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翻看史書，大清朝交出了一份讓人直冒冷氣的成績單。
開局不過七千萬，收尾時竟然暴漲到了四個億。
這一百來年里，人口翻著跟頭往上竄。
這種像坐了火箭一樣的增速，翻遍中國古代史也找不出第二家。
提起這個朝代，大伙兒腦子里蹦出來的詞兒通常是軟骨頭、割地賠款。
可偏偏在“造人”這件事上，它把前邊的朝代都甩在了身后。
不少人覺得這純粹是運氣好，或者是那時候的人特別能生。
這話沒全錯，但太片面。
若是把那個百年的國家賬本攤開細看，你會發現這壓根不是自然生長的結果，而是一場經過周密算計的制度突圍。
大清的當家人們，其實是悶聲做對了三道至關重要的選擇題。
第一道坎，是算明白“人頭”跟“田地”這筆糊涂賬。
咱老話說“多子多福”，可在清朝中期以前，這話純屬忽悠，現實情況是“多子多難”。
病根就在那個延續了千百年的稅收老規矩——人頭稅。
在康熙爺以前，皇上收稅眼睛盯著的是“丁”，也就是你家里有幾個壯勞力。
不管家里窮得叮當響還是富得流油，只要多一口人，就得多掏一份錢。
這筆賬，老百姓怎么算怎么虧。
你琢磨琢磨，幾畝薄地養活全家都費勁，再生幾個小子，雖說以后能干活，但這眼目前的稅錢就能把房頂掀了。
為了躲這筆錢，民間慘劇不少：孩子生了不敢報戶口，甚至心一狠，把剛落地的女娃給處理了。
在那個重男輕女的年月，要想留后只能保男孩，女孩就成了稅收制度下的冤死鬼。
反觀那些地主老財，良田千頃，家財萬貫，只要家里男丁少，交的稅還不夠塞牙縫的。
這就搞成了一個死循環：窮人越生越窮，富人占地不交錢。
這道隱形的墻如果不推倒，人口永遠漲不上去。
真正掄起大錘砸墻的，是雍正。
當然，伏筆是他爹康熙埋下的。
康熙五十一年，老皇帝為了給自己博個仁厚名聲，拍板定了個規矩：“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大意是說，以這一年的人數為準，以后新添的人口，不算人頭稅了。
這算是開了個頭，四年后在幾個地方試了試水。
可真正敢下狠手、把賬徹底算明白的是雍正。
這哥們接班時國庫能跑老鼠，爛攤子一堆。
他沒去刮地皮，反而搞了個狠招——“攤丁入畝”。
這招說白了特別簡單粗暴：把人頭稅徹底廢了，這筆錢全攤到地畝里去。
從此以后，國家收稅不看你家幾張嘴，只看你有幾畝地。
局面瞬間就反轉了。
窮人樂了，生娃不再意味著交罰款，反而意味著多了不用花錢的幫手。
生得越多，以后干活的人越多，日子越有奔頭。
那種“不敢生、養不起”的恐慌感徹底煙消云散，“多子多福”這才算是落了地。
地主們傻眼了，不管你家里幾口人，只要手里攥著大片土地，這單你就得買。
這一招，直接疏通了人口增長的死穴。
雖說雍正推行時得罪了不少權貴，但事實證明，他把底層百姓被壓了幾千年的生育念頭給釋放出來了。
可光想生還不行，還得能活下來。
這就得聊聊清朝做對的第二件事：解決了肚子問題。
俗話說“民以食為天”。
在古代，卡住人口脖子的最硬指標就是糧食產量。
地里的莊稼產量是有數的。
人一多，地一分，大家就得一塊兒餓肚子，最后還得靠饑荒把人口減下來。
這是一個極其殘酷的死循環。
大清是怎么跳出來的？
除了那是開荒種地，更關鍵的是他們開了“外掛”。
這就不得不提幾樣不起眼、卻救了大命的玩意兒：土豆、紅薯還有玉米。
以前老百姓飯桌上挺單調。
到了清朝，國門開了條縫，這些從美洲來的高產莊稼進了中國。
尤其是土豆，簡直是給窮苦人量身定制的。
這東西皮實，不挑地，不怕冷也不怕旱，哪怕是那個鳥不拉屎的山溝溝、沙窩窩，扔進去就能長。
而且淀粉多，既能當菜，關鍵時刻能當飯吃，頂飽。
那時候洋蔥之類的也都進來了，老百姓的飯桌倒是豐富了不少。
你可能覺得，吃個土豆有啥稀奇的？
但在那個生產力低下的年代，土豆硬生生把生存門檻給拉低了。
以前沒好地就得餓死，現在房前屋后、荒山野嶺種點土豆棒子，全家老小就能混個水飽。
家里有余糧，心里才不慌；肚子填飽了，才敢把孩子拉扯大。
要是沒有這波“糧食革命”，光靠雍正那點政策，生出來的幾億人估計得餓死一大半。
有了想生的心，有了填肚子的糧，還得有個能安穩過日子的窩。
這就是第三個關鍵點：算好了打仗和過日子的賬。
翻翻老黃歷，人口大跳水的時候，基本都在打仗。
戰爭簡直就是人口粉碎機，不光人死在戰場上，更要命的是把種地的根基給毀了。
一打仗，壯勞力被抓去當炮灰，地荒了，錯過農時就是一整年的饑荒。
做買賣的也一樣，兵荒馬亂只能躲家里發抖，連飯都吃不上，誰還有心思造小人？
清朝那幾個當家的，在這方面腦子很清楚。
入關之后，仗肯定要打。
但他們的套路是：趁早打、集中打，把該打的仗在前頭都干完。
從康熙平三藩收臺灣，到乾隆搞定邊疆，幾代人接力，把版圖給穩住了。
仗打完了，剩下的日子就是漫長的“休養生息”。
更重要的是，清朝作為最后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吸取了前朝太多血淋淋的教訓。
他們沒讓外戚干政這事兒發生，也沒像明朝那樣讓太監掌權、或者大臣把持朝政。
雖說滿漢有別，但好歹讓漢人也能進體制內當官，這就保證了政局不翻燒餅。
這種長時間的安穩日子，是人口增長最好的溫床。
老百姓不用天天提心吊膽怕抓壯丁，心思自然就回到了老婆孩子熱炕頭上。
同時，清朝還拼命鼓勵大家往邊疆跑。
通過政策把中原人往邊上引，不僅緩解了內地人多地少的矛盾，也讓邊疆的人氣兒旺了起來。
哪怕是醫療這塊，雖說沒有現在的技術，但比遠古那是強多了。
古人命短、孩子容易夭折，多半是因為吃得不干凈、沒藥治。
到了清朝，雖然大夫手段有限，但老百姓整體的養生意識和防病經驗都上了一個臺階。
加上能吃飽飯，身子骨壯了，抵抗力強了，孩子也沒那么容易掛掉。
這么一盤算，清朝人口從七千萬飆到四個億，真不是撞大運。
這是因為“攤丁入畝”把生孩子的緊箍咒給摘了，是因為“土豆玉米”把糧食的天花板給捅破了，更是因為“長久太平”給大伙兒鋪了一張安穩床。
這三樣湊一塊，缺一不可。
政策給力、技術“外掛”、環境安穩，三管齊下，才憋出了這么個嚇人的人口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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