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把日歷翻到1941年5月14日。
地點是美國伊利諾伊州，一間不起眼的公寓房。
55歲的明妮·魏特琳走進廚房，擰開了煤氣旋鈕。
她決定不活了。
這時候，距離她告別中國還不到一年。
就在前陣子，大洋彼岸的中國政府剛給她寄來一枚分量極重的“采玉勛章”，那是為了感謝她在戰火中護住了成千上萬的老百姓。
在大家眼里，她是“活菩薩”，是萬人敬仰的大英雄。
好不容易回到了沒有硝煙的老家，日子太平了，怎么反倒想不開了呢？
醫生給出的診斷是嚴重的抑郁癥。
這肯定沒錯，但這病根兒究竟扎在哪兒？
要是你耐著性子讀完她留下的那50多萬字日記，就會明白，真正把她壓垮的，壓根不是怕死，而是在那段暗無天日的日子里，她被人逼著做出的那些讓她心如刀絞的“買賣”。
其中最要命的一筆“賬”，得追溯到1937年的平安夜。
鏡頭切回到1937年12月24日。
那時候，南京城淪陷剛剛過去11天。
魏特琳是這兒的當家人，哪怕是個外國人，這會兒也碰上了一個荒唐透頂又沒人性的“難題”。
有個日軍軍官找上門來，把話挑明了：你得從這一萬多人里，挑出100個女人交給我們。
借口找得還挺“體面”——說是給外面的士兵“發泄”用的，只要交出這100人，他們就能約束部隊，保證不進學校騷擾其他人。
這簡直就是把魏特琳往死胡同里逼。
說不給？
日本人就在大門口，那是真槍實彈。
要是惹毛了他們硬闖進來，這一萬多條命誰也護不住。
給吧？
魏特琳是個傳教士，又是搞教育的，她的天職就是護著這幫人。
親手把無辜的姑娘往火坑里推，這在良心上跟判自己死刑沒區別。
魏特琳氣得渾身發抖，可她心里跟明鏡似的：這節骨眼上，什么國際公約、什么人道主義，在日軍的刺刀面前連張廢紙都不如。
她手里能打的牌，只剩下“磨嘴皮子”。
在那漫長又煎熬的談判后，那個軍官總算松了口：不硬抓，只要“自愿”去的。
魏特琳不得不硬著頭皮去干這件缺德事：她得去問那些以前干過風月行當的女子，愿不愿意站出來頂雷。
這筆交易太沉重了。
這哪是湊數啊，這是拿命換命。
結局大家都看過電影《金陵十三釵》，那是藝術加工。
真實的歷史比電影冷酷得多——站出來的不是13個，是21個。
這21個女人心里比誰都清楚，出了這校門是個什么下場。
在那樣的亂世，去了就是個死。
可為了保全學校里其他的姐妹，她們還是咬著牙上了日軍的卡車。
在那之后的日記里，魏特琳沒敢詳細記這21個人的下落。
但參照當時的其他資料，這幫人大多沒了音訊，結局慘不忍睹。
這件事，成了魏特琳這輩子都甩不掉的噩夢。
話說回來，魏特琳怎么會被逼到這份兒上？
那個所謂的南京“安全區”，到底靠不靠譜？
你要是攤開地圖看，這“南京安全區”的配置其實那是相當高。
更厲害的是，還有個硬邦邦的“后臺”——國際委員會主席約翰·拉貝。
這人是德國人，還是納粹黨員。
那會兒日本跟德國穿一條褲子，簽了協定，日軍高層怎么著也得給拉貝幾分薄面，不敢直接往這片區域扔炸彈。
拉貝這幫人也確實是拼了老命。
他們愣是勸說中國軍隊撤離這片區域，不給日本人動手的借口；還一口氣弄了25個收容所，硬是給20多萬中國老百姓撐起了一把傘。
可壞就壞在，這套規矩只對日軍那幫當官的管用，對于底下那些殺紅了眼的兵痞，根本就是對牛彈琴。
魏特琳每天的日子，就像是在狂風暴雨的大海上修補一艘到處漏水的破船。
她安排老師輪流值班，自己更是像個門神一樣守在門口，手里揮著星條旗，想靠著“洋人”這張臉擋住日本人。
她還跑了好幾趟日本大使館去鬧，討來了一張“嚴禁士兵入內”的告示貼在門上。
結果呢？
那幫日本兵看都不看一眼，上來就給撕了個粉碎。
他們經常翻墻頭進來，手里端著刺刀，見著年輕姑娘就往外拖。
當時在安全區醫院的羅伯特·O·威爾遜醫生，在信里記下了幾筆血債：12月15號到18號這幾天，兩個才16歲的花季少女被糟蹋致死，連個8歲的小男孩都被刺刀給捅了。
12月16號那天，日軍硬是從那邊抓走了7個姑娘，年齡在16到21歲之間。
后來放回來5個，聽她們哭訴，每人每天得遭六七回罪。
這就是魏特琳面對的現實：那個所謂的“安全區”，其實就是一張窗戶紙，隨時都能被捅個稀巴爛。
要是把目光從安全區移開，看看外面的南京城，你就知道那21個女人的犧牲是在個什么樣的大背景下了。
外面簡直就是沒了王法的地獄。
1937年12月13日，日軍順著中山門、光華門、太平門殺進城。
因為撤退命令下得太晚，城里亂成了一鍋粥。
日本人進城后，壓根就沒把中國人當人看。
金陵大學的歷史教授米納·瑟爾·貝茨，那會兒正在安全區幫忙。
他雇了幾個苦力去搬尸體，光是把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尸體搬走，就搬了整整3萬具。
后來他在東京審判庭上指證說，就在自家大門口，他親眼瞅見日軍逮住鄰居家的婦女當場施暴，完事后把尸體像扔垃圾一樣丟在大街上。
這種惡行不是偶爾發生，是有計劃、有組織的。
有個叫高岡浩三的日本兵在回憶錄里招供，他們甚至用運煤的車去抓婦女，分給十幾二十個士兵輪流折磨，最后全部殺人滅口。
那手段之狠毒，完全突破了做人的底線。
東史郎的日記里寫過刺殺孕婦的細節；喬治·A·菲奇也報告過，母親受辱的時候，懷里5個月大的嬰兒被活活悶死。
不管是還沒長開的12歲孩子，還是62歲的老太太，只要是個女的，都逃不過這一劫。
到了1938年3月7日，威爾遜醫生在信里估算了一個讓人后背發涼的數字：南京城里差不多有10萬人被冷血屠殺。
貝茨教授后來的調查更細：城墻里面殺了1.2萬平民，城外周邊縣殺了2.6萬多，這還沒算那些被集體屠殺的戰俘。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魏特琳能守住學校，把那4000多名婦女護到1938年，說這是個奇跡都不過分。
為了這個奇跡，魏特琳付出的代價是整個人徹底垮了。
一直熬到1938年2月，日軍上頭開始整頓紀律，那種大規模的屠殺才慢慢消停，但零星的壞事一直持續到了3月底。
魏特琳死死撐到了最后。
哪怕到了1938年2月4日，日本人強行要關掉難民所，她還是像釘子一樣堵在門口。
后來，她還辦起了職業班，教那些沒了男人的寡婦織布，好歹讓她們有門手藝能混口飯吃。
可她心里的那根弦，早就崩斷了。
她眼睜睜看著那些被帶走的姑娘，看著那些逃回來精神失常的幸存者，看著滿城的斷壁殘垣和死人堆，上帝的禱告詞在這時候顯得那么蒼白無力。
她在日記里求上帝管管這些野獸，可現實一次次給她響亮的耳光。
1940年5月，身心俱疲的魏特琳實在撐不住了，在朋友的勸說下回美國治病。
回過頭來看這段歷史，要是當時沒有魏特琳，沒有拉貝，沒有這些“愛管閑事”的老外，南京得慘成什么樣？
雖然他們沒能把大屠殺徹底攔住，但至少干成了兩件大事。
第一，保命。
第二，留證。
這幫老外本來能拍拍屁股走人，可他們沒走。
他們用日記、寫信，甚至像約翰·馬吉牧師那樣用16毫米攝像機，把日軍的暴行給記錄了下來。
拉貝在日記里把日軍比作“成吉思汗的部落”；魏特琳留下了那厚厚的日記；貝茨教授更是直接站到了東京審判的證人席上。
這些來自第三方的、不帶偏見的記錄，成了后來審判戰犯的鐵證。
日本右翼分子直到今天還在那兒嘴硬，想否認南京大屠殺，說是“勝利者的審判”。
但在這些把時間、地點甚至門牌號都記下來的日記面前，任何抵賴都顯得那么可笑。
魏特琳雖然走了，但她當年的那些艱難決定，那些讓她痛苦萬分的交易，最后沒白費。
她不光救了人，還給歷史留下了一雙眼睛，替后人盯著那段黑暗的歲月。
信息來源：
美 盧章雅（Lu Suping）：《南京大屠殺的目擊者：美國傳教士見證日本暴行》（They Were in Nanj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as Seen by American Mission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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