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林典馳
深圳羅湖一場大型城市疤痕修復工程,刷屏網絡。
這處名為玉龍填埋場的地方,正在進行迄今為止全國體量最大、全量開挖的垃圾搬遷治理工程。這座已經封場20年的垃圾山,正在開啟新的使命。
玉龍填埋場建于1983年,1997年停用,2005年底封場,總堆填垃圾約250萬立方米,可填滿1000個國際競賽泳池。隨著城市建設的快速推進,它當初所在的城市邊緣已變成城市中心區。該修復工程已于2024年開啟全量開挖搬遷治理,預計在2026年9月底完成。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1月25日在現場看到,原來高達110米的垃圾山已被完全削平,填埋場已被巨大的防塵布覆蓋。距離開挖現場四五百米的地方,已建起了垃圾篩分車間,6條巨型傳送帶正在高速運轉。據央視報道,周邊居民既看不到裸露的垃圾,也聞不到明顯異味。
這些被挖出來的陳年垃圾,在經過篩分精細分類后,部分回收和無害化利用,輕質物將送到生活垃圾焚燒廠進行焚燒發電。
傳統的衛生填埋方式因占用大量土地資源、易產生二次污染(如滲濾液、甲烷氣體排放)等問題,“垃圾圍城”在上世紀90年代一度成為許多大中城市的嚴峻挑戰。
但誰也沒有想到,一場技術革命悄然啟動。我國逐步攻克垃圾焚燒發電的關鍵技術,垃圾——原本人人避之的廢物,轉身一變,成為資源。
如今垃圾焚燒已取代傳統填埋,成為我國城市生活垃圾處理的主流方式。困擾大城市數十年的垃圾填埋問題也應聲而解,在珠三角、長三角地區,情況居然演變成“垃圾不夠燒了”。
在資本市場,以光大環境(0257.HK)為首的第一梯隊占據領先地位,市場份額超過15%。三峰環境(601827.SH)、瀚藍環境(600323.SH)、中國天楹(000035.SZ)等企業緊隨其后,產能利用率持續位居高位。
我國的垃圾發電技術在全球已屬領先地位。中國環保協會官網去年7月發布的一篇名為《破解垃圾處理的世界性難題,中國提供了先進經驗》的文章中指出,我國科研機構、企業通過自主創新實現了垃圾焚燒技術從“跟跑”到“并跑”乃至“領跑”的跨越,在焚燒裝備、爐溫控制、廢氣處置等領域達到世界領先水平。
據生態環境部發布的《2024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2024年全國城市生活垃圾清運量2.62億噸。作為對比,這一數據在2010年為1.58億噸。
垃圾焚燒發電作為一種減量化、無害化和資源化效果顯著的處理方式,逐漸受到政策層面的高度重視。
從“十一五”規劃開始,國家明確將垃圾焚燒發電作為固廢處理的重要方向。進入“十四五”時期,伴隨“雙碳”目標和“無廢城市”建設理念的提出,垃圾焚燒發電的戰略地位進一步凸顯。
過去十年,在電價補貼等政策支持下,我國垃圾焚燒發電高速發展,已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和成熟的商業模式,涵蓋上游的環衛清運服務、設備制造和工程建設;中游為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的投資和運營;下游則主要包括電網公司(購買電力)和地方政府(支付垃圾處理費)。此外,爐渣、飛灰的資源化利用企業也構成了下游的重要組成部分。
生態環境部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量為26198.58萬噸,接近99%,其中焚燒處理貢獻巨大。
去年9月,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生態環境部副部長李高介紹,“十四五”以來,我國固體廢物污染防治工作取得明顯成效。歷史性地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全國危險廢物集中利用處置能力達到2.23億噸/年,生活垃圾焚燒處置能力達到114.1萬噸/天,比“十三五”末分別增長58.8%和72.4%。
垃圾焚燒發電不僅是解決環境問題的關鍵基礎設施,更因其能替代化石能源發電、避免填埋產生的甲烷排放,被視為典型的負碳或低碳行業。
據華經產業研究院數據,2024年中國垃圾焚燒發電行業市場規模約為730億元,較2020年近千億的峰值有所回落。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庫存的垃圾已“消化”得差不多了。
我國垃圾焚燒技術在引進、消化、吸收的基礎上,已實現全面的自主創新和產業化,并在部分領域達到國際領先水平。技術演進始終圍繞“高效燃燒、嚴控污染、提升能效”三大核心展開。
其中,機械爐排爐是當前絕對的主流技術,市場占有率超過80%。其優點在于技術成熟、運行穩定、對垃圾預處理要求低,能適應我國生活垃圾水分高、熱值不穩定的特點。國內企業如三峰環境、深圳能源等已掌握核心技術并實現大規模生產,打破了國外壟斷。
“焚燒爐的爐排,像波浪一樣運動,垃圾就在里面燃燒。里面有1100攝氏度,燒兩個小時之后就變為爐渣。”深圳能源旗下子公司深圳市深能環保東部有限公司總經理劉漢俊在接受央視新聞采訪時稱。
近年來,過去采用的大量流化床項目正在通過技改,升級為爐排爐。
二次污染控制是垃圾焚燒技術的生命線,其中,劇毒物質二噁英類(Dioxins)的控制尤為關鍵。二噁英主要在200-500℃的溫度區間,有氯源、碳源和金屬催化劑存在時生成。
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從源頭和過程加以控制,包括保證爐膛溫度穩定在850℃以上,煙氣停留時間不小于2秒,并保持充分的氧氣和湍流,從根本上抑制二噁英的生成。
劉漢俊表示,“深能環保采用7級煙氣處理系統,可以把所有的煙氣處理到極低的情況下排放,都是我們自主研發的,百分百已經國產化了。”
末端煙氣凈化環節,是控制排放的最后一道防線,采用活性炭用于吸附二噁英和重金屬,布袋除塵器則捕集含有污染物的飛灰。
國家對垃圾焚燒還有嚴格的監管要求,所有焚燒廠必須安裝自動監測設備,與生態環境主管部門的監控設備聯網,實時上傳各項排放數據,確保處理過程全程可控、可追溯。
值得一提的是,我國的自主創新垃圾焚燒技術,正在賦能部分“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據中華環保聯合會統計,截至2025年5月,中國企業參與海外垃圾焚燒項目(含已簽約)達79座。在東南亞、中亞等地,采用中國技術和標準建設的垃圾焚燒發電廠不僅解決了垃圾處理難題,還為當地提供了清潔電力,推動了經濟結構的綠色轉型。
垃圾處理產業鏈的核心環節是中游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的投資和運營,參與者主要是大型環保企業,截至2025年初,全國已建成并運行的垃圾焚燒發電廠數量超過1000座。
與產能的飛速擴張相伴而生的,是局部地區“垃圾不夠燒”的問題。根據E20研究院的監測數據,近兩年國內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的平均產能利用率僅為60%左右。部分新建成,尤其是在縣域地區的項目,面臨“吃不飽”的問題。
從監測平臺中不難看出,國內垃圾焚燒廠的分布基本以胡煥庸線為界,胡煥庸線東南區域圓點密布,其中多數在過去十余年間建設、投產。
澎湃新聞梳理了焚燒發電廠監測平臺上2138座垃圾焚燒爐2024年的運轉情況,其中有1267座正常運轉時間超過了全年的90%。也有107座焚燒爐停爐時間超50%,也就是一年有至少一半的時間焚燒爐在“曬太陽”。
據不完全梳理,國內主營業務中含垃圾焚燒發電的上市公司約25家。行業前五的上市公司依次為光大環境、瀚藍環境、三峰環境、節能環境、綠色動力,整體行業呈現“一超多強”的競爭格局。
“垃圾不夠燒現象在局部地區比較突出,主要出現在縣級行政單位規劃建設的垃圾焚燒發電廠。”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有限公司總工程師、教授級高級工程師徐海云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采訪時表示。
頭部公司的焚燒發電項目,多位于經濟發達地區,產能利用率位居高位。2025年上半年,瀚藍環境生活垃圾焚燒發電產能利用率約為115%;綠色動力在2025年曾披露,按入廠垃圾量計算的平均產能利用率約為96%。
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在國內大多數垃圾焚燒項目,最常見的商業模式是BOT(建設-運營-移交)。在該模式下,政府授予企業特許經營權(通常在20年以上),由企業負責項目的投資、建設和運營。
運營期內,企業通過收取垃圾處理費和售電收入來收回投資并獲取利潤。特許經營期滿后,項目資產無償移交給政府。在補貼逐漸退坡的當下,BOT模式對企業的融資能力、建設效率和長期運營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同時政府也不用承擔前期的項目投資費用。
此外,PPP(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BOO(建設-擁有-運營)等模式也有應用。
但也有部分項目規劃階段對垃圾增長量過于樂觀,區域總產能遠超實際需求。另外,在一些農村和偏遠地區,垃圾“應收盡收”尚未完全實現,未能進入正規處理體系。
針對垃圾不夠燒的情況,行業內公司紛紛尋求新的垃圾來源(一般工業固廢、污泥等)、拓展供熱、降本增效、科技創新、人工智能等手段,來提升項目運營質量與效率。
將封存了20年的羅湖玉龍填埋場重新開挖,正是由于垃圾焚燒等相關技術的發展,城市有了根治這一“頑疾”的能力。
廣州的興豐應急填埋場項目也在差不多時間啟動搬遷治理,垃圾總開挖量336萬立方米,預算12.5億元。
“玉龍工程的核心突破在于,它首先徹底革新了環境治理的邏輯。面對歷史遺留的龐大填埋場,項目沒有選擇傳統的原地封蓋與長期監控的打補丁式方式,而是以連根拔起的決心進行全量開挖,從物理根源上實現污染的清零。”浙江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院長張蔚文接受央視新聞采訪時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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