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國說根本沒資格入常，日本人生氣了：信不信我們退出聯合國？

1月21日那天，聯合國大會談安理會改革的政府間談判剛開場不久，會場里就出現了一個很少見的畫面，一向在措辭上比較講分寸的中方代表，這回說得很硬。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臨時代辦孫磊在發言里提到日本想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件事，沒有再留“面子空間”，直接把話落在“日本沒有資格”上。

他給出的理由說得很具體，日本承擔不起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職責，對歷史罪行看不到悔意，還在挑戰二戰勝利成果。把這三點放在同一句話里，其實等于把日本最在意的那張“資格證”當場按住了。

日本“入常”的訴求并不是今天才提出來的，也不是第一次遇到中方反對。真正讓這次氣氛變得更緊的，是前一段時間雙方在聯合國內外不斷累積的摩擦。去年11月，第80屆聯大圍繞安理會改革的相關會議上，中日之間就已經打過一輪很激烈的交鋒。

當時日本政界人物高市早苗在國內公開講出“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這類說法，引發中方強烈反應，中國駐聯合國大使傅聰隨后在聯合國場合嚴厲警告，他反問一個公開背棄和平道路承諾的國家，憑什么談“入常”。

那次警告并沒有讓日本收手，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到了1月，話會說得更重，像是在把長期積壓的問題一次擺到臺面上。

這類爭論其實很難只靠幾句外交辭令就翻篇，因為背后牽著更深的歷史問題。今年正好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80周年。東京審判從法律意義上說，本來應該把日本軍國主義的責任定格在那里，成為戰后秩序的一個重要支點。

但在日本國內，這個支點一直沒有真正落穩。和德國相比，日本右翼在很多時候連“姿態”都不太愿意做，長期在尋找翻案空間。直到今天，靖國神社仍供奉著甲級戰犯；教科書里對侵略的表達被改得更含混，把“侵略”說成“進出”，把“大屠殺”說成“事件”。

關于強征慰安婦和勞工的問題，否認與回避也一直存在，甚至還有倒過來說法的情況。把這些情況綜合起來看，就能理解為什么中方在“入常”問題上總是繞不開歷史這一關。

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孫磊那段話的核心邏輯就顯得很清晰，它并不是簡單說“我們不同意”，而是用三個“無法”去定義日本與常任理事國身份之間的距離——無法取信于世界、無法承擔職責、無法面對歷史。

這里的意思也十分明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不是一個可以靠外交游說或經濟體量換來的位置，它對應的是對戰后國際秩序的認可、對國際和平與安全責任的承擔，以及對歷史問題的基本態度。

日本如果想把“入常”當作某種“身份認證”，從而完成所謂“正常國家”的轉身，那么只要歷史問題仍然懸著，這個轉身就會被卡住，而且中方會持續在這個點上把關。

歷史問題為什么會被反復提起，并不只是道德層面的爭執，還牽涉到現實安全。一個不愿意承認過去錯誤的國家，外界很難對它未來的行為建立信任。更何況，圍繞和平憲法的討論、圍繞軍事能力邊界的調整，在日本國內并不是新話題。

一旦日本推動修改和平憲法的意圖得逞，進一步擁有對外國軍事基地發動進攻的能力，這就不僅是日本國內政策的變化，而是對戰后國際秩序基石的直接沖擊。

把“歷史修正主義”只當成態度問題，會低估它在安全層面的外溢風險；這也是為什么中方在聯合國場合把歷史與責任并列，強調日本承擔不起維護和平與安全的職責。

這種壓力傳回日本國內后，最明顯的反應落在輿論場。中方發言之后，日本網絡上的討論很快熱起來，尤其是在“雅虎日本”這種主流門戶的評論區里，很多聲音沒有把重點放在“為什么會被質疑資格”上，而是迅速轉到“被針對”“被欺負”“聯合國失靈”這些角度。

有的人把矛頭對準常任理事國結構，說既然中俄都在里面，聯合國哪里還有正義；有人提到日本繳納聯合國會費很多，覺得既然沒有更大話語權，就該考慮不交錢；也有人更激進，提出日本可以帶頭組建新的國際秩序，把中國和俄羅斯排除在外。

還有人翻到更宏大的敘事里，認為聯合國只是80年前勝利者定下的規則，早該“過時”。這些說法共同的特點，是把問題外推，把焦點從自身歷史與責任轉移到制度本身。

但如果把這些討論拆開看，會發現其中有一種很固定的認知路徑，這種路徑就是把國際地位與經濟貢獻直接綁定，把“出錢多”當成“理應擁有更多位置”的依據。很多人潛意識里仍相信國際政治的地位可以通過經濟實力和會費支出來推動，甚至可以買到某種“被認可”。

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的歷史來源并不是會費比例，更不是經濟規模，它來自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后的秩序安排，也來自戰時的犧牲與貢獻。中方在聯合國的席位，是那場戰爭付出巨大代價后形成的政治結果。

兩套邏輯一碰撞，日本輿論的失衡就很容易出現：他們習慣用“投入—回報”的方式理解位置，卻很難接受“歷史責任—秩序合法性”的門檻。

所以，中方這次把話說到“沒有資格”，并不只是針對一次申請、一次會議，而是把一個長期問題固定下來，也就是日本如果不對軍國主義余毒做徹底清理，不對侵略歷史做嚴肅面對，不管在國際場合表現得多積極，拉攏多少盟友，走到“入常”這一步時仍會遇到關鍵阻力。

對日本來說，這等于把“入常”從一個可以不斷推進的政治項目，變成了一個被結構性條件鎖住的難題。

在這個敘事里，中方也在強調自身立場的來源與邊界。中國在安理會擁有一票否決權，當然首先服務于本國國家利益，但它在很多場合也被賦予更大的意義：替所有在二戰中遭受法西斯侵略的亞洲國家守住戰后秩序的底線。

把這層意義說出來，等于是在回應日本輿論中那種“聯合國不公”“常任理事國壟斷”的指責：戰后秩序不是憑空來的，它對應的是歷史代價與政治責任，不能隨意被淡化。

也正因為這種沖突點扎得很深，日本網絡上才會冒出“那就退出聯合國”的說法。可稍微冷靜一點看，這更像是一種情緒化的口頭對抗，而不是現實可行的選項。日本自己也明白，聯合國再怎么被抱怨，它仍然是最重要的國際平臺之一。

離開這個平臺，日本在國際政治中的空間只會更小，很多外交操作會更加受限，最終更可能被動靠向美國，難以形成獨立的國際影響力。把“退出聯合國”當作威脅，聽起來很硬，但落到現實層面，很難成立。

最后回到日本真正面對的選擇，其實一直不復雜，那就是如果想在戰后國際秩序里獲得更高等級的政治身份，光靠經濟實力、會費支出、外交游說是不夠的。繞不過去的，仍然是歷史與責任。只要對侵略歷史的態度仍停留在回避、淡化甚至否認上，那么“入常”就不只是程序問題，而是原則問題。

對日本而言，真正能打開空間的路，不在于對外喊多少口號，也不在于把聯合國說得多無用，而在于回到那段歷史面前，把該承認的承認，把該反省的反省，把軍國主義的影子從國家敘事與政策方向里切割出去。否則，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那扇門口，阻力不會因為時間推移而自然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