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兩江新區行政區掛牌，對中西部地區意味著什么？

▲兩江新區日出云海。來源：重慶兩江新區

文/陳昊星

1月25日，重慶市兩江新區行政區正式掛牌，其也成為我國內陸首個“功能區”轉“行政區”的國家級新區。

“功能區”轉“行政區”，意味著什么？兩江新區掛牌，對重慶、四川，甚至整個中西部地區意味著什么？

理順碎片化管理體制

兩江新區轄31個街道、11個鎮，面積約1360平方公里、人口約352萬。

根據調整方案，兩江新區新設行政區的主要范圍包括：原江北區、原渝北區（不含大灣鎮、統景鎮、大盛鎮、興隆鎮、茨竹鎮），以及原北碚區的水土街道、復興街道、蔡家崗街道、施家梁鎮和童家溪鎮。兩江新區行政區在空間上主要整合了原江北、渝北和北碚三地部分轄區。

2010年6月18日，兩江新區掛牌成立，這是繼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之后，中國第三個國家級開發開放新區。2024年，兩江新區GDP達5182億元，在全國19個國家級新區中位列第四。

2024年，兩江新區的GDP占重慶全市比重僅為16%，橫向與上海浦東新區32.9%、天津濱海新區43.5%的占比相對照，差距明顯。

重慶三峽學院院長、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理事長李敬接受中新社國是直通車采訪時指出，過去，兩江新區作為內陸首個國家級新區，成功扮演了重慶經濟增長“主引擎”的角色。但在發展過程中，其體制的結構性掣肘也逐漸暴露。

他進一步指出，在實現行政化之前的兩江新區，客觀上存在規劃執行碎片化、財政統籌機制不健全、以及跨行政區協調成本較高等問題。具體來看，受原有行政區劃分割影響，新區產業布局難以實現整體統籌和動態優化，產業資源配置效率受限，部分領域甚至出現低水平重復建設，制約了產業集群效應和規模優勢的進一步突破。

據《重慶日報》報道，經過十多年發展，兩江新區存在空間范圍內條塊分割、職責邊界不清等問題，隨之帶來了空間上的碎片零散，管理重疊與管理真空并存的情況。理順開發區與行政區管理體制機制愈發重要。

在李敬看來，兩江新區完成行政化調整后，將迎來根本性、實質性的制度變化。隨著新區具備完整的財政自主權和行政審批權，長期存在的行政分割和體制壁壘將被有效打破，決策鏈條和辦事流程有望顯著壓縮。

對企業而言，行政化改革意味著項目審批、落地建設和要素配置將由“多頭管理”轉向“一個主體統籌、一套流程辦結”，制度性交易成本明顯降低。

與此同時，兩江新區行政化也將推動資金、土地、人才等優質資源要素在更大范圍內實現合理流動和高效集聚，為新區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加穩定、可持續的制度支撐。

有望促進中西部地區資源優化

有觀點擔憂，兩江新區行政化，是否意味著政策和資源會更多向重慶傾斜？成都發展會否受影響？

受訪專家均表示，兩江新區實現行政化，并不意味著政策和資源向重慶單向傾斜，也不代表成都因此處于不利位置。相反，這一調整有利于提升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整體運行效率，并有望在更大范圍內推動中西部地區整體資源的優化。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張燕生在接受中新社國是直通車采訪時表示，成都與重慶并非同質化競爭，而是兩座功能分工清晰、互補性突出的城市。

他指出，成都以服務業、消費和文化功能見長，更像“坐商”，吸引周邊人口和消費資源集聚；重慶則以工業和制造業為核心，具有明顯的對外輻射和擴張能力。在成渝之間的眾多城市和區域中，生產和產業鏈更容易受到重慶制造體系的帶動，而消費和服務則更多流向成都。

正因這種功能錯位與互補，國家在頂層設計中提出建設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并持續加密兩地交通聯系。從通行時間不斷縮短可以看出，兩座城市在差異化發展的基礎上，協同需求正在不斷增強。

在李敬看來，成渝兩地的協同機制早已深度構建。目前，成渝已在汽車制造、電子信息等領域建立起八大產業旗艦聯盟，例如長安汽車近30%的供應商來自四川，帶動川渝兩地多家合作伙伴協同發展。

他預計，兩江新區實現行政化后，依托更加高效的體制機制，有望在整個中西部地區內形成“鯰魚效應”，通過相互激勵、錯位發展，成渝兩地有望共同避免產業同質化帶來的內耗，進一步提升區域整體競爭力。

向萬億元邁進

“十五五”期間，重慶將迎來一系列重要發展時間節點：直轄30周年、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30周年、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實施10周年，以及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10周年等。這些節點既是階段性總結期，也是新一輪戰略布局的起點。

李敬認為，多個重要時間節點疊加的背景下，兩江新區經濟總量有望向萬億元邁進，其在全市經濟中的比重將進一步提升，真正成為帶動重慶乃至西部地區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增長極。

▲兩江數字經濟產業園。來源：重慶兩江新區

重慶市兩江新區第一屆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也提出，今后五年，兩江新區將抓好12個方面重點工作。

其中包括要助力提升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發展能級，全力支撐西部陸海新通道提質增效，協同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要堅持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先進制造業集群體系，打造現代服務業集聚高地，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推動人工智能賦能千行百業，以及增強內陸開放綜合樞紐服務效能，打造全市開放發展新門戶新窗口等。

張燕生預計，未來國家級新區將更多承擔產業變革、技術突破和市場體系創新的“試驗田”角色，成為推動新一輪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支點，為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目標提供關鍵支撐。

但他也提醒，如果整體改革環境未同步推進，僅依靠個別新區“單兵突進”，改革難度極大。兩江新區未來能否實現越級突破，仍有待在更深層次制度創新中接受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