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陶勇中將去世，粟裕因死亡原因發火：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

1967年1月21日將近中午，時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海軍副司令員兼東海艦隊司令員的陶勇，在位于上海的東海艦隊基地大樓，接受完媒體記者采訪之后，又與老戰友廖政國（當時擔任上海警備區司令員）聊起了上海的形勢。

陶勇當著廖政國的面，說道：“老廖，你看今天抓這個，明天抓那個，還有沒有完？聽說老陳（陳丕顯，上海警備區第一政委）也被抓起來了？”廖政國苦笑著，不知道如何回答陶勇。

陶勇越說越激動，“啪”的一聲，他拍著桌子繼續說道：“按照我的脾氣，我真想帶上一個警衛排去把老陳搶出來。”廖政國知道當前上海的形勢很復雜，于是勸解道：“老陶，你也多加小心一點吧！”

陶勇聽了之后，完全不在意，他梗著脖子喊道：“怎么？他們還敢抓我，我的槍是要走火的！”

沒過多久，陶勇送走了廖政國，繼續坐在辦公室辦公。中午12點40分左右，陶勇吃完午飯之后，提著公文包走出了辦公室。按照陶勇的生活習慣，他每天中午都要到辦公樓后面的招待所105號房間休息一下，以便下午有充足的精力繼續辦公。

陶勇走出辦公樓之時，對值班秘書交代說：“我去休息一會兒，有事情來招待所找我。”說罷，陶勇徑直向后面的招待所走去，進入招待所105號房間休息。到了2點多鐘的時候，陶勇走出了房間開始在小花園中散步。這時候，陶勇看見了路過的招待所所長，他便請招待所所長叫一下理發員，表示自己要理發。

不久之后，招待所所長帶著理發員來到了小花園，但并沒有找到陶勇。招待所所長和理發員都以為陶勇回房間了，于是他們就朝著105號房間走去。當招待所所長走到路邊的一口澆花水井旁邊，他不經意低頭看了一下。這不看不要緊，一看嚇一跳，澆花水井里竟然蜷縮著一個人。招待所所長大驚失色，他急忙大喊道：“有人跳井了，有人跳井了！”

這口澆花水井直徑非常小，里面的水也不深，方便后勤人員用水桶在這里提水澆花。招待所所長一邊喊一邊和理發員蹲在澆花水井的旁邊，準備對墜井之人實施救援。他們看見一個人低著頭蜷縮在水井之中一動也不動，旁邊還有一頂軍帽漂在水面之上。

幾乎與此同時，有人聽見招待所所長的喊聲，快速跑過來了。大家趴在地上，伸手拽住墜井人肩頭的衣服，開始使勁往上拉。這時候，招待所所長驚呼了一聲：“哎呀，不好，是陶副司令員，快快快，趕緊拉上來。”大家七手八腳地將陶勇從水井中拉了上來，之后招待所所長急忙跑到機關門診部去找醫生。

機關門診部距離招待所很近，不到十分鐘，機關門診部的醫生就來了。在醫生的指揮下，大家很快將陶勇抬進招待所105號房間，開始對陶勇進行搶救。緊接著，得到消息的海軍第四一一醫院也派救護車趕來了，并在最短的時間內將陶勇拉到了醫院。

在搶救的過程中，有人發現從陶勇身上脫下的絲棉背心還沒有完全濕透，有人從陶勇衣服口袋里找到了一份上海市政府的文件，這份文件也沒有濕透。這說明，陶勇掉進澆花水井的時間并不長。沒過多久，噩耗從海軍第四一一醫院傳來——威震敵膽、名震全軍的一代戰將陶勇去世了，年僅54歲。

然而，事情發生還不到兩個小時，時任東海艦隊政委的劉浩天就宣布：“陶勇一貫爭強好勝。這幾天，他害怕自己卷到羅（瑞卿）、蘇（振華）的圈子里去，所以才走這條絕路……”很快，劉浩天審定了一篇《陶勇自殺的經過和初步分析》的電報，發到了北京。同樣是很快，李作鵬便以海軍黨委的名義，對陶勇作出了“自殺”的結論。

當時，在軍事科學院工作的粟裕，得知陶勇離奇去世以及被定為“自殺結論”的消息之后，他既為陶勇感到痛惜，又大為震驚。粟裕憤怒地說道：“陶勇是什么樣的人，我難道還不了解嗎？他怎么可能會自殺？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

粟裕和陶勇是老相識了，他們曾經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一起并肩戰斗，在戰火紛飛的年代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陶勇，原名張道庸，1913年出生在安徽霍邱縣（今六安市葉集區）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他幼年喪父，7歲的時候就開始以給人放牛來謀生。1929年，16歲的陶勇參加了革命隊伍，三年之后加入了黨組織。

在長達三十年的軍事生涯中，陶勇經歷過鄂豫皖斗爭、紅軍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抗美援朝戰爭，立下了非常多的戰功。在全面抗戰時期，陶勇被調到新四軍工作，他先后擔任新四軍第一支隊副參謀長、第二支隊第四團團長、蘇皖支隊司令員、新四軍第一師第三旅旅長、蘇中軍區第四軍分區司令員、蘇浙軍區第三縱隊司令員、新四軍第一師副師長等重要職務。

在這一時期，陶勇一直是陳毅和粟裕手下的得力干將，他率領所屬部隊先后參加了黃橋、車橋、天目山等著名戰役戰斗。“陶勇”這個名字，就是陳毅和粟裕一塊給他改的。根據《江南陳毅》一書記載，那是在1939年11月份，陳毅和粟裕決定派陶勇（當時叫張道庸，擔任第二支隊第四團團長）率領部隊，運輸一批槍支彈藥去蘇北，拉攏駐防在泰州的“中間派”李明揚。

布置完任務之后，陳毅又交代說：“你們這次去蘇北是秘密的，不能走露了風聲，萬一讓顧祝同知道了，那我們的目的或許就無法實現了。你張道庸現在的名氣太大了，還是把名字改一改吧。”

粟裕接著說道：“我們駐扎的地方叫陶村，你本名叫道庸，我看就用陶村的陶，勇敢的勇。”

陳毅笑著說道：“對，就叫陶勇，你率領的第四團也改名叫蘇皖支隊吧。”就這樣，陳毅和粟裕兩位領導，你一言我一語，就將張道庸的名字改成了陶勇。

陶勇，人如其名，他帶兵打仗以“勇”而聞名。每逢戰斗的時候，陶勇時常脫掉上衣，光著膀子，手中揮舞著戰刀，帶領戰士們沖鋒陷陣。1940年10月，黃橋決戰打響，時任新四軍蘇北指揮部（新四軍第一師的前身）第三縱隊司令員的陶勇，按照粟裕的命令，率領所屬守衛黃橋。

戰斗到關鍵時刻，陶勇的火爆脾氣又上來了，只見他把上衣一脫，高舉起戰刀，怒吼一聲：“同志們，跟我往前沖啊！”當時，正在黃橋城中指揮決戰的粟裕，望著陶勇率領戰士們殺向敵人的身影，他鼻子一酸，眼睛濕潤了，動情地說了一句：“好一個拼命三郎！”

陶勇不僅打仗勇敢，而且嗜酒如命，每次打勝仗回來，他都高喊一聲“拿酒來”，緊接著便豪飲了起來。在陶勇擔任新四軍蘇中軍區第四軍區分司令員的時候，有一次他和軍分區專員季方喝酒。他們兩人圍著桌子相對而坐，一人手中拿著一個茶缸，倒滿酒開始喝。不一會兒，季方就喝不動了，他對著陶勇擺了擺手，說道：“喝不了了，喝不了了。”

此時，陶勇還沒有盡興，他又給季方倒滿了一茶缸酒，并說道：“老季，來，喝！”可是，季方已經喝不下去。陶勇一看季方不喝，他就端起裝滿酒的茶缸，來到季方的面前，一手捏住季方的鼻子，另一只手將酒灌進了季方的嘴里。季方因此大醉了一場，等他酒醒之后，看見陶勇就頭痛，說道：“陶司令打仗是英雄，喝酒也是英雄。”

到了解放戰爭時期，陶勇仍在粟裕的手下任職，他歷任華中野戰軍第八縱隊司令員、華東野戰軍第四縱隊司令員、第三野戰軍第23軍軍長，率領部隊參加了蘇中戰役、萊蕪戰役、孟良崮戰役、豫東戰役、淮海戰役、渡江戰役、上海戰役等系列大戰，為華東地區的解放作出了很大貢獻。

在長年累月的征戰過程中，粟裕不僅把小自己六歲的陶勇當成自己手下將領，而且他還把陶勇當作一個小兄弟，對其關懷備至。而陶勇始終把粟裕當作老領導、老大哥，對其尊敬無比。

1948年11月，淮海戰役打響，陶勇率領華東野戰軍第四縱隊，參加了圍殲黃百韜兵團的戰斗。當時，由于敵人負隅頑抗，華東野戰軍的重型炮火還沒有到位，所以戰斗很快陷入了膠著。這時候，華東野戰軍第四縱隊指揮所的電話響了，正在研究作戰地圖的陶勇，順手就接起了電話。這個電話是粟裕打來的，他想了解一下第四縱隊的傷亡情況。

粟裕在電話中問道：“陶勇啊，第四縱隊的傷亡情況如何？”

陶勇聽了之后，并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向粟裕報告：“司令員，我們縱隊的士氣高漲，打得非常頑強，我們一定能沖進碾莊圩，殲滅黃百韜兵團。請司令員放心。”

陶勇為什么沒有直接回答第四縱隊的傷亡情況？原因其實很簡單，他是擔心如果如實報告傷亡情況，粟裕或許會下令讓第四縱隊撤出戰斗。這是求戰心切的陶勇不愿意看到的。其實，粟裕也明白第一點，但是作為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他必須了解部隊的傷亡情況。

于是，粟裕嚴厲地重復了一遍自己的問題：“我問的是你們縱隊的傷亡情況。”

陶勇仍舊不敢如實回答，他吞吞吐吐地說道：“報告司令員，我們縱隊傷亡不到2000人，我們還能打！”

粟裕發火了，他對部隊的傷亡是有預估的，因此他訓斥道：“你騙鬼哦，如實報告！”

此時，陶勇瞞不住了，他心情沉重地回答說：“我們縱隊傷亡確實很嚴重，目前統計的情況是傷亡4300多人。”

粟裕在電話那頭也沉默，他知道陶勇是一個不愿服輸的人，這時候如果讓陶勇和第四縱隊撤出戰斗，那么必然會傷害陶勇和全體將士的自尊。于是，粟裕在電話里沒有多說什么，他只向陶勇交代了一句：“多抓俘虜！”陶勇明白粟裕的意思，“多抓俘虜”的目的是“即俘即補”。

新中國成立之后，陶勇還參加抗美援朝，出任志愿軍第九兵團副司令員一職。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戰役中，陶勇協助宋時輪指揮了艱苦卓絕的長津湖戰役。當時，十五萬華東子弟兵血灑冰天雪地的蓋馬高原，打敗了號稱“王牌中的王牌”的美軍陸戰第一師。這一場血戰下來，志愿軍第九兵團在勝利完成任務的同時，也付出巨大犧牲，此時“拼命三郎”陶勇也兩眼流下了熱淚。

1955年，全軍開始實行軍銜制度，當時擔任東海艦隊司令員的陶勇，被授予了中將軍銜。后來，陶勇還兼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海軍副司令員，為我軍海軍的發展和壯大作出了突出的貢獻。這時候，雖然陶勇和粟裕不在一塊工作了，但是他們互相之間時常牽掛著對方，始終保持著深厚的革命友情。

俗話說，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人生不僅有順境，也有逆境，不僅有巔峰，也有低谷。1958年，粟裕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作為粟裕從前的老部下，陶勇和葉飛、王必成被點名，要求他們三人在批評會上“發言”。

陶勇是非常了解老領導粟裕的，他對這種莫名其妙的“發言”非常抵觸。但是，在強壓之下，如果不“發言”，是肯定過不了關的。怎么辦？陶勇想了一個“好辦法”，他對著組織“發言”的負責人說道：“你是知道的，我從小家境貧寒，根本沒有讀過書。我在新四軍當團長的時候，還不認識自己的名字。要不這樣吧，請你的秘書寫一篇發言稿，我就照著念。你看看如何？”

看到陶勇如此“配合”，組織“發言”的負責人為了達到目的，便同意讓秘書給他代擬一篇發言稿。會議期間，陶勇拿著發言稿上臺了，他當著與會眾人的面大聲說道：“我文化程度低，認識的字不多，這篇發言稿是某某某的秘書寫的。里面有很多字，我都不認識，有念錯的地方，請某某某的秘書補充……”

陶勇的話還沒有說完，立即被人攔了下來，他的發言被取消了。隨后，陶勇便被帶出了會場。而葉飛和王必成兩位將軍，一個始終沉默不語，死活不開口“發言”，另一個則變相地對粟裕在戰爭年代立下的赫赫戰功侃侃而談。

當時，陶勇的老部下彭德清少將也受到沖擊，陶勇看不過去，便將彭德清接到東海艦隊躲避。陶勇對彭德清說：“你就待在我這里，哪都別去，我就不相信他們敢來亂抓人。”彭德清聽了之后，流下了感動的眼淚。

后來，陶勇的處境也開始艱難了起來。時任南京軍區司令員的許世友專程趕到上海，他勸說陶勇：“海軍的事你不要管了，到南京去養病吧。”不過，陶勇卻義正言辭地表示：“我哪也不去，就在這里頂著！”

1967年1月21日，噩耗從上海傳來，陶勇墜落在澆花水井之中去世了，年僅54歲。很快，李作鵬、劉浩天等人便把陶勇離奇身亡定性為“自殺”。當時，身在北京的陳毅得知消息之后，他悲憤地說道：“就算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相信陶勇會自殺！”

而在軍事科學院工作的粟裕，則憤怒地說道：“陶勇是什么樣的人，我難道還不了解嗎？他怎么可能會自殺？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

1968年，粟裕專門向周恩來匯報了陶勇的情況。周恩來當即指示一定要搞清楚。然而，礙于當時的環境，調查陶勇去世原因的事情一拖再拖，直到1974年才開始有了第一次認真的調查。

在此期間，粟裕多次給有關部門寫信，為陶勇在各個時期的表現證明。后來，經過斷斷續續的調查、審查，始終沒有搞清楚陶勇真正的死因。不過，強加在陶勇身上的種種莫須有罪名終于得到了澄清。1977年，組織對陶勇的一生作出了公正、高度的評價。當粟裕得知消息之后，他淚流滿面，失聲痛哭。

令人遺憾的是，多少年過去了，陶勇之死的謎底，一直未能查個水落石出，給人留下了種種猜想。1984年2月5日，粟裕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7歲。粟裕在最后的日子里，還經常提到陶勇，他不無遺憾地表示：“我這一生有一大憾事，就是沒能在有生之年，把陶勇的死亡原因查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