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義桅：警惕霸權話術對國際秩序的挑戰

文/王義桅

近日，美國以所謂“打擊毒品恐怖主義”為借口，對主權國家委內瑞拉發動跨境軍事打擊，轟炸其軍事與民用設施，并強行控制其總統及家人，要求其處置自身石油資源時美國優先，這種霸凌行徑，嚴重違反國際法，嚴重侵犯委內瑞拉主權，嚴重損害委內瑞拉人民的權利。在此過程中，霸凌行徑被包裝為“抓捕”“跨國執法”，通過操弄話術刻意模糊其行動的非法性與霸權本質，一定程度上迷惑了國際社會的認知與反應，企圖為其進一步的地緣政治擴張與資源控制制造輿論鋪墊。國際社會需清醒認知其以規則之名破壞規則、以正義之名謀取私利的本質，警惕西方個別國家的霸權話術對國際秩序的認知侵蝕。

西方一些國家在全球推行霸權主義進程中，始終將話術建構與輿論操控作為核心工具，為其對外侵略、干涉他國內政的行徑精心披上合法性外衣。從二戰后歷次對外軍事行動來看，美國已形成一套成熟且極具迷惑性的話術體系，核心呈現出三大鮮明特征，成為其掩蓋霸權本質的重要手段。

其一，偷換概念、混淆性質的話語偽裝。擅長通過精準的概念置換模糊侵略本質，刻意將跨境軍事打擊包裝為“執法行動”，用警務領域詞匯替代戰爭表述，刻意引發國內關于程序授權的爭論，以此繞開《聯合國憲章》的國際法約束與國際社會譴責。它常編造虛假借口粉飾侵略，如入侵伊拉克時，捏造對方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謊言，將軍事行動包裝為“維護地區安全”的正義之舉；同時慣于污名化他國合法政權領導人，通過渲染個人所謂“罪責”，將一國主權議題簡化為對個人的追責，剝離其主權豁免身份，為干預行為制造輿論支點。此外，以“附帶損傷”曲解“平民傷亡”，極力掩蓋戰爭暴行的殘酷本質。

其二，轉移焦點、避重就輕的敘事操控。為掩蓋動武的非法性，通過剪裁敘事實現焦點轉移，以戰術細節掩蓋戰略層面的野蠻侵略。軍事行動后，往往刻意渲染特種部隊的“英雄壯舉”，將復雜的跨境軍事干預濃縮為“精準行動”的高光瞬間，以電影大片式敘事消解侵略的暴力屬性，抓捕本·拉登的行動宣傳、科索沃戰爭中對“人道主義危機”的刻意炒作均是典型案例。同時，善于借國內政治議程混淆視聽，在選舉等關鍵節點，推動兩黨圍繞行動程序正當性展開辯論，讓國內政治討論蓋過聯合國安理會的國際追責，以程序爭議掩蓋侵略實質。通過倒果為因的邏輯，將被干預國家的局勢困境歸咎于本國治理，刻意回避自身干預帶來的災難，營造“干預有理”的虛假認知。

其三，割裂時空、制造盲區的輿論誤導。通過割裂時空關聯、高頻輪換議題等手段，刻意制造輿論認知盲區，掩蓋其長期對外干涉的歷史真相。發動軍事行動時，一味放大當前議題的獵奇性，對被問及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等自身制造戰亂的歷史避而不談，刻意通過中性化命名淡化自身戰爭責任。若單一議題引發輿論質疑，便迅速拋出新議題轉移焦點，在高頻話題輪換中淡化被侵犯國家主權受損、民生凋敝的核心問題。同時選擇性釋放畫面構建片面敘事，刻意強調美軍“零傷亡”，對平民慘死、生態破壞等殘酷真相視而不見，如科索沃戰爭中轟炸南聯盟廣電大樓、殺害數十名新聞工作者，以壓制真相傳播的方式，用片面視覺敘事誤導國際社會認知。

這種霸權話術的種種偽裝，終究掩蓋不了違反國際法、侵犯他國主權的實質，背后核心是四大深層動因，本質均為維護全球霸權、固守既得利益。其一，規避國際約束以重構霸權秩序。美國秉持“美國例外論”，將國內法凌駕于國際法之上，借話術掙脫多邊機制束縛，妄圖顛覆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重構服務自身的規則體系?！吧系圻x民”的基督教思維使其將多邊機制視作可隨意取舍的工具，核心目標是鞏固全球主導地位。其二，服務資本擴張與全球資源掠奪。話術本質是壟斷資本的輿論推手，圍繞能源、金融等資本利益運作，核心是維系美元與石油結算綁定的經濟霸權。通過話術為資本擴張掃清輿論障礙，以“正義”外衣掩蓋對全球能源資源的掌控與掠奪，實現資本利益與霸權野心的雙重訴求。其三，依托地緣敘事強化軍事霸權布局。通過話術塑造地緣政治敘事，為軍事干預、政權滲透制造借口，核心是在戰略要地搭建軍事基地、控制能源運輸通道，以軍事存在支撐地緣優勢，遏制區域新興力量崛起，牢牢掌控全球戰略布局主導權。其四，轉嫁國內矛盾以服務政治議程。面對國內政治極化、社會撕裂的困境，話術成為凝聚民意、轉移焦點的工具。通過構建虛假道德法律支撐，以對外“戰果”綁定國內政治利益，將民眾注意力從內部矛盾引向外部，靠塑造外部敵人轉嫁治理壓力，實現政治訴求與霸權行動的深度捆綁。

西方個別國家屢次操弄話術，已構成對世界和平穩定、多邊合作根基及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嚴峻挑戰。其具體危害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嚴重侵蝕國際法治根基，破壞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公然違反《聯合國憲章》關于禁止使用武力及安理會專屬職權的規定，通過所謂“話語立法”的單邊操作，沖擊國際規則的普遍適用性與權威性。其行為實質上架空安理會的核心職能，削弱多邊體系的約束力。國際規則的統一性與可預期性不斷遭到破壞，聯合國機制權威面臨挑戰，全球治理穩定性受損。這不僅增加國際沖突失控的風險，更可能使國家行為逐步失范，長此以往，國際社會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確立的法治根基將被顛覆，世界秩序面臨倒退回“叢林法則”的危險。第二，制造全球認知對立，損害國家間戰略互信。通過片面敘事、污名化特定國家與議題操縱等方式，混淆國際輿論，將復雜的國際問題簡化為符合其戰略利益的二元對立框架。這導致國際社會難以就重大事件的性質與責任形成客觀共識，消耗了各國本可用于應對全球性挑戰的寶貴政治與輿論資源。其后果是在國家間播下猜忌與不信任的種子，嚴重阻礙了基于共同利益與相互尊重的實質性國際合作，使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努力面臨更多障礙。第三，濫用“普世價值”話語，削弱全球道義共識。美國將“民主”“人權”等價值標簽工具化，為其地緣政治私利服務。這種操弄不僅褻瀆了人類共同追求的美好價值，更導致國際社會出現價值信任危機。當真正的人道主義災難發生時，國際社會的反應能力可能因長期被誤導而陷入麻木。這種趨勢將持續侵蝕人類的道德判斷力，損害維系國際社會團結的價值基礎。

面對美國霸權話術侵蝕，國際社會不能止步于被動識別與批判，需構建積極、有力、可持續的集體應對體系，避免陷入被動應對與空泛爭論。

共建多邊事實驗證與敘事平臺，掌握國際輿論的定義權與主動權。國際社會應在聯合國框架下，推動建立具有公信力的常設性事實核查與聯合調查機制。該機制應能在重大爭議事件中，迅速組織跨區域專家進行獨立調查與證據核實，并發布權威報告，以此對沖單方面敘事的片面性。通過將事實驗證過程多邊化與機制化，可從源頭上打破對話語解釋權的壟斷，為國際社會提供基于事實的公共產品，從而在根本上掌握對事件定性與真相定義的國際主動權。

協同設置國際議程與法律標準，壓縮雙重標準的模糊空間。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應加強在多邊場合的議程協同，積極推動國際社會關注那些被刻意回避的核心議題，例如依據虛假信息發動戰爭的責任界定、單邊強制措施的人道影響、數字時代認知操縱的國際法邊界等。通過共同推進相關國際討論、決議和法律文書的確立，將應對霸權話術從臨時的輿論反應，提升為塑造國際規范與規則的長期努力。這實質上是在國際規則層面，系統性地壓縮利用話語策略進行法律規避與道德投機的操作空間。

提升發展中國家的戰略傳播與敘事構建能力，形成有效集體聲音。廣大發展中國家需加強戰略傳播能力建設，重點在于培育議題關聯能力與集體發聲能力。議題關聯能力要求能夠主動、全面地將霸權話術的核心表述與其行為導致的實質后果，如地區軍事化、環境破壞、民生困頓，在輿論場中進行持續、明確的關聯闡釋。集體發聲能力則強調通過區域組織、跨區域合作平臺等機制，就重大事件協調立場、形成統一敘事，從而增強集體話語的聲量與影響力。其根本目的，在于穿透迷霧、去偽存真，以集體的智慧和行動，共同捍衛國際關系的真實性、客觀性與公正性，最終有效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石的國際秩序，抵御并消除霸權話術對其根基的持續性侵蝕。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國際關系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