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導演李璞：父與子，默與愛

電影《年年歲歲》將于1月28日上映，導演李璞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時表示，自己的長片首作是一次向內深掘的私人旅程：在現實、夢境、拍攝與回憶交織的時空里，一對山西父子用沉默與笨拙的動作，演繹著中國家庭里那些未曾言明卻年年堆積的愛與隔閡。李璞希望影片像一封遲寄的家書，邀請觀眾一起，在時光的疊影中辨認彼此的模樣。

那種感覺，就像是把刀插向自己

電影《年年歲歲》以父子關系為敘事核心，將個人記憶、家庭經驗與電影創作本身融為一體，在克制的影像語言中，呈現了一段關于默與愛的父子關系，折射出了一代文藝創作者對自我與家庭的回望。

對李璞而言，拍攝《年年歲歲》是一場醞釀多年的自我對話。從大學時期起，家庭題材就像一顆需要勇氣的種子埋在心里，“那種感覺，就像是把刀插向自己”。他認為，創作家庭故事要求將自身情感剖析得足夠明確，才能引發觀眾共情。

創作的直接觸動，源于一句讓他深有共鳴的話：“誤解是家庭關系的本質，而一切關系的總和是愛。”這句話精準捕捉了他所理解的中國式家庭內核——愛意常在，卻包裹于層層沉默與誤解中。作為一名90后，李璞坦言自己與父親“沉默、少交流”的關系是典型的。更令他深思的是，這種模式在他同齡人中廣泛存在，顯示出一種跨越代際的、穩固的“情感錯位”。

他將此概括為“表達習慣的錯位”：父輩習慣用行動表達關心，踏實而隱忍；年輕一代雖傾向語言溝通，卻常因怕顯“矯情”而欲言又止。兩種愛的語言系統平行運轉，難以交匯。

這一認知的深化，直接體現在片名的變更上。劇本階段，故事名為《老黃歷》，取自串聯時間的核心道具。成片后，李璞認為“老黃歷”過于具象，它指向時間，卻未能完全承載時間中沉淀的“人”與“情感”。最終片名定為《年年歲歲》。“這一改，重心就從‘時間的載體’轉向了‘情感的堆積’。”李璞解釋道，在他理解中，中國式父子的隔閡，很少源于單一事件，而是“年年歲歲”里無數未說出口的話、未被接住的情緒，日積月累而成。和解并非戲劇性爆發，是在時光流轉中，慢慢讀懂彼此隱忍背后的牽掛。片名因而承載了更綿長、更具生命感的情感重量。

只有通過虛構才能抵達真實

為呈現這種復雜的情感過程，李璞在敘事結構上進行了長時間的探索。最初的劇本采用的是一個明確的“套層結構”：先呈現一個完整的故事，再揭示這個故事是“拍出來的”，最后甚至暗示拍攝過程也是虛構的，以此引導觀眾追問“什么是真實”。然而，就在劇本剛剛完成時，日本有一部小成本電影《攝影機不要停》橫空出世，其“片中片”的結構與李璞的構想高度撞車。“我當時覺得，這種形式肯定不太好用了。”李璞回憶道，“第一個出來大家會覺得新奇，但如果已經被廣泛看到，你再做就容易被認為是模仿。”這一“撞車”事件促使他不得不重新探索，最終將結構轉變為了如今在影片中看到的、通過幾個時空（現實、拍攝、回憶、夢境）進行嵌套的形式。“它其實就是一種選擇。”李璞總結道，“電影制作周期漫長，中間存在無數變化，重要的是隨時接受變化，并找到那個對你來講最好的選擇。”

影片最終放棄了線性敘事，采用了大膽的時空嵌套結構。“如果用線性結構，很難呈現‘過去影響現在、虛幻治愈現實’的感覺。”李璞說。影片中，兒子通過拍電影的行為與記憶中的父親對話，結構本身即成為情感療愈的隱喻。為兼顧可看性，剪輯上做了巧妙處理：情節按老黃歷的節氣順序線性排列，形成清晰的時間表，降低了觀影門檻；但內在時空交錯跳動，供觀眾品味情感在虛實間的流動。

這種通過“虛構”探求“真實”的美學，深受以阿巴斯導演為代表的伊朗電影中“只有通過虛構才能抵達真實”的觀點啟發。李璞認為，這與中國人情感表達的含蓄、隱忍精神相通。因此，影片摒棄劇烈沖突和刻意煽情，將情感張力埋藏于吃飯、行走、對視等日常細節中。

個體情感中的時代印記

在地域表達上，生于山西臨汾的李璞，最終將取景地鎖定在晉北的大同。原因有二：一是大同老城區保存完整，其時代感與影片情緒契合；二是當地方言。“大同方言很硬，那種質感對塑造北方人物倔強、沉默的性格特別有幫助。”這種方言的“硬朗”，與影片中堅硬而沉默的父子關系形成了同構。

影片全程使用山西方言，并啟用大量大同本地素人演員。李璞的選角標準非常明確：“生活質感”重于“表演技巧”。“我找的是最像角色的人，而不是最會演角色的人。”在指導這些非職業演員時，他摒棄傳統的“導演說戲”模式，轉而營造松弛、信任的現場氛圍，鼓勵演員“做自己”。他運用長鏡頭以保留表演的完整節奏和真實情緒流動，演員們下意識地停頓、細微的表情和即興的反應，都被視為珍貴的“煙火氣”而悉數保留。李璞認為，這種源于生活的“不完美”，恰恰是影片抵達真實感的最短路徑。

片中演員一場即興的吃飯戲讓李璞非常驚喜，李璞說：“當時，父子的筷子無意伸向同一塊菜，尷尬縮回后，父親默默將菜夾到兒子碗里。這個瞬間精準捕捉了中國式父子間笨拙而靜默的關心，成為“情感錯位”與“沉默之愛”最直觀的寫照。

作為山西籍導演，李璞的創作無法離開賈樟柯導演的影響。他坦承，賈導的作品，特別是《站臺》，是他真正的電影啟蒙。“讀大學時，一個特別悶熱的午后，在宿舍看了《站臺》，尤其是結尾，對我的沖擊太大了。”他回憶道，那種將身邊熟悉的生活、土地與人情轉化為深刻影像的力量，讓他第一次模糊地意識到“我是不是應該去拍電影？”。這種從觀看身邊現實開始的創作沖動，深刻塑造了他的電影觀。但他也意識到，不同代際創作者觀察世界方式的變化。創作上的一個明顯變化：“是從‘宏大背景下的個體命運’，轉向‘個體情感中的時代印記’。”在《年年歲歲》中，時代的印記不再作為前景，而是深深內化于父子間沉默的互動與家庭私密的記憶里。

讓個人體驗通過共情接口與他人連接

電影《年年歲歲》的誕生之路充滿波折。劇本2018年完成，原定2019年拍攝，卻因特殊原因被迫擱置，直至2020年底才艱難開機。李璞坦言，作為新導演，最大困難永遠是“資金極其有限”。“如何用極其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價值來保證完成度，是最大的挑戰。”片場于他而言，常是“不斷解決問題”的戰場，許多構思不得不向現實妥協。他深刻體會到，第一部作品的完成，本質是理想與現實的反復談判，“拼的就是完成度”。

《年年歲歲》入圍第七屆平遙國際電影展“藏龍”單元，并獲得“費穆榮譽·特別表揚”，這份認可格外厚重。對非科班出身的李璞來說，這首先是珍貴的信心補給。“早期的外界認可特別重要。”更重要的是，它讓這部小成本文藝片被更多人看見。“它意味著‘更多人會看到它’。小成本文藝片拍完容易石沉大海，電影節展的認可讓更多觀眾和院線看到了它的可能性。”

這份經歷也讓他深入思考文藝片的生存之道。他認為創作需在“堅持自我表達”與“尋找大眾共鳴”間找到平衡——這不是迎合，而是讓個人體驗通過普世情感接口與他人連接。傳播上，文藝片更依賴扎實口碑與情感共鳴。“比如很多觀眾看完說‘給爸爸打了個電話’。這種‘情感共鳴式’傳播比硬廣更有效。”但根本仍在于創作者自身：“最重要的，還是自己要‘沉下心’，拍有溫度、有力量的作品。”他堅信，只要作品足夠真誠，就一定能找到共鳴的觀眾，“哪怕觀眾群體不大，也是文藝片存在的價值。”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肖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