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元老全部出面，馮玉祥竭盡全力，為什么還是沒能保住吉鴻昌

民國名將如云，但死得最讓人意難平，同時也最讓人感到悲壯的，吉鴻昌絕對算一個。

死得悲壯

1934年的初冬，北平的寒風像刀子一樣刮在臉上，在北平陸軍監獄的刑場上，一位將軍搬了一把椅子，大馬金刀地坐下，對著行刑的特務怒吼：“我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別在我背后開槍，那是小人行徑，到前面來，朝我胸口打！”

隨著一聲槍響，這位曾經叱咤風云的“抗日英雄”倒在了血泊中，年僅39歲。吉鴻昌的死，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轟動。要知道，在他被捕之后，整個國民黨上層幾乎都要炸鍋了。

他的老長官馮玉祥那是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四處奔走求情，甚至不惜以身家性命作保；國民黨內部的元老級人物，像李宗仁、白崇禧，甚至是孫科等人，都紛紛發電報給蔣介石，要求刀下留人。

這就讓人非常納悶了，按理說，這么多大佬同時出面保一個人，蔣介石無論如何也得給個面子。畢竟在民國那個講究人情世故和派系平衡的官場里，殺一個有名望的高級將領是大忌。

可結果卻是，蔣介石不僅沒給面子，反而下了一道“立斬不赦”的死命令，甚至為了怕夜長夢多，連正規的審判流程都還沒走完就匆匆行刑。

究竟是什么樣的深仇大恨，或者說是什么觸碰了蔣介石的底線，讓他即便得罪半個國民黨高層，也要非殺吉鴻昌不可？

讓蔣介石睡不著覺的“刺頭”

要搞清楚吉鴻昌為什么必死無疑，咱們得先看看他是怎么把蔣介石得罪死的。吉鴻昌出身于著名的西北軍，是馮玉祥手下的一員猛將，人送外號“吉大膽”。

這人打仗不要命，但性格也倔得像頭驢，認準的理兒，誰也拉不回來。

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搞“攘外必先安內”，逼著各路雜牌軍去剿共。吉鴻昌當時駐扎在河南潢川，蔣介石讓他打紅軍，他是一百個不愿意。他覺得，日本人都在東北殺人放火了，咱們中國人還在這兒自相殘殺，這叫什么事兒？于是，他不僅不打紅軍，還偷偷地搞“聯共”，甚至在部隊里印發反日宣傳冊。

這事兒傳到蔣介石耳朵里，那還了得？蔣介石氣得直接解除了他的兵權，逼他去國外“考察”。

這要是換個軟柿子，可能就拿著錢在國外享清福了。可吉鴻昌在國外轉了一圈，看著外國人嘲笑中國是“東亞病夫”，心里的火那是蹭蹭往上冒。

回國后，他根本不理蔣介石那套，直接跑到了張家口，和馮玉祥、方振武一起拉起了“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的大旗。

這下子算是徹底捅了馬蜂窩。

在蔣介石看來，你吉鴻昌這是在公然造反，是在挑戰中央政府的權威。雖然這支抗日同盟軍后來在蔣介石和日軍的夾擊下失敗了，但吉鴻昌并沒有消停。

他潛回了天津，躲在租界里，繼續聯絡舊部，甚至開始秘密組織反法西斯大同盟。在蔣介石的黑名單上，吉鴻昌的名字早就被畫上了紅圈，成了必須鏟除的頭號心腹大患。

對于蔣介石來說，這個“刺頭”如果不拔掉，他在北方的統治就一天安穩不了。

天津租界里的槍聲

既然成了眼中釘，那國民黨的特務機構自然就像聞到血腥味的鯊魚一樣圍了上來。當時的吉鴻昌主要在天津法租界活動，他把家安在了國民飯店。

之所以選在租界，是因為當時的國民黨軍警不能隨便進入租界抓人，這里相對安全一些。

但是，吉鴻昌低估了蔣介石殺他的決心。軍統（當時叫特務處）天津站接到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價，除掉吉鴻昌，活的抓不到，死的也行。特務們早就買通了飯店的茶房，摸清了吉鴻昌的活動規律。

1934年11月9日，吉鴻昌正在國民飯店二樓的一個房間里，和幾位抗日同志秘密開會。

突然，房門被一腳踹開，幾個穿著風衣的特務沖了進來，抬手就是一頓亂槍。吉鴻昌反應極快，雖然肩膀被子彈擦傷，但他還是敏捷地躲避，并試圖反擊。

槍聲一響，整個法租界都亂了。法國巡捕房的人聞訊趕來，把吉鴻昌和特務們都帶走了。這時候，事情變得復雜起來。

按理說，吉鴻昌是在租界被捕的，涉及政治犯，法國人一般不會輕易引渡給國民黨政府。

但是，國民黨外交部這次是下了血本，又是送錢又是施壓，跟法國公使軟磨硬泡。蔣介石甚至親自過問引渡的事宜。法國人本來就怕日本人，也不想為了一個中國將軍得罪南京政府，再加上收了好處，最后竟然同意將吉鴻昌引渡。

就這樣，吉鴻昌從相對安全的租界，落到了國民黨北平軍分會的手里。這一下，真的是羊入虎口，插翅難逃了。

元老們的電報

吉鴻昌被捕的消息一傳出，舉國震驚。畢竟他是抗日名將，在老百姓心里威望很高。他的老長官馮玉祥聽到這個消息，當時就急了。這位倒戈將軍雖然在政治上總是搖擺不定，但對自己在這個老部下，那是真的有感情。

馮玉祥不僅自己四處奔走，還發動了他在國民黨內所有的關系網。他甚至直接給蔣介石寫信，言辭懇切，說吉鴻昌雖然有過激行為，但畢竟是一心抗日，罪不至死，希望能看在往日的情分上，網開一面。

除了馮玉祥，李宗仁、白崇禧這些桂系大佬也發了電報。他們保吉鴻昌，一方面是出于對英雄的惜才，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給蔣介石添堵，顯示一下地方實力派的態度。

就連國民黨內的“太子派”孫科，以及元老于右任等人，也紛紛表示關切。一時間，南京國民政府的案頭堆滿了求情的電報。按照民國官場的慣例，既然這么多有頭有臉的人物都出面了，蔣介石通常會做個順水人情，哪怕是判個無期，關一陣子再放出來，既全了面子，也顯得寬宏大量。

當年反對蔣介石的人多了去了，像唐生智、張發奎這些人，最后不也沒死嗎？

所以，在當時很多人看來，吉鴻昌雖然受點罪，但性命應該是無憂的。甚至連吉鴻昌的家人都覺得，只要錢花到了，人找對了，這事兒就有轉機。

可是，他們都想錯了一點，那就是吉鴻昌身上，有一個讓蔣介石絕對無法容忍的“死穴”。

致命的秘密身份

之所以前面那些人反蔣沒事，而吉鴻昌非死不可，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他反蔣，甚至也不完全在于他抗日，而是在于他的另一個身份，中國共產黨黨員。

這一點是蔣介石的底線中的底線。早在他組織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的時候，吉鴻昌就已經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對于蔣介石來說，性質完全變了。如果說馮玉祥、李宗仁反蔣，那是國民黨內部的派系斗爭，是“兄弟鬩墻”，肉爛在鍋里；但吉鴻昌變成了共產黨，那就是“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是必須要斬草除根的。

蔣介石通過特務機構，早就掌握了吉鴻昌在天津不僅僅是搞抗日活動，更是在替共產黨發展組織，運送武器，甚至還在策劃新的武裝暴動。

在審訊過程中，國民黨的法官曾經試圖讓吉鴻昌供出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吉鴻昌當然是只字未吐，但這反而坐實了他在共產黨內的重要地位。

對于蔣介石而言，一個有威望、會打仗、手里還有舊部號召力，并且已經“赤化”了的將軍，如果放虎歸山，那后果不堪設想。他擔心吉鴻昌一旦出去，馬上就會拉起一支紅色的隊伍，在北方腹地插上一把尖刀。

所以，面對馮玉祥等人的求情，蔣介石表面上哼哼哈哈，心里卻早就下了殺心。他甚至認為，這些求情的人，要么是糊涂，要么就是別有用心。

那道催命的“立斬”令

就在馮玉祥等人還在為營救吉鴻昌而努力的時候，蔣介石的手段卻變得異常雷厲風行。他深知夜長夢多的道理，輿論壓力越大，他就越要快刀斬亂麻。

1934年11月23日，蔣介石繞過了正常的司法程序，直接給北平軍分會下達了一道密令：“就地槍決，立斬不赦。”

接到命令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24日，北平陸軍監獄的氣氛突然變得肅殺起來。吉鴻昌似乎早有預感，當獄卒端來豐盛的“斷頭飯”時，他從容地吃完，然后向看守要來了紙筆。

在人生的最后時刻，吉鴻昌沒有流露出一絲恐懼。他提筆寫下了一封給妻子的遺書，那是鐵骨柔情的最后交代。

緊接著，他又揮毫寫下了一首氣壯山河的絕命詩：“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

寫完之后，他整理了一下衣衫，昂首闊步走向刑場。在雪地里，面對黑洞洞的槍口，他拒絕了下跪，拒絕了背后行刑。他那句“我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讓在場那些負責行刑的特務們都嚇得手抖。

隨著一聲清脆的槍響，吉鴻昌倒在了他深愛的這片土地上。

蔣介石用最極端的手段，強行切斷了所有救援的可能。等馮玉祥他們收到消息時，一切都已經塵埃落定，只剩下無盡的悲憤和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