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蔣“反攻大陸”結果會如何？陳誠在1963年的兩個夢中找到了答案

人這一輩子，是不是在臨走前，會把自己最怕的事兒，在腦子里當成電影再過一遍？

沒人知道。

但對陳誠來說，1963年那個秋天，這事兒八九不離十。

那會兒他正病著，躺在臺北草山的官邸里，肝上的毛病折磨得他睡不安穩。

好不容易迷糊過去，人就掉進了第一個噩夢里。

夢里頭，他好像年輕了幾十歲，穿著一身筆挺的軍裝，指揮著千軍萬馬，從海上沖向了大陸的灘頭。

登陸異常順利，順利得讓他心里發毛。

就在他下令部隊繼續往內陸打的時候，地平線上，突然冒出了數不清的解放軍，跟潮水一樣，紅旗一卷，就把他的人馬給淹了。

他在夢里大喊，卻發不出聲，眼睜睜看著自己被包了餃子，嚇出了一身冷汗，人也醒了。

等他好不容易把狂跳的心壓下去，再次睡著，第二個夢又來了。

這個夢更邪乎，沒有槍炮聲，也沒有兵荒馬亂。

他就一個人，穿著便服，好像是在哪個鄉下地方視察。

可走著走著，就被一大群人給圍住了。

這群人，一個個面黃肌瘦，衣服破得跟布條似的，伸著干巴巴的手，也不說話，就這么直勾勾地看著他。

那眼神，空洞得嚇人。

他下意識地往口袋里掏，想摸點錢出來，給大伙分分。

結果，手在口袋里掏了個遍，從里到外，空的，一個子兒都沒有。

這兩個夢，一武一文，一個講軍事，一個講民生，就像是有人在他腦子里提前演練了一遍“反攻大陸”的結局。

這不是什么神神叨叨的預兆，而是他跟蔣介石大吵一架之后，心里頭那點兒僅存的理智，在夢里做的最后一次匯報。

這事兒，還得從1963年夏天說起。

那時候的蔣介石，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他覺得大陸剛鬧完“大躍進”，元氣大傷，蘇聯老大哥又跟北京掰了，國際上正是個好機會。

他盤算著，該動手了。

于是，他把時任“行政院長”的陳誠叫到了士林官邸，開門見山，讓他回去準備，八月份就“反攻”。

蔣介石以為，他這位最信得過的“辭修”（陳誠的字），會像過去一樣，立正敬禮，領命而去。

可他沒想到，陳誠聽完，臉上的表情不是興奮，而是凝重。

陳誠清了清嗓子，開口了：“‘總統’，反攻是我們的本分，可現在是不是時候，我覺得，要不再想想？”

就這一句話，點著了蔣介介石的火藥桶。

他“啪”一拍桌子，從椅子上彈了起來，指著陳誠的鼻子就罵開了：“你這是什么意思？

懷疑國軍不能打？

你這是動搖軍心，給我搞破壞！”

那聲音，震得屋里的茶杯蓋子都嗡嗡響。

后來蔣介石在自己的日記里寫，說對陳誠太失望了，“辭修對我反攻復國計劃根本失去信仰心”，覺得陳誠完全不顧及他這個“統帥”的臉面，“可痛”。

他覺得陳誠變了，不像以前那么聽話了。

可當時的陳誠，也是豁出去了。

他面對的，不光是他的“總統”，還是他名義上的“干岳父”（陳誠娶了譚延闿的女兒，譚與蔣是拜把兄弟，故有此說）。

但他沒慫，也站了起來，脖子都紅了：“‘總統’這么說，就是懷疑我陳誠的人格！

我們反攻，不是去送死，最起碼也得是拼命！

可我們拿什么讓弟兄們去拼命？

光說把人運過去，船呢？

運輸船都不夠，你不給交通部門時間，他們從哪兒給你變出來？

兩個人就這么在辦公室里頂著牛，眼看就要徹底鬧掰。

陳誠的日記里說，當時“正吵得厲害”。

還好宋美齡聽見動靜不對，趕緊跑過來打圓場，一邊勸著蔣介石，一邊給陳誠使眼色。

最后，總算是把蔣介石的火氣給按了下去，把“馬上動手”改成了“抓緊準備”。

表面上看，這是一場關于打不打仗的爭論。

可往深里看，這根本就是兩種想法的對撞。

一種，是蔣介石靠著一股不服輸的勁兒，在腦子里畫出來的大餅；另一種，是陳誠這個當過兵、管過家的“明白人”，算出來的柴米油鹽賬。

陳誠敢當面跟蔣介石拍桌子，也不是一時沖動。

那會兒的他，早就不是當年那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被稱作“小委員長”的紅人了。

他的位置，正一點一點地被挪走，好給另一個人騰地方——蔣經國。

時間往前倒，早在1949年底，蔣介石剛到臺灣，腳跟還沒站穩。

蔣經國掌控的特務機關就放出風聲，說美國人要拿錢換人，條件是讓吳國楨當“臺灣省主席”。

這風聲是真是假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是沖著誰來的。

陳誠心里跟明鏡似的，他當時正兼著這個職務。

與其等著被“請”走，不如自己識趣點。

于是，他主動請辭，把實權交了出去。

這只是個開始。

陳誠的兒子陳履安后來回憶說，國民黨搞改造，中央委員從二十五個人砍到十六個，“就把和我父親有關系的人全拿下去了”。

這刀法，快、準、狠，一看就是高手所為。

誰是那個高手？

大家心照不宣。

陳履安把話給挑明了：“政治上就是這樣，你在那個位置上，你不走，后面的人就上不來，你就成了別人的目標。”

更讓蔣介石心里犯嘀咕的，是陳誠跟胡適、梅貽琦這些自由派的讀書人走得很近。

外頭好事的人，把他們幾個叫“商山四皓”。

這典故，蔣介石懂。

秦朝末年，四個老先生看不慣朝政，躲進商山里。

后來劉邦想廢太子，還是靠這四個人出山才穩住。

蔣介石一看，好啊你陳誠，這是在學古人，給自己找后路，準備等我哪天不行了，出來輔佐“新君”？

還是想跟我兒子別苗頭？

蔣介石在日記里寫得咬牙切齒：“跟這些人搞在一起，怎么搞在一起？”

這一切，陳誠心里都有數。

他在自己的日記里嘆氣：“老‘總統’對我期望還是很殷切，但是對我的疑慮實在是太深。”

一邊用著你，一邊防著你，這種日子，換誰都憋屈。

所以，當蔣介石提出那個不著邊際的“反攻”計劃時，陳誠的反對，就不光是一個軍人對戰局的專業分析了。

這里頭，還摻雜著一個被架空、被猜忌的政治人物，最后的清醒和硬氣。

他知道，這一仗要是聽了蔣介石的，打輸了，他陳誠就是頭號罪人；萬一打贏了——當然這是不可能的——那功勞也落不到他頭上，反而更招猜忌。

橫豎都是死路。

現在，再回頭看他那兩個夢。

第一個夢，登陸之后被解放軍包圍。

這不是瞎想，這是他血的教訓。

想當年在東北，他指揮的幾十萬大軍是怎么沒的？

他跟解放軍交過手，吃過大虧，知道對方的厲害。

他心里清楚得很，就憑臺灣當時那點兒家底，幾十萬兵，幾十條破船，沖過海峽，那不叫“反攻”，那叫“千里送人頭”。

這個夢，就是他作為一個敗軍之將的本能，在警告他自己：別去，去了就是死！

第二個夢，被老百姓圍著要飯，自己口袋里卻一毛錢都沒有。

這就更扎心了。

他當過“行政院長”，管過整個臺灣的家。

他搞過土地改革，知道老百姓要的是什么。

他更知道，打仗打的是錢，是后勤。

當時臺灣的經濟，全靠美國人給的錢撐著，每年財政都緊巴巴的，哪有余錢去支撐一場規模浩大的戰爭？

夢里那個空空的口袋，不光是他陳誠的口袋，是整個蔣介石政權的口袋。

口袋里沒錢，你怎么打仗？

就算僥幸打過去了，拿什么去安撫大陸億萬民心？

這兩個夢，一個是軍事賬，一個是經濟賬、民心賬。

兩本賬算下來，結果都是同一個字：輸。

那場爭吵之后沒多久，陳誠的“行政院長”也干到頭了。

他徹底成了一個閑人，在憂憤和病痛里，熬了不到兩年就走了。

他用自己最后剩下的那點政治生命，給蔣介石那輛快要失控的戰車，踩了一腳剎車。

這一腳，保住了臺灣幾十萬士兵的命，也讓那個風雨飄搖的小島，免于一場滅頂之災。

他死后兩年，臺灣街頭的墻上，“光復大陸”的紅漆大字，還在風吹日曬里，一層蓋著一層地刷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