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央視新聞客戶端
有這樣一些公司,它招收的“員工”幾乎都是育齡女性,這些“員工”入職六個月內幾乎都進行了生育。然而奇怪的是,公司不但不用她們來上班,還給懷孕女員工漲了好幾倍的工資、以此為基數繳醫保,最后還給她們發放生育津貼。這樣的一家公司背后究竟隱藏了怎樣的目的,又為“生育津貼”這項保障婦女生育的國家支持政策埋下了怎樣的風險?
近日,根據大數據監測結果和審計署移交的相關線索,國家醫保局鎖定這樣的公司,進行了我國首個針對“生育津貼”詐騙的專項飛行檢查。總臺央視記者全程跟隨飛檢組進行了調查,揭開了一起全鏈條造假騙取生育津貼的大案。
國家醫保局基金監管司監管二處副處長 寇玲: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每個人的生育津貼的領取額度非常高,都是在10萬上下,幾乎都是育齡期女性,而且申領津貼的時間非常集中,都是在2024年和2025年的上半年。
在國家醫保局大數據監管平臺上,通過規則篩查出的這條線索非常醒目,僅有15名員工的企業卻在短時間內有13名孕婦員工集中生育,這引起了醫保局工作人員的懷疑。經過研判,國家醫保局立刻成立了飛行檢查組,前往云南昆明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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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云南規定,生育時連續繳納生育保險滿6個月及以上的職工就可以享受生育醫療費用和生育津貼待遇。領取津貼的標準,按照所在用人單位上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除以30,再乘以可以申領津貼的天數。
昆明市為產假(98天)+生育假(60天)+難產(含剖宮產)15天+多胎15天,即申領津貼天數為最短158天,最長188天。以工資1.8萬元和5~6個月的時長計算,孕婦可以申領到10萬元左右的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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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昆明五華區醫保局以及她們生育所在醫院,調查組調取了這家公司13名申領生育津貼員工的相關資料顯示,不僅生育臨床記錄完整,新生兒醫學記錄也和申請信息完全相符。
國家醫保局基金監管司監管二處副處長 寇玲:檢查組在調查中發現,從醫保端來看,這些人員所有的申領材料都是真的。她有真實的職工參保身份,也按照申報的工資進行了繳費,繳費的時限,也符合政策的規定,我們通過核查也發現,存在真實的生育,那么可以說他帶著申領資料來申請津貼,看起來是毫無異常的。
然而13名員工集中在一年多的時間生育,是巧合,還是另有蹊蹺?為了摸清這家企業的真實情況,飛檢組根據公司注冊地址來到了一個居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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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醫保局基金監管司監管二處副處長 寇玲:這家公司的注冊地是在一個居民住宅區內,他注冊的房間是一個居民的住宅,沒有任何企業經營的狀態。房主對這家公司是毫不知情的,對公司的實控人,法人也都不認識,檢查組也到物業和街道辦進行了調查,發現根本沒有這家公司存在過。
假地址假經營 零成本注冊空殼企業
在注冊地點撲了個空,這更加引起了檢查人員的懷疑。按照申領材料上的工資計算,這家只有十來個人的公司每年要發放超過300萬元的工資。這樣的公司經營情況如何呢?調查組隨即來到了市場監管部門調取注冊和經營資料。
2021年國務院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市場主體登記管理條例》規定,申請辦理市場主體登記,應當提交住所或者主要經營場所相關文件等。為了優化營商環境,云南省2022年發布的《云南省市場主體住所(主要經營場所、經營場所)登記管理辦法》規定:市場主體住所登記優先實行告知承諾制,登記機關不再索要住所使用證明。
然而,2024年12月,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公布的《公司登記管理實施辦法》再次明確:公司申請住所或者經營場所登記,應當提交住所或者經營場所合法使用證明。公司登記機關簡化、免收住所或者經營場所使用證明材料的,應當通過部門間數據共享等方式,驗證核實申請人申請登記的住所或者經營場所客觀存在且公司依法擁有所有權或者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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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當地市場監管部門提供的材料中,該公司從未提供,也沒有補充過經營場所的有關文件。
此外,根據調取的公司注冊資料及2023、2024企業年度報告,調查組發現該公司資產總額為100元,營業收入、納稅總額為0元、利潤總額為-3.6萬元。然而就是這樣一家無地址、無營收、無利潤、無納稅的公司,已經給13位所謂“女職工”申領到了總計超過100萬元的生育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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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醫保局基金監管司監管二處副處長 寇玲:從市場監管部門提供的資料來看,可以認定這是一家空殼公司。檢查組下一步的工作重點核實一下這家空殼公司和它掛靠的這些所謂的職工之間到底有沒有真實的用工關系。
未簽訂勞動合同 漏洞百出竟能瞞天過海
基本醫療保險和生育保險,是我們常常說的職工“五險一金”中的險種,除此之外,還有養老、工傷、失業等保險需要企業代職工進行繳納。檢查組隨后來到當地的人社部門,發現這家企業甚至從未登記其他的社保基本險種。
經過和當地人社部門了解,在該公司生育的女職工,除與1人簽訂過勞動合同外,其余12人均未簽訂勞動合同。其他社會保險也沒有繳納。
生育津貼也被稱為“產假工資”,是國家發放給女職工,用以彌補生育期間正常工資收入減少的保障待遇。所以生育津貼發放與否、發放多少,和女職工用工關系以及單位工資水平強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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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醫保局基金監管司監管二處副處長 寇玲:生育津貼是國家給予參保職工的社會保障待遇。這個待遇的核心法定前提是必須存在真實的用工關系,用自己真實的工資收入水平來繳納保費,才能享受這樣的一個待遇。
然而,企業注冊由市場監管部門負責,勞動合同簽訂及社會保險登記涉及人社部門,工資個稅以及社保繳納基數則來源于稅務部門。究竟哪個是真工資呢?其實,當地醫保部門早在2025年上半年,就注意到了這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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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五華區醫保局在前期調查的基礎上,還針對稅務繳納、參保基數的真實性,向區稅務局發函核對,并未獲得支持。此次國家醫保局飛檢組通過區醫保部門再次協調稅務核查數據,其正式回函仍為該數據“稅務部門不予對外提供”。
孕婦身份被冒用 生育津貼一大半被截留
在數據渠道無法打通的情況下,調查組沒有停滯不前,而是迅速調整調查思路,決定從源頭尋找真相,直接聯系這家公司所謂的“員工”了解情況。
該公司“員工”之一的李某某,于2024年在昆明生下二孩。她表示,自己一直在另外的某建筑公司工作,工資一直是由該建筑公司發放,并不是申領生育津貼的這家貿易公司。
國家醫保局飛檢組工作人員:您正常上班的時候沒有休產假,一個月能拿到手實發工資多少錢。
李某某:4000元,后面我們公積金少繳了。工資發放4400左右。反正就差個幾十塊錢。
國家醫保局飛檢組工作人員:懷孕這段時間工資也基本穩定在和你以前工資水平一樣。
李某某: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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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調查發現,月薪只有4000元左右的李某某,在生育津貼申請表里,竟然成了另外一家公司月薪兩萬元的員工。
國家醫保局飛檢組工作人員:我們給你看一份資料,這是您的生育津貼申領資料,你看一下。您實際顯示發放右下角94800元。
李某某:94800元,那么高?
國家醫保局飛檢組工作人員:您實際領取的生育津貼和您實際到手的差別,這件事情,之前的知情嗎?
李某某:不知情,都不知情。
國家醫保局飛檢組工作人員:你實際從國家領走的錢是將近10萬元。
李某某:我覺得這個肯定不合理,關鍵是10萬元了,做夢也沒想過說,我能報生育金10萬塊錢,做夢也沒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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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進一步走訪調查,所有涉案申領人的實際領取和申領額都是差別巨大。甚至有產婦是建檔立卡脫貧人口,該公司以她的名義申領了10.2萬元,而產婦實際領到手只有3.2萬元。
國家醫保局基金監管司二處副處長 寇玲:檢查組對津貼申領人進行了現場問詢,這些申領人都承認沒有給這家公司提供過任何勞動,也沒有領工資,基本驗證了他們之間的這種勞動關系是虛構的。在這個基礎上,云南省醫保局通過協調當地的稅務部門,也向檢查組提供了這家公司的納稅情況和工資發放情況,進一步驗證了它申報的較高的工資水平也是假的。
成都、杭州另兩家公司進入檢查組視線
隨著調查的深入,這家公司實際控制人名下,位于成都、杭州的另外兩家公司進入了檢查組的視野。記者跟隨檢查組迅速趕往成都。
這家成立于2023年12月的公司,有11名員工,其中有6名員工生育,并領取了39.42萬元的生育津貼,由于當地產假時間短于昆明,平均每人領取約6.57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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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高新區醫療保障局副處長 劉江濤:醫保基金管理突出問題專項整治,在這期間我們就建立了這么一個區級的生育津貼大模型。它的報銷占比達到54.5%的占比。11個人就有6個人在進行了生育津貼的申報。
成都高新區醫保局在察覺出風險后,通過聯動機制,立即將相關線索移交給成都高新區公安部門,犯罪嫌疑人徐某某落網。
領最高的津貼繳最少的稅費 利益差如何實現
在成都市看守所,記者終于見到了這次案件背后的操盤手犯罪嫌疑人徐某某,那么她是如何通過“冒領”生育津貼賺錢的呢?
徐某某此前就在云南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任人力資源部經理一職。2014年起,她負責公司的勞動關系、社保和人事相關工作。2015年她成立了一家公司,為他人代辦社保掛靠業務,也就是給沒有工作的人,代繳社保以按照“職工”的身份享受相應的待遇。
犯罪嫌疑人 徐某某:從2020年開始,在我這邊繳了有一年多的客戶,她問我,她說我查出來懷孕了,可不可以通過這邊報銷生育保險?應該是可以的,我就正常給她辦理了這個第一個人的生育保險的報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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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幫忙辦理掛靠社保,到注冊三家公司“冒領”高額生育津貼,徐某某又是如何實現“盈利”的呢?
犯罪嫌疑人 徐某某:有人來找我,她就說那在其他公司也能報一萬多兩萬元生育津貼,在你這也能報,那你還要收取我這個代理費。那我干嗎要通過你這邊報?所以當時我就考慮這個金額差異在哪里?就在于你繳納的基數,你繳納醫保的基數如果高了,最后他計算產假工資也會按照單位平均繳費基數來按高的給你結算。
2023年5月18日,徐某某使用虛假地址成立了云南某宏貿易有限公司。公司職員只有她母親一個人,向稅務部門申報的月工資基數就是一萬八千元。于是,稅務部門根據企業申報信息,向醫保部門提供該公司員工平均每月1.8萬元的收入,作為該公司2024年生育津貼的發放基數。
犯罪嫌疑人 徐某某:申報系統的話,現在要到稅局的系統里面去進行申報,但是操作都很簡單,直接把那你要定的基數操作進去就可以了,就我做HR的這幾年,我了解到大部分企業,其實都是沒有按照實質性的操作去這么做的,也存在偏差,但是稅局也沒有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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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從2019年1月1日起,將基本養老保險費、基本醫療保險費、失業保險費、工傷保險費、生育保險費等各項社會保險費交由稅務部門統一征收。不僅有助于規范征繳管理,提高征繳效率,實現社會保險資金安全,也能給個稅和社保數據聯動創造條件。
然而,對于本案涉及的職工,稅務部門提供的數據顯示,員工一邊按照月工資2000元收繳個稅為0元,一邊又提供月工資基數18000元,讓參保人申領到10萬元左右的生育津貼。數據差異十分明顯。
正是基于這個漏洞,不法分子通過在稅務端做高社保繳費基數,申領到高額生育津貼,賺取“國家發放”和“個人領取”之間幾萬元的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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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嫌疑人 徐某某:我有部分截留,比如說我這邊交醫保還有一部分成本,基本上是五五分。大部分人他們來找我的目的就是為了報銷生育保險,然后我也跟他們說過可以報銷4萬左右的樣子。
國家醫保局基金監管司監管二處副處長 寇玲:在這起案件中,這家公司以參保人名義申領的生育津貼人均是超過10萬的,但我們了解到參保人實際到手在3萬多到4萬多之間,可以說騙取的這些較高的津貼大頭都被這家公司給截留了。
杭州公司違規操作 醫保大數據攔截申領
根據犯罪嫌疑人的供述,除了在云南昆明、四川成都之外,她還曾經在浙江杭州開設公司進行類似的操作,結果卻被醫保大數據監管直接擋在了申領階段。
2024年8月,徐某某在杭州注冊了某通貿易有限公司并陸續為2人申請生育津貼,然而,杭州市醫保局審核數據時發現了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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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濱江區醫療保障管理服務中心副主任 劉強:這家公司2024年剛注冊成立,成立以后馬上就是一批人員參保進來,基本上也是到最高兩萬三的一個基數進來的,參保剛好滿六個月就來申請,她時間應該是算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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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醫療保障局基金監管處副處長 余震:所以我們從多維度的角度來綜合判斷它是存在異常的,發現這個異常之后,我們就及時暫停了我們支付生育津貼。
最終,這個涉及三個省份,全鏈條造假的生育津貼詐騙案浮出水面。據初步統計,本案共涉及生育津貼約400余萬元,其中,20.78萬元被浙江杭州醫保部門及時攔截,未予發放。四川成都醫保部門及時聯合公安等部門,追回了犯罪嫌疑人徐某某在成都騙取的約40萬元生育津貼,云南昆明醫保部門目前已將相關線索移交給當地警方,有關調查仍正在進行中。
生育津貼是保障而不是隨意薅取的“羊毛”
根據統計,“十四五”期間參保人累計享受各項生育保險待遇9614萬人次,基金累計支出超4000億元。生育津貼等生育支持政策已經成為職工婦女正常生育的有力保障。
然而,從“掛靠”到“拉攏”,從所謂“幫忙”到大肆牟利,“生育津貼”竟成了不法分子眼中隨意薅取的“金羊毛”。
犯罪嫌疑人 徐某某:因為在我的意識里面,就覺得所有這些報銷的就是社保局,他們是屬于行政監督部門,我一直覺得就是如果你做了違規操作,只會有經濟處罰。我當時腦子里面想的話,如果只是罰款的話,我是可以接受的,我并沒有想到會是刑事責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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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法大學監管法制研究中心主任張卿:全國人大常委會,它就明確地解釋,你騙取這個生育津貼的,按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的普通詐騙罪來進行定刑。
全國人大常委會明確,以欺詐、偽造證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騙取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生育等社會保險金或者其他社會保障待遇的,屬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詐騙公私財物的行為。按照該規定,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最高可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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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醫保局基金監管司監管二處副處長 寇玲:千萬不要認為這種掛靠參保,虛構勞動關系,虛增繳費基數來騙取生育津貼的行為僅僅是一般的違規行為。醫保基金的安全它既是保障民生的底線,更是不能觸碰的紅線。
隨著醫保監管大數據的廣泛應用,一些企圖通過非法手段騙取生育基金的行為,其實已經納入醫保部門重點監管的范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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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醫保局基金監管司監管二處副處長 寇玲:公司的育齡期婦女的人數畸高,生育津貼的領取占比畸高,申領金額畸高,集中申領或者說是短期突擊參保,選擇性參保,領取津貼之后就立即停止醫保,這些維度都是我們日常篩查的維度。所以在社會面上想通過掛靠參保,虛構勞動關系,虛增繳費基數進行詐騙生育津貼,在我們現在大數據監管的時代,已經是無所遁形的了。
靈活就業人員也可以享受生育待遇
國家醫保局提醒,對于靈活就業人員,可以正常繳納生育保險,無須為了享受生育津貼待遇鋌而走險。目前,這項工作已在全國17個省份140個統籌地區落地實施。
國家醫保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長 劉娟:我們針對靈活就業人員,包括新就業形態。包括農民工相關的人群,我們也是積極地推動將這類人群,納入到我們生育保險的保障范圍。它的前提條件是要參加職工醫療保險。
此外,醫保部門還推動生育津貼由“單位代發”向“直接發放至個人”轉變,這一政策避免了單位因某些原因截留或挪用生育津貼的風險,確保女職工在生育期間第一時間得到經濟支持,讓這份政策紅利切實減輕生育家庭負擔。
(總臺央視記者 鄭怡哲 李仲博 李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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