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奉天：譚其驤先生與《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制

在中國地圖出版社，無人不知譚其驤先生的名字，無人不曉譚其驤先生對《中國歷史地圖集》編制出版的貢獻。

1955年春，譚先生出任圖集主編，進京主持工作。我社副社長張思俊、副總編曾世英和金擎宇專程到前門火車站迎接。當時，北京居住條件較差，出版社很多職工尚未能帶家屬進京，大多住在辦公樓一層的集體宿舍。譚先生是貴賓，自然給他騰出較好的鋪位和房間，他辦公在樓上，休息在樓下，用餐在單位小食堂，工作與生活條件雖是簡陋，但卻也方便。譚先生時年40多歲，戴著一副眼鏡，晚飯后也常在小院子里和我社職工聊天。他喜好京劇，不時哼哼幾句，也很健談。大家都覺得譚先生工作不僅嚴謹認真，而且生活還很隨和。這樣，譚先生開始了編制《中國歷史地圖集》的歷程。

一、“54號圖”的來龍去脈

在中國地圖出版社，編輯們常常習慣稱八冊本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為“54號圖”。這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上個世紀50年代，我社承擔了重編改繪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簡稱“楊圖”)的制圖出版任務。1969年，停頓多年的工作恢復，那時正處于“文化大革命”中期，由于“楊圖”是毛主席交給吳晗督辦的任務，并且圖集存在著歷史邊界如何表示等重大原則性問題。因此，無論是誰，都把它視為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務來看待。社領導決定將保密等級由“內部”改為“秘密”,一切按“秘密”級規定辦事。譬如，我們往返京滬攜帶“楊圖”資料時，都需二人以上，且乘坐保密安全車廂。因此，該圖集的名稱也需有一個代號。這時，有人想到了該圖集是1954年開始籌辦的，于是取“54”為代號，稱它為“54號圖”,既保密又簡明，且具有紀念意義。大家都覺得這代號取得好，于是一直這樣叫下去了。雖然后來圖集經審查并公開出版，自行解密，但習慣上我們還是稱它“54號圖”。

“54號圖”的任務，毛主席是怎樣交辦下來的呢?我社又是如何接辦的呢?

簡略的情況大致如此：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大開會休息時，吳晗坐在毛主席旁邊，談起《資治通鑒》無標點，不分段落，閱讀不便問題。毛主席還問吳晗“鳴沙”這地名在什么地方?談及讀史需要有一本歷史地圖，需改編楊守敬《歷代輿地圖》。這樣，毛主席把標點《資治通鑒》和改編楊守敬《歷代輿地圖》兩件事交給吳晗辦理。吳晗邀請有關單位商議成立“標點《資治通鑒》、改編‘楊圖’委員會”,由吳晗推薦，請譚先生進京主持改編“楊圖”工作，繪圖與制印方面工作由地圖出版社(中國地圖出版社前身)負責。

這部“54號圖”曾一度定名為《中國歷代輿地圖》、《中國歷代疆域圖》、《中國歷史輿地圖》、《中國歷代政區圖》等。在1973年1月，由譚先生主持的協作會議上決定將圖名定為《中國歷史地圖集》。次年，在由周恩來總理委派外交部主持的審圖會上，正式確定圖名為《中國歷史地圖集》。

二、一次難忘的學術講授式的集訓

為了完成毛主席交辦的“楊圖”任務，國家測繪總局和地圖出版社都非常重視“楊圖”編制的組織工作。1961年10月，地圖出版社為此專門成立了歷史地圖室。譚先生為確保歷史地圖編制質量，也專門為部分地圖編制人員組織了一次學術講授式的集訓。我便是親歷者之一。

1961年11月，我們多個單位近30人云集復旦大學，在譚先生主持下，圍繞歷史地圖的編制任務，進行了一次學術講授式的集訓。

譚先生主講“歷史地理學”,他科學而又精辟地闡述了歷史地理學的對象、性質、分類、作用和方法，并以上海、洞庭湖的變遷等為例，深入淺出地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分析和探討歷史地理學的問題。他認為以往的沿革地理僅僅是沿革地理的敘述，而它的發展規律與發展的必然性的研究還需要我們深入探討。

譚先生從編圖的實際需要，專門請侯仁之、史念海、吳應壽、王文楚、鄒逸麟等先生給大家講了“歷史地理”、“歷代行政區劃”、“歷史地理古籍”、“新舊‘楊圖’異同”、“作者與編繪者的關系”等課，使我們比較全面地了解“楊圖”特點、工作內容、資料來源、工作方法等，腦子里也比較清晰地看到譚先生描畫出的新圖集的概貌，尤其是明確了如何處理我國歷代疆域政區這個原則性問題：即我國的歷史是由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共同締造的歷史，圖集應以清代版圖為大致范圍，追溯反映我國歷代的疆域政區。這是譚先生在中國歷代疆域政區沿革研究方面的最大成就，也破解了1956年顧頡剛、章巽編，譚其驤校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未能公開出版的難題，為日后八冊本《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公開出版奠定了理論與實踐的基礎。

這次近兩個月的集訓，是在“楊圖委員會”吳晗、尹達、白敏等領導關心下，譚先生主持下的一次成功集訓。這次集訓，極大地提高了這支隊伍的理論水平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明確了目標，提高了質量意識，是“楊圖”編制高質量、穩速前進的轉折點。

三、追求高質量的地理底圖

對于歷史地圖的編制質量，譚先生一直給予高度重視。清末的“楊圖”之所以獲得了空前的成就，原因之一就是采用了當時最精密的地圖——清同治初年胡林翼刊行的《大清一統輿圖》。在1961年12月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室的年終總結會上，譚先生深有感觸地說：“……更感到新的高質量的地理底圖之重要性”。此語道出了譚先生對新底圖的深切期望。

譚先生曾為數易底圖而大傷過腦筋，其實當時出版社多次提供的底圖也只能是從舊中國的資料翻新而來，自然難以令譚先生滿意。經反復試驗與研究，最后決定采用正在編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普通地圖集》的編稿作為基本資料，并針對“楊圖”的特定需要設計1:250萬、1:400萬及1:1000萬三種比例尺全國大拼版地圖，鄰近的比例尺地圖則適當放大或縮小，以減少設計更多比例尺圖的編繪工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普通地圖集》創造性地采用大比例尺過渡標描的方法，獲得了大面積的新中國實測的高質量基本資料，“楊圖”緊跟其后，再用該圖集省區圖編稿作為基本資料拼版編繪，在內容的選取與綜合處理上，都是針對“楊圖”的需要，有繁有簡。如在居民點的選取方面，古縣治遺址盡取，大大方便于歷史作者定位之需，而供暈渲需要的等高線則適當簡化等。1964年陸續完成地圖的編繪，并打樣成1:200萬、1:400萬和1:1000萬棕色底圖，供作者重新抄清成作者原圖。

譚先生對新地理底圖的精確性和完備性很滿意，從而為編制高質量的歷史地圖奠定了良好基礎。

四、從完成毛主席交辦的任務到為大眾服務

1981年，為了將譚先生這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巨著,從為毛主席編圖轉化為大眾服務的歷史地理工具書，中國社會科學院就公開出版《中國歷史地圖集》及對該圖集的修改方案，向中宣部提出請示報告并轉中央書記處。

次年，譚先生組成由數人分冊負責的修訂班子。公開版在內部版的基礎上做了重大修訂，許多地圖重新編繪，地名索引重新編排，而且在審查過程中遇到了新的問題。中央書記處為此專門開了兩次會議。社科院胡繩院長召開會議協調，最后決定以譚其驤任主編的名義出版。七年后的1989年3月13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部召開了隆重的會議，慶祝《中國歷史地圖集》八冊本全部公開出版。

《中國歷史地圖集》八冊本出版之后，根據廣大讀者要求，譚先生又將八冊中各朝代的總圖抽出來組成一冊，成為縱覽各個時期概貌的《簡明中國歷史地圖集》,使八冊巨著更為簡明普及，為更多歷史愛好者服務。《簡明中國歷史地圖集》最珍貴之處，是譚先生親自編寫了七萬多字的文字說明(即圖說)。譚先生運用他淵博的歷史知識，用精辟的文字，闡述了中國五千年各歷史時期的疆域政區及其變化的概貌，使讀者讀圖的同時能夠對照文字說明，既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拉近了專家與普通讀者的距離，成為廣大讀者的知音。為了使《簡明中國歷史地圖集》更至完備，譚先生考慮由考古所王世民修訂《原始社會遺址圖》,由我社顧乃福編繪二幅《中華民國全圖》,由我社陳潮撰寫民國圖及卷首《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圖》的圖說。簡明本于1991年10月出版。

為了使《中國歷史地圖集》走向港、澳、臺和世界華人地區。1990年，由香港三聯書店在香港印制出版繁體字版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向港臺和海外發行。譚先生專門為繁體字版《中國歷史地圖集》撰寫了弁言，他認為：“這個新版本改用繁體字，不僅可為不習慣于閱讀簡體字的港臺同胞海外漢字讀者帶來方便，并且亦將有利于熟悉簡體字的大陸讀者。因為這個本子能使讀者正確了解歷史地名的原名。”

五、中國歷史地圖的新里程碑

《中國歷史地圖集》由交辦之日起，到公開出版，近歷35個寒暑。《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公開出版，引起國內外學術界巨大的反響，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胡喬木在中國史學會上指出：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史學界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最有成績的工作之一，就是在譚其驤同志和其他同志領導之下編纂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歷史學家蔡美彪著文評價：這是我國科學工作者廣泛協作完成的一部巨著,是歷史地理學的巨大成果。歷史地理學家陳橋驛稱：這是我國歷史地理學界的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它是我國有史以來第一部用現代繪圖方法繪制的歷史地圖集，不僅具有完整的地理意義，并且具有精確的計量意義。美國亞洲學會主席、斯坦福大學教授施堅雅說：“編繪歷史地圖集是一件不朽的盛事。編繪這套地圖集的同仁們，將使全世界漢學學術界受益匪淺。”

《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公開出版，為國家大地圖集中國歷史卷的歷史地理底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為我國歷史教學地圖和歷史參考地圖的編繪出版鋪平了道路，為繁榮我國社會主義歷史地圖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為史學工作者、歷史教師和歷史愛好者提供了一部詳細的讀史工具書。

譚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是繼清末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之后中國歷史地圖的新的里程碑。這部優秀的社會科學成果陸續獲得多項殊榮。1986年，獲得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特等獎；1994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獎和新聞出版署“第一屆國家圖書獎”榮譽獎；1995年，獲國家教委社會科學成果一等獎；1999年，獲全國測繪系統測繪科技進步二等獎；等等。

這些榮譽都是對《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充分肯定。譚其驤的名字也隨著《中國歷史地圖集》譽滿全國乃至世界，永遠為人們所銘記。

來源：《譚其驤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