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Flag總是倒？也許是你被“完美計劃”騙了

涉及完成任務的策略時，我會做出不同嘗試。2020年，我短暫做過子彈筆記，開始但沒完成的有《創意，是一筆靈魂交易》（The Artist’s Way）。我懷著尊敬和質疑的心情看著YouTube創作者塑造完美的生活，想知道他們的建議是否真的對其有用。我做不到“周日重置”或“我記錄的高效一天”，當有一個要完成的目標，比如要寫一個主題的雜談時，我通常會把它分成更小的部分和時間塊，并用一系列奇怪的獎勵來激勵自己。我會用番茄工作法。

但是隨著新年臨近，我僵住了。我想知道自己設定的目標更多與個人抱負有關，還是與網上的柏拉圖理想有關。我試著關注了發布全面真實內容的創作者，例如我欽佩的以富有同理心方式提高效率的羅威娜·蔡（Rowena Tsai），或者將涂鴉的趣味性帶到計劃視頻的阿曼達·蕾切·李（AmandaRachLee）。

我們總會制定雄心滿滿的決定，導致很難堅持下去。而當社會系統失靈，即存在普遍的孤立和孤獨、工資被剝削和竊走、暴力和大規模死亡時，要維持有效的個人決策，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難。

有更好的方法嗎？這三本書能提供一些見解。

高管教練卡洛琳·亞當斯·米勒（Caroline Adams Miller）是《大目標》（Big Goals）的作者，她知道這個話題已被討論過很多次，她自己也就此寫了幾本書。然而，她認為現有的很多作品并不是以當下氛圍和流行心理學為基礎。例如，她指出，制定“SMART目標”的指令，即具體的（specific）、可衡量的（measurable）、可實現的（achievable）、相關的（relevant）和有時限的（time-bound），“可能會鼓勵‘低’目標，而沒提供足夠指導，甚至無法確定目標是否是一個好主意”。

米勒的書建立在目標設定理論（goal-setting theory，GST）基礎上，該理論由埃德溫·洛克（Edwin Locke）和加里·萊瑟姆（Gary Latham）于20世紀60年代末提出。她還借鑒了莉蓮·吉爾布雷思（Lillian Moller Gilbreth）和瑪麗·帕克·芙麗特（Mary Parker Follett）的觀點，她們創造的工作系統比泰勒的流水線模式更符合人類的情感、合作和社群工作系統，并引用了阿爾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自我效能理論，即相信自己有能力做某事，實際上會有助你做到這件事。

盡管自20世紀以來科學并沒有發生太大變化，但我們通常很難將這些知識轉化為習慣。洛克和萊瑟姆發現，最有效的目標是具有挑戰性和具體的，可以分為績效目標，即米勒說的做到“你已經知道如何做的事情”，其中最好包含五到七個小步驟的清單；以及學習目標，即你要獲得新的技能或知識。

但是，當你遇到糟糕的一天、一周或一年時該怎么辦？如果你受到管理層不合理期望的影響該怎么辦？結構性種族主義、厭女、貧困以及對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和缺乏關懷，會如何影響一個人設定現實目標的資源？

注意到規范的目標設定方法通常有利于白人男性權力結構，米勒提出了一個名為BRIDGE的21世紀六步GST應用：“頭腦風暴與設定特定目標相關的每個方面；評估你前進所需和不需要的關系；想想你需要對自己進行的投資；辨別哪些因素會影響決策；決定你是否有勇氣繼續前進；確定你所追求的卓越的定義，以及與之相匹配的時間表。”

我喜歡練習和工作表，米勒在這部分提供了很好的練習，但我很難記住所有信息。設定目標這件事本身開始讓我覺得，我需要在做好它前更了解它。

然后我讀了安妮·洛爾·勒卡夫（Anne-Laure Le Cunff）的《微小實驗》（Tiny Experiments），書中認為既定的目標實現方法過于線性，會催生出恐懼、有害的積極性、競爭和孤立。勒卡夫指出，為了用“流動的實驗”取代呆板的時間線，我們必須在心理上做出三個轉變：從焦慮到好奇心，從固定的階梯到“成長循環”，以及從結果到過程。

與其考慮定量的時間，不如考慮定性的時間，即在實現目標的過程中，你是否記錄了充實的經歷。勒卡夫稱這些時刻為“神奇窗口：當我們沉浸在吸引我們全部注意力的活動中時，當我們與親人共度時光時，或者當我們自我反思時，往往會出現這些創造性流動的時刻。”

我還很喜歡她的“三重檢查”或“頭、心、手”法，這個方法改編自心理學家雨果·凱爾（Hugo Kehr），用于識別造成拖延癥的根本原因：可以問問“這項任務合適嗎？”（頭），“任務令人興奮嗎？”（心），“這個任務可行嗎？”（手）。這些問題能讓人洞察到何時何處需要改變方向。通過成長循環的概念，勒卡夫將失敗或錯誤引入了整個過程，而不是不惜一切代價避免失敗或錯誤。

如果你正在嘗試米勒、勒卡夫或其他人的更多方法，卻仍止步不前怎么辦？可以試試擇丹·希思（Dan Heath）的《重置》（Reset）。回應班杜拉，希思指出，避免重復失敗的方法很重要，因為“‘我沒有取得進展’很容易會變成‘我沒有能力取得進展’”。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建議找到杠桿點：“在干預措施中，付出一點努力就能獲得不成比例的回報”，并重新分配時間、金錢和精力等資源來獲得這些回報。他說，第一步是“檢查工作”，保證你不僅對事物的運作有一個功能性理解，而且有系統性理解。“沒有這點”他寫道，“就很難把事情做得更好。”

經過所有這些調查，我確實認為新框架可以幫助我們將科學長期以來的觀點利用起來，我們也不需要不斷重建、升級和優化自己。也許我們應該做的是好好吃頓早餐，出去走走，與家人或朋友共度美好時光，然后列個清單。問問自己，找出可以改變的地方。每周或每個月朝著我們的大目標更進一步，找件小事來改善我們的生活，哪怕只是一點點。

斯蒂芬妮·費爾南德斯（Stefanie Fernández）| 文

斯蒂芬妮·費爾南德斯是《哈佛商業評論》英文版副編輯。

孫燕 |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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