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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謂學問有兩種,一種可說是生命的,一種可說是精力的。從生命中來的學問,并不依照前人之軌轍,亦不遵守學術之門類,他只從自己性情真處發(fā)生興趣或發(fā)生問題,再從此等興趣或問題上研尋出去,漸漸成一家教。從精力中來的學問,他先有了學術之門類,前人之軌轍,他遵照著此等門類軌轍下工夫,于是有一部分預定的材料以及幾項預定的方法,從此做去,亦可成一家教。偶拈一例,如清初顧亭林屬于前者,閻百詩則屬于后者,我們可稱,顧亭林為一學者,可稱閻百詩為一讀書人。學者與讀書人的分別,即是生命的學問與精力的學問之分別。說到史學上,太史公《史記》可說屬于前者,班氏《漢書》可說屬于后者,援附于章實齋的別類說法,則生命的學問是‘圓而神’的,精力的學問是‘方以智’的,近來的風氣似乎看重精力的,而不夠了解生命的。若論個人意見,似乎生命的學問其價值還遠在精力的之上,惟此亦隨便分說,其實兩路相互會通,若既不懂得生命的學問之意趣,又誤信方法材料之功用,認為有便道捷徑,愛惜精力,不肯下死工夫,則兩途無著落,必不能有所成就。”
錢穆:《史學答問》,陳勇編校:《錢穆先生全集集外文》,九州出版社,2025年,第2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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