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洼地”組團，能否撐起長三角新一極？

為跨省域協同發展探路

長三角一體化，又有新動向。

幾天前，上海市政府官網發布一則批復稱，同意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跨省域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命名為長三角青吳嘉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這是自2023年7月成立以來，這個特殊的高新區迎來的又一大動作。

根據公開信息，該高新區規劃面積49.16平方公里，已形成上海青浦、江蘇吳江、浙江嘉善“一區三園”格局。目前，三個園區都已獲省級園區批復，正在積極爭創全國首個跨省域國家級高新區。

圖片來源：“長三角示范聲”微信公眾號

爭取“國家級”，無疑是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突破自身的新嘗試。

2019年批復設立的示范區，雖肩負“國家任務”并坐擁長三角雄厚經濟基礎，但其覆蓋區域長期以來被視為兩省一市中的經濟“洼地”，此次探索也是一次“組團突圍”。

以跨省域高新區建設作為協同創新的“切口”，示范區能否實現“以小博大”？又將為全國范圍內的跨省域協同發展貢獻哪些經驗？

01

轉向

回顧6年前，設立高新區并非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的核心議題。

圖片來源：“長三角示范聲”微信公眾號

當時，正值長三角一體化規劃綱要通過審議并印發時，在國新辦舉行的系列新聞發布會上，時任上海主要領導對外宣布，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中的三個重點區域之一。

示范區誕生之初，就頗顯與眾不同。

一來，三個主要組成部分，江蘇蘇州吳江地區、浙江嘉興嘉善地區和上海青浦地區，并非兩省一市經濟最發達的區域，甚至有專家稱其為“洼地”，“三方經濟相差不大、大體發展水平相當，發展潛力和空間也很大”。

二來，“生態綠色”作為示范區的鮮明標識，在一開始就被置于關鍵位置。當時相關負責人曾提到，示范區的建設不會走傳統開發區的路線，備受外界關注的是示范區中心地帶“水鄉客廳”的打造規劃。有觀點稱，示范區所處區域并不適合大規模新城新區建設，更適合綠色生態的發展模式。

圖片來源：《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1—2035年）》

以“綠色”開局，示范區漸漸有了開發區的底子。

事實上，早在2019年，大項目就已先行一步落子。當年1月，華為落定青浦，到2024年，練秋湖研發中心以華為全球最大研發中心之名正式面世，與松山湖研發中心濱水而建的思路如出一轍；6月，阿里巴巴花落嘉善，并隨后帶動移動、電信等頭部企業紛紛建設算力項目。

據華東師范大學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曾剛分析，示范區產業發展實則是“無心插柳柳成蔭”。在綠色生態的發展主線下，三方并未對示范區產業發展做過多行政干預，包括當時設立的基金也主要用于綠色發展。但不斷提升的生態優勢卻吸引了企業主動靠攏，智力密集產業和高端人才對環境的要求得到了滿足。

大項目之間還發生鏈式反應、形成產業集群效應，一個突出的例子就體現在集成電路產業上：

青浦的練秋湖研發中心開展華為終端芯片、無線網絡和物聯網研發等業務，帶動當地形成“泛華為產業園”；

吳江的永鼎智慧科技產業園聚焦5G通信傳感芯片、5G模組研發和系統集成，推動5G智慧科技與車聯網融合；

嘉善的格科微半導體項目則建設多條先進工藝的12英寸晶圓生產線，打造從芯片設計、制造、封裝測試到銷售的垂直整合制造工廠。

在產業帶動下，示范區的發展方向也出現一定程度調整。據曾剛觀察，近年來，有關“水鄉客廳”的提法不如最初頻繁，而產業則愈加成為關鍵詞。2023年，《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產業發展規劃（2021—2035年）》對外發布，將示范區的目標重新定位為長三角“綠色創新產業之心”。

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產業創新組團 圖片來源：“長三角示范聲”微信公眾號

02

“補票”

從這個意義上說，示范區探索了一條與長三角傳統區域協同發展模式不盡相同的道路。

一種業內較為普遍的共識是，相較于珠三角因開放基因而造就的強大市場環境，長三角更傾向于強調政府的力量，通過與市場協同發力，不僅造就了以鄉鎮企業為核心的“蘇南模式”，也形成了長三角以上海為中心、三省一市緊密聯動的產業體系。

而反觀示范區的發展軌跡，如曾剛分析，在政府力量相對有限的情況下，以民營企業為主的市場力量扮演了主導角色，進而推動政府完善配套、跟進服務。他將這一過程形象地比喻為“先上車，后補票”。

圖片來源：“長三角示范聲”微信公眾號

其中，設立并推動高新區晉升“國家級”，正是政府發揮“有為之手”作用的關鍵之舉。

2022年，吳江區科技局在一則對區人大代表建議的答復中提到，2022年，設立跨省域高新區被列為示范區重點工作安排。高新區包括青浦、吳江和嘉善三個園區，其中作為吳江園區的主要組成部分，汾湖高新區數年前啟動創建國家級高新區，但被科技部多次駁回。

于是，在抱團共建高新區后，汾湖高新區設想“借鑒長三角一體化示范區總體規劃報國務院批復的成功經驗”，以汾湖高新區作為既有主體，一區多園申報國家級高新區，但科技部其后反饋稱：

目前全國“排隊”的地區較多，“示范區要‘插隊’創建國家高新區，必須要有拿得出手的充分理由和實踐經驗做支撐，不能‘憑空起高樓’”。

基于此，示范區高新區定下了3年建設方案，目標為“2025年主要評價指標達到全國國家高新區同期較高水平，爭取成功升格為國家級高新區”。

據曾剛分析，與此前省級高新區相比，國家級高新區將被賦予更高的審批權限，以降低項目落地和規劃建設等方面的審批成本、提高發展效率，同時也可能爭取更多資金和資源支持，更好賦能產業發展。

而縱觀示范區高新區的相關規劃，不難發現其服務既有產業發展，進一步釋放產業鏈集群效應的內在邏輯。

比如，高新區定下“一芯引領、兩廊帶動、三片協同、多點支撐”的戰略空間布局，將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置于重要位置；推動“北斗+”“AI+”“5G+”“大數據+”等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又與當地逐漸形成規模的電子信息和智算產業深度呼應。

03

試驗

事實上，早在示范區剛落地之時，就有人認為，其與當時剛揭牌的上海自貿區臨港片區一道，構成了上海一東一西兩個代表未來的新興增長極。

也不乏有人提及過去“東有大浦東，西有大虹橋”的暢想，當時浦東已然成勢，而虹橋似乎還總“差一口氣”。

從某種程度上說，示范區正在補上“大虹橋”曾經的遺憾。

數據顯示，2019年至2024年，示范區人均GDP年均增長6.9%至154512元，規上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8.2%至9343.9億元，工業投資年均增長7.2%至492.7億元，已高于長三角三省一市平均水平。

誠然，與示范區相比，臨港的表現更為迅猛，幾乎可以用“超高速”形容。臨港同期規上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28.4%達4230億元，其中，工業固投更是連續多年占上海全市比重20%以上。

但示范區的“試驗”意味相對更重。

圖片來源：《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1—2035年）》

如曾剛所說，過去上海主要靠國企和外企帶動，特別體現在臨港身上，通過高標準定位、頂層設計帶動，匯聚了來自全國乃至全球的高能級項目，比如特斯拉、中芯、華虹等重大外資、國資項目。而示范區則一改路徑依賴，由高能級民企帶動，探索出一條沒那么“上海”的發展路徑。

在其背后，則是在長三角發達的經濟基礎之下，省際“邊緣”地帶突圍的一種可能。

從示范區高新區的發展來講，市場帶動的特質同樣難以忽視。此前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研究員陳雯曾提到，整個長三角，跟滬寧沿線以及杭州、合肥這些大城市相比，示范區在高新技術產業方面的優勢，并不是最突出的。示范區更希望通過產業聯動，共同打造一個高新區，塑造招商跟創新發展的新優勢。

也不乏問題待解。比如，在缺乏“跨省域管委會”的頂層統籌下，如何真正在市場力量倒逼下實現“共聚戰略科技力量、共推產業技術創新”的目標；再比如，在級別存在明顯不對等的情況下，如何“成本共擔、利益共享”，形成多方平等合作、平等對話、平等受益的體制機制，等等。

對于當下的長三角，此種探索已變得格外重要。

江蘇“十五五”規劃建議指出，支持蘇州與上海同城化發展；而上個月發布的《長三角國土空間規劃（2023—2035年）》則提到，要“加強上海大都市圈與蘇錫常都市圈空間融合，以及與南京、杭州、合肥、寧波都市圈空間統籌，支撐世界級城市群建設”。

示范區落地之初，時任上海主要領導就曾指出，上海對內開放，特別是面向長三角和長江流域，一直缺少一個核心承載區。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補上了“缺”，如今，則更需要發揮出“極”的功能。

文字 ｜ 楊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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