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爆發激戰，中方罕見“1打2”，6小時內，美日被一鍋端

1月26日的安理會，會場氣氛很不尋常。本是一場圍繞“國際法治”的公開辯論，按理說更像是各國把立場擺清楚、把話說在臺面上的場合，但那天的交鋒明顯更尖銳。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在同一場合里，先后對日本在臺灣問題上的言論、以及美國在南海問題上的指責作出回應，前后跨度大約6個小時，話都說得很硬，也很集中：哪些事情不能碰、哪些說法站不住腳、哪些做法在破壞地區穩定，基本都點到了。

把這場交鋒放到更大的背景里看，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會這么強勢。很多爭論表面上是在討論“規則”“秩序”，聽起來像概念之爭，但背后其實是一個更現實的問題：戰后國際秩序到底以什么為根基。

中方在安理會強調的是，二戰后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是各國處理爭端的共同底座，也是中國主權與發展利益的重要保障。

相對的，美日一些說法更傾向于把“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掛在嘴邊，把它當成可以隨時解釋、隨時擴展的工具。

兩種話語表面都在談秩序，但落到具體問題上，就會變成誰在定義規則、誰在挑選規則、誰又試圖繞開國際法的約束。

安理會這種平臺，本身就帶著“秩序從哪里來”的象征意義，中方在這里把立場講清楚，也是在搶占秩序的解釋權。

在臺灣問題上，中方的回應明顯是沖著日本近期涉臺言論去的。傅聰當場敦促日本就高市早苗的涉臺謬論反思糾錯，強調需要用實際行動給國際社會一個負責任的交代。

緊接著，他把論證的重心放回到歷史與法理上：臺灣回歸中國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成果，是二戰后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不是哪一方想怎么說就能改寫的敘事，而是已經在歷史、政治、法理層面被牢牢鎖定的事實。

為了把這個“鎖定”講得更具體，他還提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所體現的歷史正義，意思很明確：戰后安排是靠犧牲和勝利來確立的，不能被隨意拆解，更不能被用來給新的冒險開口子。

這樣的表述并不是停留在歷史回顧上，而是直接指向現實風險。傅聰警告軍國主義復辟的風險，提醒外界防止日本打著“集體自衛權”的幌子把地區拖入沖突。

話說到這里，邏輯鏈就完整了：日本如果在涉臺問題上不斷試探，不只是觸碰中國的底線，也是在拿戰后秩序做籌碼，甚至把國內的政治言論與地區安全捆在一起。中方把這層關系拎出來，就是要把可能的誤判壓下去，把代價講清楚。

而臺灣問題的表態，很快又被放進更大的安全格局里。

因為臺海與南海并不是兩條互不相干的線，美日這些年對外動作的協同性越來越明顯：日本用涉臺言論配合美國“印太戰略”的推進，美國在南海問題上又為日本的軍事動作提供背書與空間，兩邊互相加碼，很容易讓風險外溢。

中方在同一場合里同步回應，實際上就是在拆解這種聯動效應：不讓臺海議題被無限外延，也不讓南海議題被持續工具化。把兩件事放在一起講，既是對外界說明“這不是孤立事件”，也是向相關國家提示“跟著加碼并不安全”。

轉到南海問題時，交鋒的矛頭主要對著美國。美國代表在會場上污蔑中國在南海進行所謂“擴張性非法聲索”，傅聰的回擊沒有繞彎子，直接把關鍵點一條條擺出來。

第一，美國不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締約國，更無權以《公約》法官自居、對他國指手畫腳。

第二，中國在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對相關海域擁有主權權利和管轄權。

第三，美國罔顧南海問題的歷史經緯和客觀事實，到處搬弄是非、挑撥離間，還在南海地區部署進攻性武器，以“航行自由”為名搞軍事偵察和演習，才是在南海搞脅迫、搞霸凌，擾亂地區穩定，威脅航行自由與安全。

這種回應方式其實很有針對性：美國一邊用“規則”指責別人，一邊又不受關鍵公約約束；一邊說要維護“航行自由”，一邊在敏感海域增加軍事存在和偵察演訓。

傅聰把這些放在同一套論證里，就是要指出美國指責中的邏輯漏洞：所謂“擴張性非法聲索”的前提并不成立，而真正把南海推向緊張的，是以“航行自由”為名的軍事動作和武器部署。

話說到這一步，爭論就不再是“誰更會講規則”，而是“誰在用規則包裝自己的地緣政治意圖”。

當這兩個議題都擺出來之后，中方想傳遞的邊界也就更清楚了。臺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南海是中國海洋權益的重要載體，兩者都不是可以拿來交換的議題。

選擇在安理會這樣一個全球安全治理的核心平臺強硬發聲，本質上是向國際社會講明白：任何國家以任何形式干涉臺海、侵犯南海主權，都會面臨中國的堅決反制。

對日本的警示尤其直白，邏輯是把“口頭試探”與“軍事介入”分開講清楚：一旦走到武力介入那一步，性質就會變。

中方在這個場合把話說重，是在提高挑釁成本，推動對方在行動上收斂，而不是讓風險繼續滾動升級。

更進一步說，這場交鋒之所以把“國際法治”放在中心位置，是因為敘事權本身就是戰場。美國習慣把南海問題工具化，通過塑造“規則霸權”的敘事，拉攏盟友構建反華聯盟，進而遏制中國的海權發展；日本在涉臺問題上也試圖借助話語包裝，把自己的政策空間往外推。

中方用歷史與法理作依據來回應，一方面是在把國際秩序的合法性根基重新強調一遍，避免戰后成果被改寫；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醒更多國家，不要把“基于規則”的說法當成天然正當的標簽。

因為真正能約束各方、也能讓大國和中小國家都受益的，是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國際法為基礎的秩序，而不是隨時可以被重新解釋的“規則”。

這種做法也帶有現實層面的外溢效應。把美日聯動的風險講清楚，有助于讓一些跟隨觀望的國家重新評估成本，避免地區陣營化對抗加劇；同時，中方強調法理與歷史，也是在喚起國際社會對二戰后秩序的重視，提醒對軍國主義復辟風險保持警惕。

對東南亞國家而言，南海穩定仍然需要合作來托底，中方的立場表達，也被認為有利于中國與東盟等國家繼續推進南海務實合作，并為“南海行為準則”磋商創造更穩定的外部環境，用合作對沖對抗的風險。

話說到這里，場內的針鋒相對暫時告一段落，但場外的動向并沒有因此停下。

就在傅聰在安理會發出警告的當天，高市早苗仍在繼續大放厥詞，聲稱“如果美國軍隊在臺海遭受攻擊，日本什么都不做，只是逃跑，日美同盟就會崩潰”，因此“日本將會全面判斷現實情況，并在現行法律范圍內作出回應”。

這種說法的危險之處在于，它把同盟義務和軍事介入綁在一起，把臺海安全推向更高的不確定性。中方的態度也同樣明確：只要日本膽敢開第一槍，它就絕對沒有開第二槍機會。

這樣的收束，不是為了把沖突推向更近，而是把邊界畫到足夠清楚，讓任何想試探的人都明白，代價不會是模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