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1961年的禹城縣法院

——蔣同作品《跋涉春天》（節選）

《跋涉春天》這篇文字是記述了我人生旅途中前四十五年的經歷。時光偷走了我的青春，但往事卻仍然留在了我的記憶中，我把它寫出來，留給我的后人，讓他們知道我前半生的生活、求學、工作以及社會背景。

我是茫茫人群中一個普通的行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只不過我把自已的故事記錄下來而己。

我們國家在1978年底召開了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不久，1979年的春天來了，春風吹拂了祖國大地，萬物復蘇，生機盎然，一個嶄新的景象呈現在世界面前。我經歷了這個過程，所以我把這篇文字叫作《跋涉春天》。

下面是我順筆寫下的一首小詩：

在茫茫的森林中，

一片一片樹葉普普通通。

它們張揚著自己的個性，

度過一輪又一輪的春夏秋冬。

它們舒展著美麗的身恣涅?重生。

這是春的涌動，

為了綠色的夢，

留下的是永遠的生命。

2025年12月26日

現在把鏡頭切換到公元1961年秋，定格在禹城縣法院，畫面內容：概覽與人物。

禹城城里有四條街，分別是東街、西街、南街、北街。法院在西街路北，大門朝南，過去是城隍廟。禹城城隍廟不知什么時候拆除的，原有建筑只有兩間配殿保留在后院。

一進大門，西墻有個門是接待室，隔壁是候審室，門開在院里朝北。進院迎面是影壁墻，上面掛著法院的牌子。影壁墻后面東西兩側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1954年統一設計的縣級法院審判庭，再往后，甬道東側是是三間前出檐的三間辦公室，甬道西側四間平房是兩位副院長的辦公室兼宿舍。

法院的東鄰是電影隊，當時沒有電影院，電影只能晚上在一塊空場地放映。電影隊再往東是縣醫院。法院西側是招待所，再往西就是公安局，自從在招待所落腳禹城，禹城的法院、公安局、醫院，匯聚了我這段人生故事。

那時的法院窮的很，只一部手搖電話由郵電總機轉接。辦公沒有打字機，法律文書刻板油印出來。交通工具是四輛破舊的自行車，有的人外出辦公騎扣押的贓物車，實在不行就騎自己的車子。食堂與公安局合伙，一天三頓飯到公安局的食堂吃。辦公經費更是少的可憐，到了月底，會計那僅剩幾塊錢。干部工資平均四十元 ，家屬大多都是當地農村的。天災人禍，地里沒有收成，為了不挨餓只好用工資到集市買高價糧食，每個月都要去會計那預支20、30元維持生計。

法院有十多個人，辦公室有負責人、秘書、會計，還有接待室、刑庭、民庭、兩個外設法庭等部門。辛寨法庭負責城南的民事案件，來鳳法庭正在醞釀恢復。

法院干部每人配一支手槍，有的用二、三號駁殼槍，有的用二十響，大多數用擼子槍。一個星期后，領導安排法警小程帶我到公安局治安股領槍，在一個大箱子里挑了半天才找出來一只能用的三號駁殼槍。回來后大家你一粒我一粒給湊了十幾粒子彈，小程教我試槍、拆槍、擦槍、裝槍。有了槍就像得了寶貝愛不釋手，為此小程還帶我去照相館照了一張配槍的紀念照——白襯衣、毛坎肩，腰前插著一支駁殼槍，一張嚴肅、矜持而又幼稚的面孔，這張照片“文化大革命”被抄家后丟失了。

當年法院的干部除了我還有十個人，現在讓每個人都亮亮相：

當時，法院沒有正院長，只有兩個副院長。

第一副院長，三十四、五歲，巴蜀漢子，個頭不高，眼睛小而聚光，不茍言笑，待人和善。1958年由北京地質部下放禹城，不出房門，不辦案子。媳婦比他小十多歲與他一起下來，兩人整天呆在家里，可能是人生地不熟，也可能是下放的原因鬧情緒，對外界很少接觸，誰有事找他也是模棱兩可地說說，很少有個明確的態度。

第二副院長，28歲，個子高，初中文化，1949年參加工作就干法院。此人言語不多，工于心計，雖說是二把手，由于第一副院長的狀態，院里的大小事情都由他說了算。這個人個性強，很少有人能和他配合好工作。1978年他調離法院，在此之前與幾任領導成員鬧不團結，更有甚者，竟然與正職當面對罵，兩家老婆也廝打在一起，這是后話。我就是在這種環境中工作，我的心情可想而知。領導班子不團結弄的下面同事左右不是，當然這期間有些人有傾向性，這就造成你一幫我一伙，四分五裂，人心不齊。

辦公室設秘書一人，與第二副院長是老同事，關系很好，與第一副院長就顯得疏遠。還有一個會計，就管那么幾個小錢，沒事干就抽空跑回家，幫著媳婦打理家里的自留地。

刑庭就一位助理審判員，濰坊人，自小在青島長大，資本家出身，工作后考入山東政法學校，1958年分配到法院工作。此人也在三十歲左右，個性也很強，對農村干部看不順眼，因為業務能力強，別人都不敢惹。我到法院后對我尚可，有些心里話向我吐露。

民庭助理審判員，30多歲，家在最窮的二十里堡公社，病病殃殃，是個老油條。民庭還有個由法警提起來的做書記員，竟然識不了幾個字，連簡單的筆錄也記不下來。

辛寨法庭的庭長，五十多歲，抗日武工隊員，除去每月領工資或來開會，平日很少見到他。他的助手是1960年山東政法學校畢業和我年齡差不多大的毛頭小伙。

法警小程比我大兩歲，這家伙愣頭愣腦的，人挺實在，我這一生交往了兩個法警朋友，他是頭一位。小程高小文化，但寫一筆好字，除去值班、押送犯人還兼文書，院里的法律文書都是他刻板印出來的。他還負責掃院子、拉水、送公函等等。因為都是同齡人，他又富有同情心，對我這個初來乍到的外地人很照顧，我們成為十分要好的兄弟。

小程沒有事的時候就來我屋，我倆整天黏在一起。他有時晚上不回家，干脆和我擠在一張床上睡覺。小程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乳名土臘，沒有學名，上學時老師點名程土臘，同學們都哈哈大笑。

小程十三歲結婚，媳婦比他大七歲。結婚后經常在外面和小朋友玩耍，有次捉迷藏躲在麥秸垛睡著了，是媳婦找到了背回家的。小程晚上先是在娘屋里由娘哄睡了，然后再由媳婦抱回新房里，早上媳婦給穿衣服洗臉。小程告訴我，他會辦那種事的時候十五歲，是媳婦教會他的，他一直喊媳婦姐姐。

我給小程說青島的大海，嶗山的道士，膠州灣的蛤蜊……。我講我讀書和戀愛的事情，他說我太酸、太傻。小程給我介紹法院的人際關系，誰是哪個領導的紅人，誰和誰是一伙的，誰和誰是對立的，誰是中間派等等。小程對刑庭的負責人看不慣，認為這個人太強勢了，工作上不配合他。小程推心置腹地對我說：“小蔣，你是大學生，從大城市來的，但你是剛工作，社會的事情很復雜，很多事情你不懂，不過沒有關系，誰欺負你，有我呢！”

聽了這話我很感動，我說：“人生難得一知己，高山流水常相依”。

小程說：“俺聽不懂你這些窮酸調，俺知道你是個好人。俺雖然沒有文化，但是看人不會走眼！”

這就是1961年禹城縣人民法院的大致情況。

我在法院報上到，又在會計那里借了25元錢，準備乘火車回青島老家看望父母。

那時的禹城火車站，是一個臨時釘起來的柵欄門，連售票口也是在小街上臨時搭建的棚子里。車站附近全是泥濘污物，每天都有上千的衣衫襤褸的災民攜妻帶子，坐在地上等待政府調撥悶罐車把他們運到東北，那里有他們可以糊口的地方。家園沒有了，一切一切都蕩然無存，只有依稀模糊的希望。他們邁著那一雙浮腫的腿腳，離別讓淚水干枯的故土，艱難地走向不可知的遠方——

作者簡介

蔣同，青島人，1939年12月生，1961年在禹城法院工作，1984年調山東公安專科學校（今山東警察學院），教授，現住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