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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護大江 綠意無限(法治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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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 倪 弋


      瞿塘峽一帶景色。 新華社記者 王全超攝


      湖北宜都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官查看白溪河畜禽養殖污染整治情況。 閆 昭攝


      湖南岳陽縣人民檢察院檢察官與當地漁政部門工作人員在東洞庭湖開展巡湖工作。 閆 昭攝

      長江,自唐古拉山的冰川發端,一路向東奔流6300多公里,滋養著沿岸11個省區市的錦繡山河,孕育了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

      曾幾何時,這條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承載了過重的發展負荷——過度捕撈讓“江豚吹浪立,沙鳥得魚閑”的景象漸少,無序開發令“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的壯闊減色。

      “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必須從中華民族長遠利益考慮”“要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2016年1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重慶召開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繪就了長江經濟帶發展的宏偉藍圖。

      過去10年來,檢察機關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和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導,立足“四大檢察”綜合一體履職,既依法嚴厲打擊違法犯罪,又推動生態環境系統修復和源頭治理,將“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戰略要求轉化為有力司法舉措,為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法治保障。

      司法理念之變

      從“末端懲處”到“源頭守護”

      清晨的東洞庭湖,霧氣氤氳。一陣“噗通”聲打破寧靜,灰黑色的背脊劃出流暢弧線,數只江豚躍出水面,濺起的水花在朝陽照射下閃爍金光。

      湖南岳陽市岳陽縣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閔孚君在洞庭湖邊長大。他說:“小時候,常能看到江豚躍出水面。可到了2010年左右,這種景象幾乎絕跡了。如今,江豚又多了起來!”

      長江,一度面臨過度捕撈之患,其后果觸目驚心:到2019年,長江江豚種群數量僅存約1000頭,中華鱘、胭脂魚等珍稀物種瀕臨消失。

      轉機始于最嚴格的法治保護。2021年1月1日起,長江流域重點水域實行“十年禁漁”。

      重慶市南岸區啞巴洞,2021年2月的一個清晨,公安機關在一艘看似普通的清漂船內查獲了12尾野生鱘魚,其中9尾是國家一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長江鱘。案件移送至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五分院,長江生態檢察官楊競敏銳地察覺到,這背后隱藏著一條完整的黑色產業鏈。“‘十年禁漁’剛剛開始,就有人頂風作案,而且涉及的是極度瀕危的長江鱘!”楊競的憤怒中透著沉重:刑事打擊雖然能懲罰犯罪分子,但受損的生態環境卻難以恢復。

      楊競和同事們在審查提起刑事公訴、追究刑事責任的同時,探索對8名涉案人員提起民事公益訴訟,提出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請求。最終,法院判決8人共同承擔生態環境損害和懲罰性賠償金共計140萬元,專項用于長江水生生物資源修復。

      “吃了的魚不會再活過來,但法律不僅要讓破壞者付出應有代價,還要讓受損的生態得到修復,更要防范類似行為再度發生。”楊競的這番話,道出了新時代生態司法理念的轉變——從傳統的“案結事了”向“生態長治”深化拓展;從損害發生后的懲罰和補救,轉向風險萌發前的防范干預。

      這樣的理念變革,正在長江全流域發生。

      在岳陽縣,檢察機關辦理的譚某等人非法捕撈案中,不僅追究了10名被告人的刑事責任,還通過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判決其承擔生態環境修復費用1344.8萬元。這筆巨額賠償金被用于購買446萬尾魚苗投放東洞庭湖,實現了“誰破壞、誰修復”的司法正義。

      在安徽銅陵市,義安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高紅霞通過無人機巡查發現,長江銅陵段5個江心洲上存在大規模農業種植,而這些區域正是淡水豚的核心保護區。高紅霞立即啟動公益訴訟程序,及時向農業農村部門發出檢察建議,推動建立圍欄、拆除構筑物、種植防護林,從源頭上守護好江豚賴以生存的家園。

      治理體系之變

      化“分頭治水”為“合力護江”

      長江治理一度面臨“九龍治水而水不治”的困境——水利部門管河道,交通運輸部門管航運,生態環境部門管污染……看似都在管,實則“各管一攤”,形成監管碎片化、責任模糊化的治理難題。

      對此,檢察機關充分發揮行政公益訴訟督促協同作用,創新運用審前檢察建議、提起訴訟等方式,推動多部門協同履職的同時,主動擔當“協調員”與“監督員”,推動建立跨部門信息共享、聯合執法、協同治理機制,將“九龍之力”擰成一股繩,化“分頭治水”為“合力護江”。

      湖北宜昌市,三峽大壩所在地,每年約有5萬班次船舶在此待閘、作業,50萬人次船員往來穿梭。船舶污染治理一度成為難題。時任宜昌市葛洲壩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張紅還記得,在一次深夜巡查中,她親眼看見船家將生活垃圾和污水直排江中,“清澈的江水瞬間變成了黑棕色”。

      “抓住一兩個排污人容易,但要根治污染,必須解決船舶垃圾接收轉運的系統性問題。”張紅敏銳地意識到。經過深入調研,她發現問題癥結在于:長江宜昌段缺乏免費的污染物接收設施,船舶等待過閘時間長,垃圾無處可去。

      2019年10月,宜昌市人民檢察院決定以行政公益訴訟立案,通過磋商形式,推動建立船舶污染物接收轉運體系。然而,這項工程涉及沿江10個縣市區以及海事、交通、住建、環保等30多個部門,協調難度不小。

      “錢誰出”“系統誰來運營”“誰負責監督管理”……面對一個個具體問題,張紅和同事們沒有退縮。經過數月的溝通協調,在檢察機關的推動下,宜昌市先后投入7.2億元,建成了5個船舶污染物接收轉運碼頭和48艘移動接收船。2020年底,投資1億多元的三峽秭歸環保專用碼頭正式投入使用,實現了船舶污染物從槽罐車轉運到直接與市政污水管網對接的升級。

      船舶污染治理只是長江生態系統治理的一個側面。

      最高人民檢察院與水利部、國家林草局共建行政執法與檢察公益訴訟協作機制,會同自然資源部推動省級層面自然資源行政執法與行政檢察銜接機制全覆蓋;

      檢察機關創新搭建“益心為公”志愿者檢察云平臺,讓數萬名志愿者成為移動的“生態監督員”;

      10年來,長江流域各地檢察機關持續深化“專業化法律監督+恢復性司法實踐+社會化綜合治理”模式,通過法律監督職能聚合多方力量,以法治之力牢牢踐行“共抓大保護”的戰略理念。

      地域協同之變

      從“分段而治”到“流域一體”

      長江流域面積約為180萬平方公里。過去,由于行政區劃分割,“上游污染、下游遭殃”“左岸治理、右岸旁觀”的現象時有發生。檢察機關通過創新機制,推動形成“上下游聯動、左右岸協同、干支流統籌”的全流域治理新格局。

      2022年5月,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決定:直接立案辦理長江船舶污染治理公益訴訟專案。這是最高檢首次直接辦理跨省級行政區劃的公益訴訟案件,開創了“最高檢負責主案、長江經濟帶11省市檢察機關同步辦理關聯案件”的“1+N”辦案新模式。

      這不是普通的一次辦案,更是發出一個強烈信號:長江生態保護決不能“上下游不同步、左右岸不同行”,必須全流域一盤棋。

      從上海外高橋碼頭到重慶市涪陵區黃旗港,最高檢專案組行程3000公里,深入碼頭、企業、船舶一線的沿江調研,發現船舶污染物處置不規范、收費標準不統一、“船E行”系統未互聯互通等深層次問題。

      四級531家檢察院同步開展“大兵團作戰”,通過走訪、調查、取證、磋商等方式,同行政機關一起共商共解長江船舶污染治理問題的解決路徑,歷時兩年的攻堅,共摸排線索652條、立案602件,督促11省市地方行政機關在長江流域3500條通航干支流所有碼頭基本實現船舶污染統一收集處置,構建起“船—港—城、接收—轉運—處置”全流程監管體系。

      不止于上下一體的縱向聯動機制,橫向協作網絡同樣越織越密。

      長江上游川渝交界處,重慶市榮昌區與四川省瀘縣兩地檢察機關打破行政區劃壁壘,建立聯合巡河、線索移送、協同取證等七大機制,共同治理瀨溪河,推動水質從Ⅴ類提升至Ⅲ類;

      長江中游“兩省三地”(湖北省荊州市監利市、湖南省岳陽市君山區、湖南省岳陽市云溪區)檢察機關建立長江(監利—君山—云溪段)流域綜合治理跨區域檢察協作機制,在信息共享、辦案協作、聯防聯治等方面,為保護長江生態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長三角地區,滬蘇浙皖四省市檢察機關建立生態環境保護司法協作機制,在上海設立“長三角區域檢察協作辦公室”作為常設辦事機構,統籌服務保障長江經濟帶發展檢察協作相關事項;

      從跨部門磋商到跨區域聯動,從單一水域到關聯流域,從個案協作到制度共建,一張縱橫交織、協同發力的法治保護網在長江流域全面鋪就,助力打破行政區劃壁壘,實現從“分段而治”到“流域一體”的歷史性變革。

      發展模式之變

      從“生態赤字”到“綠色財富”

      昔日的長江之痛,是“以GDP論英雄”、只關心“含金量”帶來的“生態赤字”。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搞大開發’是不要亂開發、低水平開發、粗放開發、破壞性開發,而是走一條高質量發展的道路、綠色低碳發展的道路。”

      在護航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的履職實踐中,檢察機關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理念,不僅注重生態保護,更注重推動發展方式綠色轉型,讓生態“含綠量”成為發展“含金量”。

      湖北秭歸縣,臍橙種植歷史超過2000年,臍橙產業一直是當地的支柱性產業。

      “農戶只想到了省時省錢,卻沒想到洗果水污染有多嚴重。”2019年11月,秭歸縣人民檢察院檢察官張兵在調查中發現,部分柑橘洗果包裝企業將未經處理的生產污水直接排入長江及其支流。

      “秭歸臍橙得益于這片水,也必須保護好這片水,柑橘產業綠色發展才是長久之計。”張兵認為,污染暴露出當地柑橘企業環保設施不達標的問題。在檢察機關公益訴訟辦案推動下,最終10家企業增設廢水收集處理設備,11個鄉鎮污水處理廠系統完成改造工作。

      檢察官的工作沒有止步于此。他們意識到,簡單的關停整改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推動產業綠色轉型升級。在檢察官的建議下,秭歸縣屈姑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正倫放棄傳統的粗放式經營模式,與科研單位合作,開發出一批科技含量高的終端產品。

      在秭歸臍橙文旅小鎮,一條2.5萬噸的洗果生產線上線。冷鏈倉儲、電商運營、大數據服務……這幾年,只見一個個臍橙產業園拔地而起,生產、包裝正在朝著科技化、規范化的方向快速發展。“臍橙這顆果可真是變成‘黃金果’,我們的產品現在都出口海外!”李正倫滿臉自豪地說。

      “你們要注意品牌地理標志保護,生產銷售中遇到的法律問題,可以及時向我們提出。”每隔一段時間,張兵就會走訪柑橘加工企業,幫助他們用法律手段保護“秭歸臍橙”品牌,防范經營過程中的法律風險。“只有讓老百姓從綠色產業中獲得實實在在的好處,才能真正理解‘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深刻意義。”張兵說。

      秭歸臍橙產業的綠色轉型,是檢察機關以法治力量推動發展模式深刻變革的生動實踐。這條綠色轉型之路,正沿著萬里江岸不斷延伸,深刻改變著沿江地區的發展邏輯。

      重慶廣陽島,昔日大開發的推土機聲已然遠去,取而代之的是生態修復的蓬勃生機。島上的生態檢察官運用無人機和遠程指揮平臺進行常態化巡查,守護著從“開發島”到“生態島”的蛻變成果。

      安徽銅陵市的濱江岸線,檢察機關通過公益訴訟聯席會議機制,推動住建、環保等部門開展岸線整治,實現“工業銹帶”向“生活秀帶”的華麗轉身——曾經機器轟鳴的貨運碼頭,如今變身成為市民提供精神食糧的濱江圖書館和生態公園。

      長江,正在法治守護下,以更加清澈、更加綠色、更加美麗的姿態,向著高質量發展的未來奔流,向著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明天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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