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孫立平對川普的誤判，看中國知識分子啟蒙主義的思想困境

孫立平教授是筆者十分敬重一位大學問家，有民生關懷，且敢于直面時弊。但閱讀孫教授對川普重返白宮后的相關分析文章，特別是近期發表的《姑且把這當作是一次關于后美國時代的討論》、《特朗普為什么執意要拆散美歐聯盟？》、《有人評論，這是過去三十年中所有全球領導人所發表的最重要演講之一》三篇文章，筆者越發感到，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部分優秀知識分子仍未能擺脫啟蒙主義的思想漩渦，其認知邏輯、價值預設與分析工具，仍深深植根于啟蒙運動以來的西方現代性話語體系，難以對當下復雜的全球現實作出完全貼合本質的解讀。

一、文本解析：啟蒙主義話語在三篇文章中的顯性投射

孫立平的三篇文章，雖聚焦不同議題，但核心分析范式高度一致，均呈現出啟蒙主義的典型特征：以理性為絕對標桿，以西方現代性為理想模板，以線性進步觀為敘事邏輯，將復雜的全球變局簡化為“理性與非理性”“文明與野蠻”“進步與倒退”的二元對立。

在《姑且把這當作是一次關于后美國時代的討論》一文中，孫立平將后美國時代的核心矛盾定義為“基于規則的秩序”與“基于強權的秩序”的對抗，而前者被天然賦予合法性與進步性。這種劃分暗合啟蒙主義的核心預設——理性建構的規則體系是人類社會的終極追求，偏離這一軌道的行為均屬“蒙昧”。文章對后美國時代的樂觀預期，本質上是啟蒙主義線性進步觀的延伸：認為人類社會終將沿著“理性化、規則化、民主化”的路徑演進，后美國時代并非秩序的崩塌，而是更完善規則體系的醞釀。然而，這種解讀刻意回避了“規則”背后的利益博弈與權力結構——所謂“基于規則的秩序”，本質上是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的話語包裝，其合法性并非源于普世理性，而是源于西方在近代以來的權力優勢。孫立平對規則的神圣化解讀，恰恰是啟蒙主義“理性崇拜”的當代延續。

《特朗普為什么執意要拆散美歐聯盟》一文，則將特朗普的政策邏輯簡單歸結為“非理性”“民粹主義”對“理性合作”的破壞。文章將美歐聯盟的存續視為“文明進步”的象征，將其分化歸咎于特朗普政府的“反啟蒙”行徑，卻忽視了美歐聯盟的本質是利益共同體，其分化是全球化進程中利益格局重構的必然結果。啟蒙主義的“理性人”假設在這里再次顯現：孫立平默認美歐精英的“理性合作”是符合歷史潮流的，而特朗普代表的“民眾意志”是情緒化、非理性的，因而也是需要警惕和批判的。這種視角割裂了精英理性與民眾訴求的內在關聯，忽視了全球化紅利分配不均所引發的民粹主義浪潮的合理性，陷入了啟蒙主義“精英啟蒙大眾”的傳統認知陷阱——將知識分子的理性判斷置于民眾的現實訴求之上，將復雜的社會矛盾簡化為“理性與非理性”的對立。

第三篇文章對“最重要演講”的高度推崇，更凸顯了啟蒙主義的“話語崇拜”。文章將該演講的價值核心歸結為“對自由、民主、規則的重申”，認為其為后美國時代提供了“精神燈塔”，這種評價標準完全以啟蒙主義的核心價值為圭臬。在孫立平看來，凡是符合“自由、民主、規則”等啟蒙理念的言說，都具有天然的正當性與重要性，而忽視了這些理念在不同歷史語境與文化背景下的差異性與適用性。這種將特定價值絕對化、普世化的傾向，正是啟蒙主義的核心特征之一，也是其在當代遭遇困境的關鍵所在——當啟蒙價值被剝離具體的歷史與文化語境，成為評判一切的絕對標準，便會陷入“西方中心主義”的認知誤區。

二、思想溯源：中國知識分子啟蒙主義情結的歷史成因

孫立平的思想傾向并非個例，而是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啟蒙主義情結的縮影。這種情結的形成，源于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特殊歷史語境與知識分子的自我定位，具有深刻的歷史必然性。

自近代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始終與“啟蒙”緊密相連。鴉片戰爭后，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先進知識分子意識到中國的落后不僅在于器物與制度，更在于思想文化的“蒙昧”。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科學”大旗，到改革開放后“新啟蒙運動”的興起，啟蒙主義始終是中國知識分子推動社會進步的核心思想武器。在這一過程中，啟蒙主義被賦予了雙重使命：一是“救亡圖存”，通過學習西方的先進思想與制度，實現國家富強；二是“思想解放”，通過批判傳統文化的“落后性”，塑造現代公民。這種“以西方啟蒙思想為工具，實現中國現代化”的歷史實踐，使得啟蒙主義在知識分子心中深深扎根，成為一種難以割舍的思想情結。

孫立平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成長經歷，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情結。他們大多經歷了改革開放初期的思想解放運動，親眼見證了西方現代性理念對中國社會的沖擊與改造，對“自由、民主、規則”等啟蒙價值的認同，源于對計劃經濟時代思想禁錮的反思與對現代化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他們的認知中，啟蒙主義不僅是一種思想體系，更是一種經過歷史檢驗的“成功經驗”——西方通過啟蒙運動實現了現代化，中國要實現同樣的目標，也必須遵循這一路徑。這種“路徑依賴”使得他們在面對全球變局時，依然習慣性地以啟蒙主義的視角解讀現實，將西方的現代性經驗視為普世真理。

此外，中國知識分子的“啟蒙者”自我定位，也加劇了其對啟蒙主義的堅守。自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始終以“社會良知”“思想導師”自居，將啟蒙大眾、推動社會進步視為自身的歷史使命。這種自我定位與啟蒙主義的核心邏輯高度契合——啟蒙運動本身就是一場由知識分子發起的、自上而下的思想改造運動。在孫立平的文章中，我們能清晰看到這種“啟蒙者”姿態：他以理性的化身自居，對特朗普的“民粹主義”、強權政治的“非理性”進行批判，試圖引導讀者認同“基于規則的秩序”的優越性。這種姿態使得知識分子難以放下啟蒙主義的思想武器，因為這不僅是對一種思想體系的放棄，更是對自身“啟蒙者”身份的否定。

三、現實悖論：啟蒙主義在當代的局限性與知識分子的思想困境

然而，當全球變局打破了西方現代性的“神話”，啟蒙主義的局限性日益凸顯，中國知識分子的啟蒙主義情結便陷入了深刻的現實悖論——他們試圖用一套源于西方、適用于特定歷史語境的思想體系，解讀一個日益多元、復雜的全球現實，其結果必然是認知與現實的脫節。

啟蒙主義的核心悖論在于“普世性”與“特殊性”的矛盾。啟蒙主義將“理性、自由、民主”等價值視為普世真理，認為人類社會終將趨同于這一標準。但現實是，不同國家的歷史、文化、社會狀況存在巨大差異，現代化道路也必然各具特色。后美國時代的到來，恰恰標志著西方現代性的“普世性”神話的破產——新興國家的崛起不僅帶來了權力格局的變化，更帶來了發展模式與價值觀念的多元競爭。孫立平將后美國時代的核心矛盾歸結為“規則與強權”的對抗，本質上是對這種多元競爭的回避，他不愿承認西方主導的“規則體系”只是眾多發展模式之一，而非人類社會的終極歸宿。這種認知偏差，使得他難以理解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邏輯并非完全“非理性”，而是美國國內利益格局調整與全球權力結構變化的必然結果；也難以看到美歐聯盟的分化并非“文明的倒退”，而是全球化進程中利益重新分配的正常現象。

啟蒙主義的另一重悖論是“理性崇拜”與“現實復雜性”的矛盾。啟蒙主義將理性視為解決一切問題的萬能鑰匙，認為通過理性的規劃與建構，就能建立起完美的社會秩序。但現實世界的復雜性遠遠超出了理性的認知范圍，權力博弈、利益沖突、文化差異等因素，使得任何理性的規則體系都難以完全奏效。孫立平對“基于規則的秩序”的推崇，忽視了規則背后的權力支撐與利益妥協——沒有權力作為后盾，規則只是一紙空文；沒有利益的平衡，規則也難以持續。在國際事務中，所謂“規則”往往是強者的意志體現，當權力格局發生變化，規則也必然隨之調整。后美國時代的核心特征，正是規則體系的重構，而這種重構并非理性的產物，而是權力與利益博弈的結果。孫立平的啟蒙主義視角，使得他難以正視權力與利益在國際秩序中的核心作用，陷入了“理性烏托邦”的幻想。

四、超越漩渦：啟蒙主義的當代轉型與知識分子的思想突圍

承認中國知識分子的啟蒙主義情結，并非否定啟蒙主義的歷史價值。啟蒙主義在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打破思想禁錮、傳播現代文明理念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放棄啟蒙，而在于超越啟蒙主義的局限性，實現啟蒙思想的當代轉型。

啟蒙主義的當代轉型，首先需要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的認知誤區，承認價值觀念與發展模式的多元性。后美國時代的到來，意味著沒有任何一種發展模式或價值觀念能夠壟斷真理，西方現代性只是人類文明的一種形態，而非終極形態。中國知識分子需要以更開放、包容的心態，看待不同文明的差異與競爭，不再將西方的價值觀念視為評判一切的絕對標準。這并不意味著否定啟蒙價值，而是要將其置于具體的歷史與文化語境中，賦予其新的內涵。

其次，需要擺脫“理性崇拜”的誤區，正視現實世界的復雜性與矛盾性。啟蒙主義將理性視為萬能鑰匙，但現實世界的問題往往不是單純的“理性與非理性”的對立，而是利益、權力、文化等多種因素交織的結果。中國知識分子需要放棄“啟蒙者”的居高臨下姿態，深入理解民眾的現實訴求與社會的復雜矛盾，不再將復雜的問題簡化為二元對立，而是以更辯證、更務實的視角解讀現實。在分析全球變局時，不僅要看到“規則”的重要性，更要看到權力與利益的核心作用；不僅要批判“強權政治”，更要探討其背后的歷史成因與現實訴求；不僅要關注精英的理性合作，更要重視民眾的利益表達與權利訴求。

最后，需要實現從“啟蒙大眾”到“對話大眾”的角色轉型。啟蒙主義的核心是“精英啟蒙大眾”，將知識分子視為理性的化身，將民眾視為需要被啟蒙的“蒙昧者”。但在當代社會，民眾的主體意識日益覺醒，其訴求也更加多元、復雜，知識分子已不再是唯一的“思想權威”。中國知識分子需要放下“啟蒙者”的身段，以平等的姿態與民眾對話，傾聽民眾的聲音，吸收民間的智慧，在對話與交流中形成共識。這種角色轉型，并非否定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而是要以更民主、更包容的方式推動社會進步，實現啟蒙價值與民眾訴求的有機結合。

在2012年，筆者在《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死穴》一文中說：“如果置身于改革開放的洪流之外，如果不以普通老百姓的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接地氣，高高在外、在上，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最終將一事無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