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乾叛變后，他隱身墓地，活到86歲，為補償娶戰友之妻

1950年6月10日，臺北馬場町刑場槍聲響起。吳石將軍寫下"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對我翁"的絕命詩，女英雄朱楓身中六槍仍高呼口號。這場血案的幕后推手，竟是一位走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紅軍。

一周叛變，1100人血灑臺灣

1950年春天，臺灣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3月的一天，嘉義農村一條鄉間小路上，一個穿西裝的中年男人正大搖大擺往鎮上走。幾個農民打扮的人迎面走來，其中一人眼睛一亮，低聲說了句什么，幾人立刻圍了上去。

這個穿西裝的人，正是躲藏了兩個月的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特務們沒想到，在農村躲藏期間清苦難耐的老鄭，竟然為了一頓牛排暴露了行蹤。這一次被捕，徹底改寫了臺灣隱蔽戰線的歷史。

被押回保密局后，蔡孝乾提出了一個條件：讓跟隨自己多年的妻妹馬雯娟來監獄同住。特務頭子谷正文滿口答應，把這個年僅十幾歲的姑娘送進了牢房。得到滿足之后，蔡孝乾開始交代。一周之內，臺灣地下黨的全部組織架構、人員名單、活動據點，被這個最高負責人和盤托出。

情報送到保密局長毛人鳳手中時，連這個殺人不眨眼的特務頭子都驚呆了。從蔡孝乾的筆記本和身上搜出的新臺幣上，分別發現了"吳次長"三個字和一串電話號碼。吳次長，指的是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中將。電話號碼的主人，則是從大陸派來的女特派員朱楓。通過順藤摸瓜，更多的地下黨員身份被確認，一張血腥的大網撒向全島。

蔡孝乾叛變后，在一周內便供出所有的名單資料，造成包括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在內的400多名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被逮捕。保密局的特務們像嗅到血腥的鯊魚，瘋狂撲向各地的地下黨組織。從城市到農村，從機關到學校，一個個秘密據點被摧毀，一個個革命者被投入黑牢。有的人在嚴刑拷打下寧死不屈，有的人高喊口號走向刑場，有的人至死都沒有透露半點機密。這些年輕的生命，就這樣消失在馬場町的槍聲中。

吳石將軍是這批被捕者中職位最高的一位。這位國民黨軍界的傳奇人物，畢業于保定軍校，與白崇禧、張治中是同學，與周至柔、陳誠是莫逆之交。從1947年開始，吳石就秘密為我黨提供情報，被譽為"密使一號"。他每周以"探親"為掩護與朱楓交接情報，涵蓋臺灣登陸點分析、海空軍部署等關鍵信息。這些絕密軍事情報，為解放軍的戰略部署提供了重要參考。

對吳石的審訊從1950年3月5日持續到4月7日，他以參謀次長身份應對，拒絕牽連他人，被特務稱為"偵訊最困難的事"。為逼問情報，特務多次用刑，酷刑導致吳石一只眼睛失明，他堅貞不屈。面對叛徒的指認和特務的嚴刑，吳石始終不發一言，用沉默守護著那些還在戰斗的同志。6月10日清晨，吳石被押赴馬場町刑場。臨刑前，他寫下了那首流傳至今的絕命詩，遙望著大陸方向說："臺灣大陸都是一家人，這是血脈民心。"

與吳石同日就義的還有三位英烈：朱楓、陳寶倉、聶曦。朱楓是從大陸派來的女特派員，落網前曾吞下二兩多重的金鏈和金鐲，決心以死殉國。被特務用飛機押回臺灣后，她在獄中依然保持著革命者的風骨。聶曦是吳石的副官，年僅33歲，面對死亡毫無懼色。陳寶倉是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同樣選擇了從容就義。

1949年前后，我黨按照中央關于解放臺灣的決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余名干部入臺，其中1100余人身份暴露后被國民黨當局公審殺害。這是一組觸目驚心的數字。這些年輕的生命，有的來自上海，有的來自福建，有的是本地臺灣人。他們為了祖國統一的大業，義無反顧地踏上了這條九死一生的道路，最后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

蔡孝乾的叛變，不僅摧毀了臺灣地下黨組織，更讓解放臺灣的戰略部署失去了內應。當時粟裕將軍正在準備渡海作戰，島內的地下力量是重要的配合力量。這一切隨著蔡孝乾的投敵化為泡影。幾個月后，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解放臺灣的計劃被迫擱置。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叛徒改變了歷史的走向。

長征老兵的墮落之路

很多人難以理解，一個走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紅軍，為何會淪為可恥的叛徒？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回到蔡孝乾的人生起點。

蔡孝乾生于彰化花壇的蔡厝。年幼時父親蔡涂長年在外，母親林氏鉗臥病在床，蔡孝乾就讀彰化公學校時，在上課前會照顧母親與操持家務，導致上課經常遲到，被教師體罰。而后在教師于清晨時到他家中訪查時，才發現他照顧母親的事，而在當地享有孝名。

這個在日據時期的臺灣以孝順聞名的少年，后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4年，16歲的蔡孝乾來到上海，進入共產黨人創辦的上海大學社會學系讀書。上海大學社會學系由著名共產黨人鄧中夏創辦。瞿秋白、施存統、彭述之等著名共產黨人曾擔任系主任，蔡和森、惲代英、張太雷、蕭楚女、任弼時、董亦湘、李漢俊等人擔任教員。在這樣的革命熔爐里，蔡孝乾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洗禮，成為臺灣左翼學生中的活躍分子。

1928年4月，臺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蔡孝乾當選為中央常委。不久后為躲避日本殖民當局的追捕，他離開臺灣來到大陸。1932年，在福建漳州，紅一軍團攻城時蔡孝乾與紅軍相遇，羅榮桓接見了他，安排他進入軍團政治部工作。在中央蘇區的兩年多時間里，他接觸過周恩來、項英、毛澤東、劉伯承等老一輩革命家。周恩來還親自交給他兩本日文書籍進行翻譯工作。

1934年，蔡孝乾當選中華蘇維埃中央委員，隨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入延安，是唯一參與長征的臺灣人。這段九死一生的經歷，成為他最大的政治資本。長征途中，他隨葉劍英指揮的中央縱隊作戰，親眼目睹了渡湘江戰役的慘烈景象。血與火的洗禮本該鑄就他堅定的革命意志，可惜這個人的信仰并沒有扎下深根。

抗戰期間，蔡孝乾擔任八路軍總部野戰政治部敵工部部長，負責管理日軍俘虜和對敵宣傳工作。1945年，他旁聽了中共七大。日本投降后，中央決定在臺灣建立黨組織，蔡孝乾作為唯一有紅軍資歷的臺灣干部，被任命為臺灣省工委書記。

組織的信任，他本該以生命來回報。可回到臺灣后，蔡孝乾卻開始了另一種生活。在臺灣，蔡孝乾的公開身份是商人，住在臺北的高檔住宅區，出入高級西餐廳，過著與地下工作者身份極不相稱的奢華生活。他貪污工作經費，整日混跡于聲色場所。更惡劣的是，他帶著只有十幾歲的妻妹馬雯娟來到臺灣，以"兄妹"的名義同居，這段關系成為日后敵人的突破口。

除了生活腐化，蔡孝乾在工作中也極其疏忽。他在筆記本上用"吳次長"這樣直白的稱謂記錄重要聯絡人吳石，還在新臺幣上寫下朱楓的聯絡電話。這些低級錯誤，為特務破案提供了關鍵線索。曾在八路軍一一五師工作過的特務頭子谷正文，在回憶錄中這樣評價："共產黨在臺灣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敗，除了組織成員過于樂觀以致行跡暴露之外，其領導人蔡孝乾的浮奢個性更是一個嚴重的致命傷！"

1949年8月，《光明報》案爆發，臺灣地下黨組織開始暴露。基隆中學校長鐘浩東被捕后，雖然至死沒有供出任何人，卻在精神恍惚時無意問了一句"老鄭怎么樣"，讓特務鎖定了蔡孝乾的化名。緊接著，高雄市工委委員李汾叛變，供出了省工委副書記陳澤民。在嚴刑拷打下，陳澤民交代了蔡孝乾的藏身地址。

1950年1月29日深夜，蔡孝乾在臺北泉州街的住所被捕。這時候，特務們并不知道抓到的是臺灣地下黨的最高負責人。蔡孝乾報了假名字和假身份，一開始還裝作若無其事。可他的生活習慣暴露了真實身份。被關押期間，他每天要求特務幫他買餃子，還抱怨說想吃牛排想得快瘋了。

一個星期后，蔡孝乾在獄中大聲喊"我想牛排的味道想瘋了，放我出去，我會有回報。"并且他指定必須是要去臺灣最好的波麗露西餐廳買。

這種奢侈的要求讓谷正文確信，此人身份不低。為了套取更多信息，谷正文滿足了他的要求。吃完牛排后，蔡孝乾說可以帶特務去一個共產黨的據點作為回報。誰知道走到一個黑暗的廠房時，他趁特務不備翻墻逃脫。這是他最后一次展現"革命者"的機敏，可惜用錯了地方。

此后兩個月，蔡孝乾帶著馬雯娟躲藏在嘉義農村。吃慣了山珍海味的人，哪里受得了農村的清苦？3月中旬的一天，實在忍不住口腹之欲的蔡孝乾，穿著西裝跑到鎮上的西餐館吃牛排。在滿是農民的鄉間小路上，這身打扮格外顯眼，被蹲守的特務一眼認出。第二次被捕后，蔡孝乾徹底放棄了抵抗。

叛徒的余生與英烈的永恒

第二次被捕后的蔡孝乾，迅速完成了從革命者到叛徒的轉變。他不僅把臺灣地下黨的全部機密和盤托出，還主動要求在報紙上發表"自首聲明"，在電臺廣播勸降同志。1950年6月1日，臺灣各大報紙刊登了他的投降聲明，同時他還對著廣播話筒，呼吁昔日的戰友放棄抵抗。這一舉動，徹底斷絕了臺灣地下黨翻盤的可能。

對于這個叛徒，國民黨給予了優厚的待遇。蔡乾叛變后改名蔡孝乾，隨后到廣播電臺發表反共講話并對其他人實施勸降，國民黨當局為影響更多的人"政治轉變"，宣布委任他為保密局少將參議。后來他又任職于"國防部"情報局匪情研究室，升任少將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副局長。這些官職聽起來風光，實際上不過是特務機關用來搞反共宣傳的工具。

蔡孝乾的"自由"是有限度的。雖然獲得了高官厚祿，他和馬雯娟卻被安排住在芝山巖的一處住宅里，四周有特務嚴密監視。國民黨表面上說是"保護"他免遭報復，實際上是把他當作籠中之鳥。鄰居偶爾瞥見他買菜，總是帶著警衛，頭發花白，表情低落。這個曾經走過長征、見過大世面的人，余生都在恐懼和屈辱中度過。

與蔡孝乾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些寧死不屈的英烈。省工委武裝部部長張志忠被關押期間，每天組織同牢房的人批斗蔡孝乾。張志忠指著蔡孝乾的鼻子罵他："侵吞1萬元美金工作經費，天天上波麗露西餐廳吃早點，竟然還敢到處張揚是共產黨在臺灣的領導人。"

蔣經國兩次親自到獄中勸降張志忠，得到的回答是："對我最大的幫助是讓我速死。"張志忠經四年多"感化"仍堅貞不屈，1954年拒絕了捆綁昂然走上刑場，后來國民黨特務在回憶中對此氣概也不禁表示佩服。谷正文在回憶錄中稱張志忠是"在臺共黨員二千余人中唯一硬漢"。

這些英烈用生命踐行了對信仰的忠誠。吳石臨刑前從容不迫，朱楓身中數槍仍高呼口號，張志忠四年間未供一人一事。他們與蔡孝乾形成了最強烈的對比。有人說得好：同樣是被捕，有的人看到的是牛排和生路，有的人看到的是信仰和使命。

1982年10月，74歲的蔡孝乾在臺北病逝。他的葬禮非常低調，沒有審判，沒有追責。據說他的子女后來改了姓氏，墓碑上也不敢刻真名。這個走過長征、本該成為英雄的人，最終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70年前的6月10日，吳石、陳寶倉、朱楓、聶曦在臺北馬場町刑場從容就義，他們"潛伏"臺灣的事跡一度鮮為人知。如今，他們有著共同的稱號：隱蔽戰線英烈。2013年，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里，一座無名英雄紀念廣場落成。廣場花崗巖墻面上鐫刻有已知的846位英名，還有許多烈士的名字至今無從知曉，墻面上已經留出了空格。

紀念碑上刻著這樣一段銘文："風蕭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敗，或囚或歿，人不知之，乃至隕后無名……來兮精魄，安兮英靈。長河為咽，青山為證；豈曰無聲？河山即名！"

2020年6月10日，四位烈士就義70周年之際，他們的后代在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舉行了祭奠活動。年過七八十歲的老人們頂著北京六月的晴空烈日，只為在先輩英勇就義70周年的特殊時間節點，為至親敬獻花籃，以表哀思。陳寶倉的女兒陳禹方在父親的雕像前說："隱蔽戰線的戰士都是中國英勇的兒女，他們的犧牲是值得的，我們希望早日祖國統一。"

那些為了祖國統一大業犧牲在臺灣的無名英雄們，雖然他們的名字曾被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但歷史不會忘記。今天的我們，更不會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