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個“敲鑼女”出現了！以后媒體和記者，更不敢多說了

在微博上關注的一位博主那里，看到這件事。另一種“敲鑼女”。

其實周末我也確實看到了相關新聞，“女教師校內宿舍病亡兩天后才被發現，家屬稱其帶病工作。學校：不知其帶病返校，建議起訴”。事情由媒體報道了出來。家屬認為元旦前帶病工作，元旦后又帶病返崗，學校也有責任。

學校則是表示不知道她帶病工作，讓家屬起訴去。

最后記者采訪家屬，事情得到社會關注，以另一種形式報道了出來。

但現在家屬卻聯系記者，說已經在和學校協商了，要求他們刪除報道。當記者表示，正兒八經的公共事件，不是說你想刪就刪的之后，家屬開始行使自己“當事人”的權力。

求助之前，千恩萬謝，一口一個正義的記者。得到輿論關注后，開始和學校協商了，又倒打一耙，聲稱刪除報道是自己的權力，也稱媒體并沒有幫到自己。這一幕，并不是第一次上映。

懶得去討論這件事本身了，沒多少意義。下一次，同樣的現象還是會出現，有一小撮人，他就這個尿性。

可顯而易見的事，這種“白眼狼”行為，不僅嚴重的破壞風氣，甚至也在破壞公共秩序。說簡單點，下次誰遇到一件難事，記者和媒體都不敢幫助報道。萬一到最后，又為了自己的利益，一鑼砸在記者后腦勺上呢？

所以你可以說“常見”，但千萬不要說“可以理解”。理解？我理解個錘子。一個不合理的行為，怎么會可以理解呢？

現在的情況是什么？

在一些仍在被報道的公共事件上，媒體是承擔了公共風險的。但那小撮人，還依舊在按照“私人利益最大化”的標準行事。

這意味著什么？新聞儼然被當成了一次性交易。

比如上面事件中的前后邏輯，很簡單：事情曝光前，家屬是弱者，雙方資源不對稱，需要借助媒體去撬動權力或者機構。可一旦這個目標達成，進入協商或者賠償的可控階段，權力與機構的態度開始軟化，家屬就同樣成了“害怕曝光的人”，因為他們害怕協商破裂：新聞繼續存在，對他只剩風險，沒有收益。

可新聞、公共監督，不是私人工具，報道更不該被理解為簡單的“幫忙”。它是公共信息的記錄，是社會監督的一部分。現實中，幾乎一大半的人根本無法理解和接受這個前提。

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你曝光，是為了幫我。你既然是“幫我”，那我現在說不需要了，你就該撤。

這怎么可能呢？按照這類邏輯，那上庭作證的證人，是不是再也不用接受辯方的提問？因為證人是我檢方的，對我有利的證據已經提供，你再問下去，就要對我不利了。

新聞和報道，是幫“所有人”，是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場上，追究的是公平、正義。全國有多少人，又有多少新聞機構？一個個的幫，幫得過來嗎？我們憑什么認為，正好是自己能得到媒體和記者的幫助呢？

我舉個例子，你把新聞或者媒體理解成消防員、消防機構，而不是你家雇來的保安。起火時，是你打的119，但消防員不是必須先為你家滅火。他們來，是因為這是一場公共火災，可能蔓延、可能危及他人。他們需要以盡可能維護公共安全，消除火源的角度動手。更不會因為聽你說“差不多了，別噴了”就停下來。

媒體報道，亦是如此，它是記錄公共事件。只要事件真實，那么是否對你個人有利，并不是判斷報道是否存在的標準。

也就是說，家屬是有權利拒絕記者采訪，可以選擇沉默。但是當你提供了事實表達了訴求，且未限定“只在未協商前報道”，那么是無權要求媒體刪稿的。這個應該很好理解，即那句耳熟能詳的話：你有權保持沉默，但你所說的都將成為呈堂證供。

這就是我的一點理解，新聞，具有公共屬性。公共事件一旦進入公共領域，就不再屬于個人。比如一起交通事故被監控拍下來了，肇事方賠完錢后，能要求交警把監控刪掉嗎？再比如一份判決書已經公開，雙方和解了，法院會因為“事情解決了”就把判決從檔案里撤掉嗎？

所以當事人無權也無法隨意撤銷公共記錄。尤其是當報道的事實準確時，更應受到法律的保護。媒體在這方面，也同樣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以避免一次又一次的被敲鑼女背刺。

另外，一次又一次的人性暴露后，其實記者們也得長個記性了，比如在這類事件的當事人接受采訪前先告知對方，這是公開報道，一旦發布不可隨意撤回。并且，也應盡量減少“幫你”、“替你討說法”的說辭，以及拒絕那些不必要的感謝。強調“這是公共事件，不是私人維權服務”。

不多寫了，收個尾：一個社會的公共監督，就像橋。很多人只在過河時感謝它，過河后就嫌它礙眼。

但我還是要提一句：橋一旦被拆，下一次漲水，所有人都要游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