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如何不斷向外轉嫁移民壓力

本報駐美國特約記者 馮亞仁 本報記者 李迅典 徐嘉彤

編者的話：本系列上篇文章中，我們講述了美國的“大熔爐”特性給其經濟發展注入動力的同時，也帶來融合不徹底、社會分層、文化沖突等諸多矛盾，這些矛盾集中爆發，讓“美國夢”被重新書寫，美國人的國家認同也在被重新塑造。而值得注意的是，冷戰結束30多年以來，美國移民問題的性質已經從社會治理議題演變為關乎國家發展和全球競爭的戰略問題，其影響早已不僅限于國內，而明顯外溢至美國外交領域和國際戰略競爭之中。

“9·11”后，美國移民問題影響逐漸外溢

“民眾正受到監視和拘留，有時甚至在醫院、教堂、清真寺、法院、市場、學校乃至自己家中遭遇暴力執法，往往僅因被懷疑是無證移民。”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沃爾克·圖爾克1月23日發表聲明，要求美國遵守國際法，確保移民執法尊重正當程序。與此同時，蒂爾克還譴責美方將移民、難民污名化為“罪犯”或“社會負擔”的做法，稱這加劇了移民“遭受仇外情緒與虐待”的風險。

上海外國語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研究員孫麟對《環球時報》記者分析說，自美國總統特朗普第二任期就職以來，美國的移民政策已轉向更加排他、精英化、安全化的主權優先型控制體系，服務于“美國優先”的外交原則和戰略收縮的安全布局。具體體現為三點：第一，簽署總統行政令試圖廢除“出生公民權”、開展大規模非法移民驅逐行動、調動軍隊資源封鎖邊境地區，實現移民控制的全鏈條化；第二，對特定國家設置人才壁壘，同時偏向吸收高收入、高技能移民申請者，構建以人才資本、地緣政治、安全審查為核心的移民篩選機制，推動移民控制的安全化和精英化；第三，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全球移民與發展論壇及部分支持全球人道援助的組織，難民接收人數降至歷史低點。

冷戰結束30多年來，美國的移民問題已從一個社會治理議題逐步演變為關乎國家發展和全球競爭的戰略問題。上世紀90年代，移民問題曾被視作美國促進國內經濟發展與文化融合的重要議題，《1990年移民法案》鼓勵投資移民和高技能人才移民，1996年的《非法移民改革和移民責任法》則強化對非法入境移民的執法力度，同時限制非法移民福利。

自2001年“9·11”恐襲事件起，美國移民問題被高度政治化和安全化，成為維系國家主權穩固的重要議題，2002年美國通過《國土安全法》、成立國土安全部，大幅加強邊境管控與執法力度，后續管控措施持續升級。

美國總統特朗普執政以來，移民問題逐漸躍升為關乎國家身份認同和國際戰略競爭的核心陣地，美國政府通過行政手段推行一系列強硬移民政策，“終結大規模移民時代”在2025年年底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被列為“優先事項”的首位。

孫麟認為，這些轉變充分反映出后冷戰時期美國實力的相對衰落及其內部治理的深層次困境。隨著移民問題性質的改變，相關影響也逐步從美國國內外溢至外交領域。“9·11”恐襲事件后，美國成立國土安全部并大力強化邊境管控與執法，執法力度在近些年達到頂峰。除修筑邊境高墻外，美國政府還將移民問題作為外交工具，在移民管控上對鄰國進行威脅與施壓，比如發布針對穆斯林人口為主國家公民的旅行禁令，同時限制和打壓來自“戰略競爭對手”國家的學生與科技人才。這一現象反映出，當美國無法有效解決國內移民問題時，便將其安全化、外部化，把內部矛盾歸咎并轉嫁于外部。

“移民現實主義”成為趨勢

美國無黨派智庫尼斯卡寧中心去年3月刊發標題為《國內辯論與全球戰略：再探討美國外交政策中的移民問題》的文章梳理稱，美國在外交政策制定過程中圍繞移民問題通常會采取三類政治手段——“善意措施”“對抗性措施”“競爭性措施”。

具體來看，“善意措施”包括拜登政府2022年推出的“聯合支持烏克蘭”計劃，向烏克蘭難民提供簡化移民程序，該案例體現出此類政策的重要戰略意義。“對抗性措施”在美國體現為五種具體方式：通過調整人道主義移民政策，誘導敵對國家居民以令該國難堪或對該國造成損害的方式外流；推動對手國家的“人才外流”，以削弱其國家能力；通過限制或剝奪旅行權利，對敵對國家公民施加懲戒；對居住在美國境內的目標國家僑民實施懲罰性措施；培訓并鼓勵來自敵對國家的移民采取針對原國家的行動。“競爭性措施”是指美國為了在移民議題本身以及其他并不直接相關的政策領域從目標國家那里換取讓步，比如受美國關稅威脅，墨西哥同意在其北部邊境部署約1萬名國民警衛隊隊員和軍人，以阻擋赴美移民、加強移民逮捕力度。

文章分析稱，這些美國移民政策的戰略性運用揭示了一種正在成形的趨勢——“移民現實主義”，即各國愈發清醒地認識到，無論人道主義考量如何，人口流動本身都會被用來服務于國家自身利益。這一視角有別于早期全球化時期更強調“權利”導向的框架，也不同于反恐時代以“安全”為核心的敘事。

至于當下美國在移民問題上借對外政策影響他國的表現，孫麟總結了三個方面：“第一，總統行政令的單邊行動。美國總統常通過簽署行政令規避國會立法僵局，推行移民改革舉措，而強硬移民政策容易引發與移民來源國的外交關系緊張。第二，選舉政治與外交施壓的捆綁。總統和國會議員頻繁將移民問題與外交議題結合，以爭取國內選民支持，進而將國內移民管控壓力轉化為對移民來源國的經濟脅迫。第三，立法和司法的‘長臂管轄’。美國借助法律中的‘長臂條款’和司法判例中的‘長臂管轄’，將移民法規的管轄范圍延伸至海外，在非法移民審查遣返過程中無視他國主權與司法權，破壞國際政治與法治秩序。”

特朗普政府近一年多以來，明顯升級了對“第三國遣返”手段的運用。美國智庫外交關系協會刊文稱，盡管美國法律允許“第三國遣返”，但在缺乏充分保障機制或庇護條件的情況下實施遣返的具體合法性仍存在爭議，尤其“第三國遣返”往往以經濟補償為交換條件或者在外交壓力下實現，包括關稅威脅、旅行禁令威脅和外交官被禁止入境美國威脅等都成為美國政府用于達成此類協議的籌碼。批評者認為這類行為違反國際人權標準，將使弱勢群體陷入險境，本質上是將移民處理壓力“外包”給其他國家的做法。

霸權主義對外政策的“回旋鏢”

孫麟對《環球時報》記者分析說，在下一次大選之前，美國可能將當前的強硬收縮性移民政策常態化、法律化，具體舉措包括將大規模驅逐行動擴展至全美社區和公共場所、通過修憲或推動最高法院重新解釋憲法終結或嚴格限制“出生公民權”、對親屬移民實施更復雜的審查程序和更嚴苛的申請條件、停止接收難民等。而如果換屆改選后由民主黨執政，極端政策可能會出現一定逆轉，如適度放寬人才引進限制、重啟部分人道主義援助項目和難民接收工作，但仍將只是有限開放，在與國家安全相關的領域美國仍會保持強硬姿態。

當下，美國的強硬移民政策已經對在美移民群體、美國與鄰國的關系、美國自身實力與國際形象等方面產生影響。首先，移民政策的不確定性將使在美移民群體長期處于不穩定狀態，尤其在美國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的背景下，華人群體的忠誠度易遭美方質疑和審查，這對其生存狀況、就業機會、職業發展、身份認同及社會歸屬感構成威脅。其次，美國持續向鄰國轉嫁移民壓力，將削弱其與盟國加拿大的互信，同時惡化其與中南美洲國家的外交關系，甚至可能導致人道主義危機。再次，美國無視法律程序、漠視人道主義精神、逃避國際責任的做法，正透支其實力與信譽，大幅削弱美國的全球領導力與號召力，不過一定程度上將間接擴大全球人才流動的范圍。最后，美國移民政策秉持的“美國優先”、無視國際規則的單邊主義模式，挑戰了二戰后建立的基于規則和多邊合作的國際秩序，可能對全球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產生示范效應，甚至可能激起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浪潮，損害全球合作機制。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刊文分析稱，由于美國國會難以形成移民改革共識，缺乏全面改革將繼續使美國移民政策處于“臨時性、碎片化”的狀態。

在研究美國的學者看來，美國的移民問題本質上是其長期奉行霸權主義對外政策結下的惡果。美國在全球范圍內通過軍事干預、經濟制裁、貿易壁壘等手段維護自身地緣政治和經濟霸主地位，其在中東和拉美地區的軍事行動導致數百萬人流離失所，引發難民危機和非法移民潮；經濟封鎖使目標國家經濟遭受重創、民生凋敝，催生經濟移民；不平等貿易協議扼殺他國經濟活力，加劇當地民眾生存壓力，形成貿易難民。正如孫麟所說：“美國霸權主義對外政策在國際上制造經濟貧困、社會動蕩、地區沖突和人道災難，它們如同‘回旋鏢’，最終以移民和難民潮的形式反噬美國社會，成為激化其社會矛盾的導火索，也揭穿了美國人權‘偽道士’的真面目。”

?本系列結語：美國移民政策大幅收縮一年多來，執法力度和外溢影響都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暴露出美國作為移民國家，既受益于外來勞動力和多元文化帶來的紅利、又被困于多重移民矛盾的復雜現實。也許正如一些美國智庫所說，這一“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要求美國權衡經濟發展、社會安全、文化融合、國家認同、外交政策等因素，重建共識并推行全面改革，否則只會讓移民政策陷入更加碎片化、不可控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