工作者，時任《平明日報》采訪部主任，此前就是他帶著傅作義的談判代表——《平明日報》的社長兼總編輯崔載之，從北平城中來到平津前線指揮部）。

林彪、聶榮臻交代，讓李炳泉將毛主席的6條意見背下來（共有450字），然后回到北平城中向傅作義轉述。1949年1月2日，李炳泉冒險回到北平，次日便在其堂兄李騰九（時任國民黨華北剿總聯絡處少校處長，和傅作義是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友）的陪同下，來到中南海居仁堂面見傅作義。

見到傅作義之后，李炳泉一字不漏地向傅作義轉達了毛主席的6條意見。聽完毛主席的6條意見之后，傅作義終于明白了自己被列為戰犯的原因，他一方面頓時如釋重負，原先低落的情緒也有了極大好轉，另一方面也暗暗佩服毛主席英明。

那么，毛主席對傅作義采取“恩威并施”（安撫和施壓）的英明做法，有沒有起到作用呢？讓我們從以下兩件事說起。

首先，說一下傅作義的人身安全問題，即毛主席對傅作義的安撫（保護）。

其實，早在平津戰役爆發之前，蔣介石就多次催促傅作義率領部隊南下，并對傅作義許以高官厚祿，比如讓傅作義當國民黨東南長官公署主任。當時，由于傅作義心中有西撤綏遠的想法，所以他始終找借口應付蔣介石，拒不率部南下。

為了避免蔣介石對自己起疑心，傅作義還信誓旦旦地對蔣介石表態說：“我現在已經是四面楚歌，南下已經不可能了，只有與古都（北平）共存亡，以報委座厚愛。”

對于傅作義這樣的說辭，蔣介石自然不會全信，他命令特務頭子毛人鳳一直注意著北平城中的風吹草動。可想而知，一旦傅作義有什么“異動”，那么毛人鳳手下的特務們必然會采取行動。

1949年1月17日，極力想避免“損失”的蔣介石，向傅作義發來了電報。蔣介石在電報中對傅作義說，自己將派一架飛機到北平，接運李文（國民黨華北剿總第四兵團司令官）、石覺（國民黨華北剿總第九兵團司令官）部隊中的少校以上軍官和必要的武器。

當時，國民黨華北剿總戰斗序列下的部隊，有一部分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李文率領的國民黨第四兵團和石覺率領的國民黨第九兵團。可見，此時的蔣介石已經和傅作義貌合神離了，他想將自己的嫡系部隊從北平撤走。

面對蔣介石的要求，傅作義表面上答應，背地里卻派人與平津前線司令部聯系，希望我軍屆時對北平城里的臨時機場進行火力封鎖，使蔣介石派來接運軍官和武器的飛機無法著陸。最終，在我軍和傅作義的配合下，蔣介石轉運軍官和武器的計劃落空了。

怎么辦？憤怒不已的蔣介石決定給傅作義一點顏色看看——實施卑鄙的暗殺行動。

那么，蔣介石暗殺的目標是誰呢？時任北平市市長的何思源。何思源是山東菏澤人，曾擔任國民黨山東綏靖公署副主任，于1946年調任國民黨北平市市長。那時候，何思源對蔣介石打內戰持消極態度，他曾經說：“只要蔣（介石）肯把權力交出來，中國的局面便會改觀。”

后來，何思源的這句話傳到了蔣介石的耳朵里，所以他很快就被蔣介石罷免了職務。到了平津戰役期間，何思源積極擁護我軍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方案，并在北平組織發起了和平運動。

當時，何思源和傅作義關系比較密切，他還受傅作義的委托，聯絡社會人士組建了北平民眾和談代表團，并親自擔任團長。不久之后，何思源又發表通電，要求和平解決北平問題。

如此一來，何思源就成為了蔣介石的“眼中釘”和“肉中刺”。在蔣介石的授意下，特務頭子毛人鳳派人稱“賽貍貓”的特務飛賊段云鵬，在何思源的屋頂偷偷安放了兩顆定時炸彈。

1949年1月18日凌晨3點過10分，何思源一家人正在熟睡之際，特務飛賊段云鵬安裝的定時炸彈先后爆炸。何思源一家六口人一死五傷，何思源的小女兒何魯美當場被炸身亡，何思源的夫人受了重傷，就連何思源也被炸傷了一只胳膊。

蔣介石布置的這次暗殺行動，雖然目標并不是傅作義，但是仍讓傅作義心有余悸。但是試想一下，如果傅作義不在新華社1948年12月25日公布的戰犯名單之中，那么心狠手辣的蔣介石會如何對待傅作義呢？

也就是說，將傅作義列入43名國民黨頭等戰犯名單，其實是對傅作義生命安全的一種保護。最初，傅作義不理解、想不通，直到他接到由李炳泉轉述的毛主席的6條意見之后，這才明白過來的。因此，傅作義在如釋重負的同時，暗自佩服毛主席英明。

其次，說一下傅作義的選擇的道路，即毛主席對傅作義的施壓。

前文提到，毛主席在6條意見中說，傅作義可以用“自己被列為戰犯”來做文章，與我軍里應外合解決華北問題，這樣一來他還有機會得到赦免。傅作義是一個明白人，他自然懂得毛主席的意思。

在接到毛主席的6條意見之后，傅作義當即派人與我軍進行了第二次和平談判。這一次，傅作義按照毛主席“希望能派出更有地位的更能負責的同志”的要求，派出了燕京大學教授張東蓀（民盟中央常委）、山西大學原教授周北峰（國民黨華北剿總少將處長），而這兩位先生此前都和我軍有著密切的聯系。

這里要多說的是，就在傅作義派人進行第二次和平談判期間，蔣介石還先后多次試圖拉攏傅作義，讓傅作義率部南撤。蔣介石甚至派時任美軍西太平洋艦隊司令白吉爾中將來到北平游說傅作義，不過均被傅作義巧妙應付過去了。

第二次和平談判結束之后，傅作義派來的談判代表周北峰將《談判紀要》送回北平，并向傅作義說明1949年1月14日前需要答復。可是，傅作義在看完《談判紀要》后，搖搖頭說道：“談的問題還不夠具體！”然后并沒有明確表態。

可以說，“談的問題還不夠具體”，只是傅作義的托詞而已，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身上的壓力還不夠大。

1949年1月14日，傅作義沒有作出答復。這一天上午10點鐘，我軍按照原先的計劃開始行動了。在劉亞樓的指揮下，我軍向天津發起了總攻，并且僅有29個小時就成功解放了天津。

傅作義的壓力倍增，到底是戰還是和？傅作義必須要做出最后的抉擇了。在這樣的背景下，第三次和平談判開始了（和天津戰役幾乎是同一時間）。這一次，傅作義派出的談判代表是負責指揮榆林地區國民黨部隊的華北剿總副司令鄧寶珊。

有意思的是，在第三次和平談判過程中，聶榮臻在解釋對天津發起總攻的原因之時，對鄧寶珊等人說道：“14日的答復時間已過，我們只好下達進攻天津的命令，這次談判的內容就不包括天津了。”

聞聽此言，鄧寶珊有些悵然，他自知責任在己方，只好對身邊的周北峰說：“用你的名義發個電報，請總司令（傅作義）指示。”

傅作義很快回電，大致意思就是交給鄧寶珊全權去辦。

果然，被稱為“老朋友”的鄧寶珊來了之后，和平談判就進行的順利的多了！在談判過程中，關于傅作義部隊的改編，北平城內單位的接收，以及天津解放后的一些安排，鄧寶珊與我軍都談得十分融洽。

1949年1月16日，第三次和平談判基本結束。與此同時，我軍也向傅作義發出了最后的通牒，請傅作義作出答復。

這一次，在鄧寶珊的幫助下，傅作義很快下定了決定，同意了我軍派代表進城研究和平接管北平的具體事宜。

1949年1月21日，傅作義召集華北剿總機關及軍長以上人員會議，宣布北平城內國民黨守軍接受和平改編。緊接著，傅作義手下的2個兵團，8個軍部，25個師，共20萬余人陸續出城趕到指定地點，準備接受改編。

1949年1月31日，人民軍隊舉行正式的入城儀式并進駐北平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值得一提的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寶貴經驗，后來成為一種可借鑒的范例——“北平模式”。由此可見，毛主席提出的6條意見，以及他堅持和平解放北平是多么英明！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正如毛主席在6條意見中所說，為北平和平解放立下大功的傅作義，搖身一變從戰犯成為了起義將領。試想一下，如果傅作義一意孤行、一錯再錯，那么他必然就是名副其實的戰犯了，而“戰犯”這個壓力，是傅作義無論如何也承受不起的。

新中國成立之后，傅作義長期擔任水利部部長一職，為新中國水利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1974年4月19日，傅作義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7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