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房價破萬，城市債臺高筑，30年前已寫劇本

為什么老家小縣城的房價也能沖到一萬多一平？為什么有的城市債臺高筑，還在拼命修馬路、蓋新城？為什么有的地方富得流油，有的地方卻連工資都快發不出來？

別覺得這些事和你無關，生活里的諸多困惑，根源都藏在一場宏大的央地經濟博弈里。你的房子值多少錢、城市是什么模樣、未來的工作機會在哪，都由這場博弈決定。

而讀懂它，要從1994年那件影響中國三十年國運的大事說起。

在這之前的80年代，地方可謂干勁沖天。當時實行財政包干制，核心就是“交夠國家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就像家里約定你每月交3000塊家用，其余收入自由支配，你自然會拼命賺錢。

地方也一樣，最快的賺錢方式就是親自下場辦工廠、搞企業，縣長、鎮長化身“CEO”四處拉項目。那是個經濟飛速增長的時代，但問題也隨之而來：地方越來越富，國家財政卻日漸拮據。

90年代初，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僅12%，對一個大國來說，這個比例遠遠不夠。國家要搞宏觀調控、建大基建、支援落后地區，沒錢寸步難行。

于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應運而生。

它的核心很簡單：先把稅種分成三類：中央稅、地方稅、央地共享稅。比如增值稅，中央拿75%，地方只留25%。同時，國家成立稅務總局垂直管理，專門負責征收中央稅和共享稅里的中央部分。

改革效果立竿見影，國家重新掌握經濟主導權，有了辦大事、應對危機的底氣，從全局看無疑是成功的。但任何改革都有代價，這次的代價落到了地方身上。

企業增值稅這個“搖錢樹”被拿走大半，可教育、醫療、治安、城建等花錢的事一點沒少。錢不夠、事得干，地方把目光投向了腳下的土地。

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但管理權在地方，賣地所得的土地出讓金無需和中央分成，全歸地方支配。從此，地方政府的行為邏輯徹底轉變：從經營企業收稅，變成了經營城市賣地。

要把地賣出高價，就得讓城市升值。于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城市化運動拉開序幕：修寬馬路、建大公園、蓋高樓、拓新城。

資金周轉邏輯也很清晰：先賣地籌錢，再用這筆錢搞建設，建設到位后地價房價上漲，再賣更多地，形成強大循環。就是這個循環，用二十年時間讓中國躋身“基建狂魔”行列。

副作用也隨之顯現：地方對土地收入形成高度依賴，僅靠當期賣地難以支撐快速發展，便開始透支未來。城投公司應運而生，它們以土地為抵押，向銀行和金融市場借巨額資金投入基建，部分地方的債務雪球越滾越大。

有人會問，土地難道不能一直賣嗎？當然不行，國家握著一張底線牌：18億畝耕地紅線，保障糧食安全是不可動搖的原則。

一場更高層次的央地博弈就此展開：國家要保耕地，地方要爭建設用地賣地發展、完成增長目標。國家出臺“占補平衡”政策：占用一畝耕地搞建設，必須開墾一畝質量相當的耕地補上。

城市周邊的好地有限，地方便想出“增減掛鉤”的對策：把農村閑置的宅基地、廠房復墾成耕地，騰出的耕地指標就能用到城市周邊，繼續征地賣錢。甚至一些偏遠地區，還會把多余指標轉讓給急需用地的大城市。

這就是典型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博弈不斷升級。如今關于農村土地改革、城市邊界劃定、開發區審批的新聞，本質都是這場關乎發展權與生存權的博弈。

回到開頭的問題，答案就很清晰了：

房價高，是因為地方需要它作為城市運轉的核心燃料；地方債臺高筑，是因為經營城市本就是資本消耗戰，需靠融資透支未來。

城市瘋狂擴張，是為了不斷做大蛋糕、創造新收益；城市間差距懸殊，是因為地理位置、發展基礎、融資能力決定了各自在土地博弈中的籌碼。

1994年分稅制改革就像推倒第一張多米諾骨牌，引發了土地財政、房價上漲、債務累積、城市競賽、耕地博弈等一系列連鎖反應，構成了這個時代的經濟底層邏輯。

用這套財政土地發展框架去審視困惑，所有問題都會串聯成清晰答案——沒有偶然，全是特定規則下各方精心權衡的結果。

這場博弈沒有絕對的對錯，只是各方站在自身立場的高水平互動。讀懂這三十年的博弈，不僅能看清中國經濟的過去，更能清醒預判未來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