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陽：美“叢林法則”沖擊國際秩序，中國可借APEC凝聚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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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財經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鄭青亭、實習生曹藝 北京報道

從美國悍然對主權國家委內瑞拉發動軍事襲擊，到宣布退出66個被其認定“不再服務美國利益”的國際組織，再到揚言“美國絕對需要格陵蘭島”，以及宣稱對歐洲8國加征關稅……2026年伊始，美國政府一系列眼花繚亂的操作震驚國際社會，給動蕩不安的世界秩序以沉重一擊。

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李向陽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表示，美國當前政策顯露出“叢林法則”傾向，正對戰后安全、經濟領域的多邊體系構成結構性沖擊。

針對美國一系列單邊行動，李向陽認為，這反映了其認為“多邊主義讓美國得不償失”的認知轉變。這種單邊主義理念和行為，會迫使中小國家在安全上尋求“最終安全保障”，在經濟上尋求“最終消費市場”，從而沖擊現有全球安全與發展模式。對于美國意圖以“和平委員會”替代聯合國的動向，他強調，問題的核心在于該機制建立在“以實力求和平”與單邊主義基礎之上，其理念與治理結構存在嚴重缺陷。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李向陽解讀了中國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議。他指出，這些倡議旨在應對當前全球治理中的多重赤字，并將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長遠理念轉化為可感知、可推進的具體實踐，是中國對全球問題的系統性回應。他指出，中國在全球治理中正在逐步從“參與者”轉向“建設者”、“引領者”，為完善現行全球治理體系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今年是“APEC中國年”。李向陽認為，APEC在經濟全球化受阻背景下具有獨特價值，其自愿、非約束性的靈活特征，正成為凝聚區域共識的重要平臺。隨著中國將于2026年主辦APEC會議，這一機制在促進區域貿易自由化、維護供應鏈穩定及深化數字合作方面的作用有望進一步凸顯，中國亦將發揮關鍵建設性作用。

1月24日，由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的“全球治理論壇（2026年）”在北京舉行。會上發布了全球首部系統闡釋全球治理倡議的學術著作《全球治理倡議：攜手邁向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立“全球治理倡議國際研究聯盟”。李向陽在會上表示，在當前全球治理碎片化及美國收縮區域合作的背景下，APEC憑借自愿性與包容性的獨特機制，成為匯聚亞太大國、維系貿易投資自由化的關鍵平臺。

針對未來合作方向，李向陽提出三點主張：一是深化亞太共同體建設，借助中國擔任東道主的契機，通過APEC這一特殊平臺對沖“反全球化”風險；二是堅定維護多邊主義，面對美國挑戰聯合國體系及國際合作中的“集體行動難題”，應持續凝聚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共識；三是踐行開放的區域主義，主張“積小勝為大勝”，將“一帶一路”倡議等開放性區域合作作為通向全球多邊主義的“墊腳石”，將政治共識轉化為務實的跨區域合作行動。

特朗普正試圖讓世界重回叢林法則

《21世紀》：新年伊始，國際局勢風云變幻。從委內瑞拉事件到格陵蘭島爭端，怎么看美國單邊主義、強權政治對以聯合國為核心的戰后國際秩序所造成的結構性破壞？世界是否會回到叢林法則？

李向陽：我個人認同特朗普政府正在將世界帶回“叢林法則”的判斷。無論從其言行還是政策導向都可以確認這一點：特朗普在處理事務與國與國關系時，常把“手中有什么牌”掛在嘴邊；去年底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突出強調“以實力求和平”；而在達沃斯論壇上，他雖講話冗長，核心卻只傳達兩點——一是美國如何憑借實力，例如通過關稅戰實現了經濟增長；二是美國將憑借實力謀取格陵蘭島的主權。

這種“叢林法則”導向可能從兩個層面產生影響。在安全層面，它將沖擊戰后形成的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在經濟層面，由于美國放棄自由貿易政策，轉而追求貿易平衡目標，致使中小國家尋求“最終消費市場”。過去幾十年，東亞地區憑借出口導向實現了高速增長，而如今發展中國家復制“東亞四小龍”模式將愈加困難。可以預見，無論是安全還是經濟領域，合作機制的碎片化與集團化將是未來的一個發展趨勢。

《21世紀》：本月，特朗普還宣布退出66個國際組織，并自己建了個新群：“和平委員會”，他甚至說“可能會”取代聯合國。這一做法反映了美國對多邊機制怎樣的認知轉變？對全球治理體系可能造成怎樣的影響？

李向陽：從理念上看，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存在一種根深蒂固的認知：過去80年中，美國作為多邊主義的倡導者“得不償失”，多邊主義損害了美國利益，卻讓其他國家受益。當然，聯合國本身并非沒有問題，但美國試圖以“和平委員會”取而代之，其根本問題不在于是否替代，而在于該機制建立在“實力原則”與“帝國思維”之上——該委員會最終決定權掌握在特朗普個人手中。由一個國家的總統決定全球事務，這顯然是不合理的。

如果是為了克服聯合國存在的現有弊端，建立一個能與聯合國形成良性競爭的新機制，本是好事。但“和平委員會”以美國主導甚至由特朗普個人主導，并摻雜商業利益邏輯（如繳納10億美元可成為永久會員），其理念與治理結構都存在嚴重問題。因此，關鍵不在于它是否取代聯合國，而在于其背后的理念與治理方式是否公正。在當前情況下，該委員會建立在荒謬的理念基礎之上，難以推動全球治理向更合理方向發展。

中國正從“參與者”轉向“建設者”“引領者”

《21世紀》：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方近年來提出了四大全球倡議。這一組合體現了中國對全球問題怎樣的整體判斷和系統回應？

李向陽：首先，四大全球倡議是針對當前全球治理體系存在的弊端提出的。中方曾指出現行全球治理體系存在“四大赤字”，四大倡議正是基于對這些赤字的判斷而系統推出的，二者在總體框架上相互對應。

其次，四大倡議也是服務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落實。外界有時認為該理念較為遙遠，而四大倡議正是推動其落地的重要一步，讓國際社會能更具體感知到其意義。未來中國還會推出更多配套措施，從而將長遠愿景與當前推動全球治理改革、指導中國外交實踐有機結合，形成從理念到行動的統一體系。

《21世紀》：當前全球經濟格局和政治版圖加速演變，如何客觀評價中國在其中的實際影響力與制度性話語權？中國在全球治理中是否正在從“參與者”向“建設者”“引領者”轉變？

李向陽：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與全球治理體系的關系經歷了幾個階段：改革開放前，我們是國際規則的旁觀者；改革開放后，成為國際規則的遵守者和全球秩序的參與者。隨著自身發展，中國既要提升軟實力，國際社會也期待中國提供更多公共產品，包括理念性與制度性公共產品，因而中國將成為國際規則的制定者和引領者（之一）。

黨的二十大提出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其中制度型開放是關鍵內容。這意味著中國將更多深入參與國際規則與制度的構建。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參與國際規則與制度的構建并非要推翻現行的全球治理體系，更不是另起爐灶，而是在現有基礎上推動其改革與完善。因此，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轉變本質上仍是對多邊主義核心理念的維護與促進。

《21世紀》：今年是APEC中國年。作為非約束性、開放性的區域合作機制，APEC在當前全球貿易碎片化背景下有哪些獨特價值？中國可以在推進區域貿易自由化、供應鏈穩定和數字經濟合作方面發揮哪些關鍵作用？

李向陽：APEC在當前全球治理體系中具有特殊性。它并非聯合國或WTO那樣的全球多邊機制，而是僅有21個成員的區域性組織，且其協議具有自愿、非約束性特點，不具備國際法意義上的強制力。然而，在全球化受阻的背景下，這一看似“劣勢”的特征反而成為其優勢：它能夠為區域內所有成員提供一個靈活、開放的交流平臺。

例如，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參加為數不多的多邊場合之一就是在韓國舉行的APEC會議。這反映出APEC是少數能匯聚區域內各經濟體共商合作的平臺。在全球化遭遇逆風的今天，APEC的包容性與軟性協調功能更具現實意義。2026年中國將在深圳舉辦APEC會議，這有望進一步凸顯APEC在促進區域對話、穩定供應鏈、推動數字合作等方面的獨特作用，中國也可借此平臺發揮關鍵的建設性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