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蕩世界不應迷航”之二】趙隆：捍衛國際法是世界共同責任

來源：環球時報

2026年開年以來，國際和地區層面地緣政治熱點事件頻發。其中，美國繞過聯合國安理會突襲委內瑞拉，針對其他一些國家發出類似威脅，同時強索丹麥自治領地格陵蘭島，這一系列事態都成為國際輿論焦點。在此背景下，國際法“失靈論”等觀點成為媒體和學界討論的高頻詞匯，甚至出現“國際法已死”的悲觀論調。

事實上，類似論調并非首次出現。每當國際體系遭遇重大沖擊，單邊主義或軍事冒險行為升溫時，這些悲觀情緒便會周期性回潮。回顧近代以來國際法發展史可以發現，國際法體系從來不是在風平浪靜的環境中成長，而是在戰爭、沖突和權力失衡等背景下不斷被檢驗、修正和強化。將個別國家違反國際法的行為等同于國際法本身的“失靈”甚至“終結”，是對國際法價值、效能與韌性的嚴重誤讀。

不能過度狹義化地理解國際法的價值。國際法是以國家間關系為主要調節對象的有拘束力的原則、規則和制度總稱。從誕生之初，國際法就并非建立在類似一國國內法那樣的“絕對執行力”之上，而是以“普遍承認”“規范預期”和“合法性約束”為基礎。它并不承諾消除沖突，而是試圖防范沖突發生或為沖突設定邊界，為國家行為提供最低限度的可預期性。早在18世紀，瑞士法學家瓦特爾在其著作《萬國公法》中就系統論述了國家主權、平等和國際義務等原則，將自然法觀念應用于國家間關系，強調國家在國際社會中既享有獨立和自主的權利，也承擔不損害他國正當權益的義務。

國際社會在吸取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后，通過《聯合國憲章》確立了禁止使用武力、不干涉內政、和平解決爭端等一系列國際法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并非抽象的道德宣言，而是以條約形式確立的法律規范，成為調節國際行為、管理沖突和促進和平與發展的工具。國際法的基礎并非在于規避所有沖突，而是通過明確界定國家行為的合理范圍，確保國際社會能夠以規則為依據防范、評價和調解爭端。因此，國際法存在的意義在于它所構建的基本法律框架，可以有效避免國家間關系陷入無序狀態。將個別國家的違法行為與“國際法失效”混為一談，實際上是從整體上曲解了國際法的普遍適用性以及客觀價值。

不應過度理想化地評估國際法的效能。國際法對主權國家行為以及國家間關系起到約束或調節作用，但畢竟不是超越主權國家之上的“世界政府法”，國際社會也不存在可以隨時強制執行裁決的“世界警察”。國際法的效能本質上受制于國家作為國際社會參與主體的政治意志與行為選擇。國際法的關鍵作用，在于區分合法與非法、正當與不正當，為國際社會提供共同的話語坐標和道義基礎，并為事后追責、制度修復和秩序重建保留空間。它通過提高違規行為的政治成本、外交成本和聲譽成本，間接影響國家的戰略決策。

從實踐看，國際社會在委內瑞拉事件發生后并未陷入沉默，圍繞美國行動是否合法的討論迅速展開，輿論焦點高度集中于典型的國際法問題：是否獲得聯合國安理會授權？是否構成對一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侵犯？是否違反《聯合國憲章》禁止使用武力的原則？對于這些問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公開表示，有關軍事行動沒有尊重國際法規則；聯合國人權事務最高專員辦公室指出，這類行動破壞了國際法基本原則，破壞了主權國家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在就此事件召開的聯合國安理會緊急公開會上，絕大多數參會國家都強調應遵守包括《聯合國憲章》在內的國際法。正是因為國際法仍被視為最高規范基準，各國才會圍繞其解釋和適用展開博弈。

不必過度悲觀化地看待國際法的韌性。國際法并非一成不變，而是在全球政治和經濟不斷變化的背景下演化發展。近代國際法的萌芽可以追溯至16到17世紀的歐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不僅標志著主權國家體系的確立，也為近代國際法提供了制度起點。此后近四百年的歷史表明，國際法并非線性發展，而是在多次挫折中不斷調整和演化。

兩次世界大戰并未終結國際法，反而催生更加系統的集體安全機制和國際組織體系。冷戰期間，國際法在意識形態對抗和核威懾陰影下發展受限，但依然在海洋法、外交關系法等領域不斷擴展。冷戰結束后，盡管伊拉克戰爭、科索沃戰爭等繞開聯合國的軍事行動對國際法權威造成沖擊，但國際法并未因此消亡，而是推動了對人道干預、集體安全和多邊授權機制的進一步討論和制度細化。因此，在國際法遭到沖擊時動輒發出“國際法已死”論調，顯然是低估了國際法的歷史韌性和自我修復能力。

需要特別警惕的是，“國際法失靈”甚至“已死”等悲觀論調本身，某種程度上可能淪為危險的政治工具。這類說法通過不斷渲染國際規則的無效性，削弱國際社會對國際法的信心，進而為強權國家進一步突破規則底線制造輿論空間。一旦聯合國“無用論”、國際法“失靈論”或多邊主義“過時論”在國際上擁躉增多，就可能為一些國家摒棄國際法和規則創造條件，導致國際關系退回赤裸裸的權力政治模式。因此，面對“國際法已死”等悲觀論調，我們有必要以建設性和發展性眼光來看待國際法的現實處境，不能任其遭受沖擊甚至陷入自我消解。

為此，需要摒棄“萬能主義”和“虛無主義”的二元對立。國際法不是孤立存在的一系列抽象原則，而是各國利益、權利與責任交織的復雜網絡。對于絕大多數國家而言，國際法始終是維護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重要制度工具。但同時，也不能為了突出國際法的有效性而無限擴大其適用標準和強制力，或是刻板僵化地破壞相關法律制度的完整性，弱化主權國家的主體性。摒棄國際法“萬能論”并不意味著貶低削弱國際法的效力，甚至走向國際法“無用論”的另一極端。對于國際社會的“大多數”而言，國際法仍是衡量是非、凝聚共識、限制強權的重要制度基礎，因此需要辯證地理解國際法的價值，既要認識到其局限性，也要明確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時，還需防范對國際法解釋權和適用權的壟斷與濫用。國家既是國際法的遵循主體，也是國際法制定的重要參與者。任何國家都不應將國內法或單邊規則凌駕于國際法之上，把國際法作為服務自身霸權的工具。近年來，一些國家以“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國正當權益之實，違反國家主權平等、國家豁免、不干涉內政等原則，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實施單邊制裁，破壞全球和地區和平穩定；部分國家推動或縱容國際司法機構的擴權和濫權行為，濫用爭端解決方式和機制，違背對國際法的善意平等解釋和適用原則，嚴重損害國際法的權威。在當前國際政治動蕩加劇的背景下，國際法的編纂和發展更需要基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愿景，推動各國廣泛平等地參與制定、解釋和適用國際法，從而避免國際法被少數國家“私有化”或“武器化”。

加強全球治理、維護國際法權威是國際社會的共同責任。國際法并非完美無缺，但它是全球治理體系中不可或缺的支柱。因此，我們應該創造一個奉行法治、公平正義的未來。要提高國際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確保國際規則有效遵守和實施，堅持民主、平等、正義，建設國際法治。面對“國際法失靈”甚至“已死”等錯誤論調，世界大國尤其需要發揮表率作用，全面遵守《聯合國憲章》以及包括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干涉內政、禁止在國際關系上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善意履行國際義務等國際法基本原則。這些原則不僅是國際法的基本組成部分，也是保障國際社會法治化進程的根本所在。同時，面對全球治理新疆域、科技進步新需求以及國際政治、安全和經濟新格局，各國需要與時俱進地維護國際法的權威性和有效性，共同推動國際法創新發展，為全球治理提供更加全面、公平和公正的法律框架。（作者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