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崩了，新生人口再創新低

2026年初，國家統計局發布最新數據：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跌破800萬，創下有記錄以來的歷史新低。這不是第一次預警，卻可能是最刺眼的一次信號。當“少子化”從趨勢變成常態，當“不婚不育”從邊緣選擇演變為群體共識，我們不能再簡單歸因為“年輕人自私”或“觀念變了”。真正的答案，藏在行為經濟學的三個底層邏輯里：成本感知、未來貼現與社會契約失效。

一、生育不是選擇題，而是成本賬

很多人說：“只要政策給夠補貼，大家就會生。”但現實狠狠打了臉。過去五年，各地紛紛推出育兒補貼、延長產假、購房優惠，甚至直接發錢。可生育率依然一路下滑。為什么？

因為人們不是在“要不要生”之間做選擇，而是在“能不能承擔”之間做計算。

行為經濟學有個概念叫“心理賬戶”（Mental Accounting）：人們會把錢分門別類地放進不同心理賬戶里，比如“教育”“醫療”“養老”。而生育，早已不是一個獨立決策，它被塞進了“家庭生存風險賬戶”——這個賬戶里裝著學區房、課外班、托育費、職場歧視、女性職業中斷……每一項都是沉沒成本，且不斷膨脹。

一位32歲的上海媽媽曾對我說：“我算過一筆賬，從懷孕到孩子上大學，保守估計要花200萬。這還不包括我和丈夫可能失去的晉升機會。如果這筆錢用來養老、旅行、提升自己，生活質量立刻可見；但生孩子？回報遙遙無期，風險卻近在眼前。”

你看，不是人們不愛孩子，而是系統性的高成本讓“愛”變得奢侈。當養育孩子的邊際效用遠低于邊際成本，理性人自然選擇退出。

二、未來太不確定，沒人敢長期投資

行為經濟學中還有一個關鍵概念：“時間貼現”（Time Discounting）——人們對未來的收益會打折扣。貼現率越高，越傾向于即時滿足，越難做出長期承諾。

今天的年輕人，正處在一個高度不確定的時代：經濟增速放緩、職場35歲危機、房價高企、教育內卷、婚姻穩定性下降……在這種環境下，人們的未來貼現率急劇升高。他們不再相信“十年寒窗換一生安穩”，也不再篤定“養兒防老”。

于是，生育——這項需要20年甚至更久才能看到“回報”的長期投資——被本能地規避了。

更諷刺的是，越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貼現率反而更高。因為他們更清楚系統風險：知道托育資源稀缺，明白職場對母親的隱性懲罰，了解教育軍備競賽的殘酷。知識沒有讓他們更勇敢，反而讓他們更清醒地選擇“不入場”。

這不是冷漠，而是一種防御性理性。

三、社會契約正在瓦解

傳統社會有一條隱形契約：你努力工作、結婚生子、納稅養家，社會就為你提供教育、醫療、養老等基本保障。但今天，這條契約正在斷裂。

年輕人看到的是：自己繳的社保可能撐不到自己退休；孩子上的公立學校要靠“拼爹”才能進好班；一場大病就能掏空六個錢包。當社會無法兌現“付出就有回報”的承諾，個體自然轉向“自保優先”。

行為經濟學家塞勒（Richard Thaler）提出“助推理論”（Nudge Theory）：好的制度設計應降低人們做正確選擇的成本。但當前的制度，卻在不斷“反向助推”——助推人們延遲婚育、少生甚至不生。

比如，產假政策看似利好，但企業因用人成本增加，反而更不愿招聘育齡女性；托育服務缺口巨大，雙職工家庭只能靠老人或高價私立機構；學區房制度讓教育公平淪為財富游戲……這些結構性問題，單靠“鼓勵生育”的口號根本無法解決。

當制度不能為個體承擔風險，個體就只能用“不生育”來規避風險。

四、出路不在“催生”，而在“重建信任”

面對生育率崩塌，很多地方開始焦慮式“催生”：發錢、宣傳、甚至道德綁架。但這些手段治標不治本。真正需要的，是一場系統性重構。

首先，降低顯性與隱性成本。不僅要補貼現金，更要解決托育、教育、住房等剛性支出。比如北歐國家通過全民普惠托育體系，將0-3歲入托率提升至60%以上，顯著緩解家庭壓力。

其次，修復社會契約。讓年輕人相信：今天的付出，未來會有保障。這需要養老金改革、醫療公平、職場反歧視等制度協同推進。生育不是個人義務，而是社會共同責任。

最后，尊重多元選擇。不是所有人都必須成為父母。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允許人自由選擇生活方式，而不因此被污名化或邊緣化。只有當“不生”不被指責，“想生”的人才能真正安心。

結語：生育率背后，是文明的信任度

人口從來不只是數字，它是一個社會對未來信心的晴雨表。當越來越多人選擇不生育，本質上是在投票：投給一個讓他們感到安全、公平、有希望的世界。

我們不必恐慌，但必須警醒。生育率崩了，崩的不是欲望，而是信任。重建這份信任，靠的不是口號，而是行動——用制度的溫度，焐熱人心的寒意。

畢竟，孩子不是生出來的，是被這個世界“邀請”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