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象牙筷到金唾壺：古代權貴的奢侈消費有多瘋狂？

1799年，嘉慶皇帝看著從和珅府邸抄沒的清單，手指在一行字上停留良久：“翡翠白菜一株，估價白銀三百萬兩”。這個數字意味著什么？當時一畝良田售價不過二十兩，這把“白菜”能換十五萬畝良田，足夠十萬平民一年口糧。

和珅的奢侈遠不止于此。清單上還記載著“金唾壺四百個”、“銀唾壺六百個”、“玉馬高一尺二寸”……這些數字勾勒出一幅古代奢侈品消費的瘋狂圖景。

和珅（影視劇劇照）

從商紂王的象牙筷子到石崇王愷的斗富大賽，從唐代的金銀器到明代的螺鈿漆器，古代中國奢侈品消費從未停止。

自周代起，中國便建立了嚴格的“禮制”系統，規定不同等級可使用何種材質、紋樣和數量的物品。《周禮·考工記》明確記載：“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這種制度將奢侈品消費合法化、等級化。

唐代金銀器成為權力象征。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窖藏中，一件“鎏金舞馬銜杯紋銀壺”工藝精湛，壺身舞馬栩栩如生。這類器物僅供皇室和極少數高官使用，是地位的直接體現。

宋代瓷器同樣承載身份信息。官窯瓷器僅供皇室使用，次品都要當場砸碎，防止流入民間。汝窯瓷器因專供宮廷，存世不足百件，至今拍賣價以億元計。宋徽宗甚至親自設計瓷器樣式，將個人審美與皇權結合。

到了明清時期，這種身份標識更加細化。明代規定，只有一品官員才能使用玉帶；清代則通過頂戴花翎、朝珠材質區分官員等級。乾隆皇帝的一件緙絲龍袍，需數名工匠連續工作三年才能完成，成本高達數萬兩白銀。

這種將奢侈品與身份綁定的制度，創造了一種剛性需求：要證明自己的地位，就必須消費相應等級的奢侈品。否則，不僅會失去社會認同，甚至可能因“僭越”而獲罪。

古代奢侈品的價格之所以驚人，與其稀缺性和極致工藝密不可分。

最極端的例子是乾隆時期的“轉心瓶”，瓶身可旋轉，內外圖案相互映襯，融合瓷器、繪畫、機械三種技藝。這類器物已超越實用，成為技術與藝術的結晶，價格自然不菲。

古代皇帝將奢侈品賞賜給功臣、外藩或寵臣，既是獎勵，也是政治籠絡。唐代節度使常獲賜金銀器，宋代官員獲賜官窯瓷器，明代將領獲賜寶劍名馬。通過賞賜，奢侈品從宮廷流向精英階層。

抄家是另一種流動方式。和珅被抄家后，大量奢侈品進入內務府，部分重新賞賜給其他官員，部分變賣充公。這種強制性的財富再分配，使奢侈品在不同權貴間流轉。

然后就是海外流動。中國奢侈品通過絲綢之路和海上貿易流向世界，同時外國奢侈品也流入中國。明代宮廷使用的“祖母綠”多來自波斯，清代皇室鐘愛的“鐘表”則來自歐洲。這種跨國流動，使奢侈品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載體。

從古至今，人類對奢侈品的追逐從未停止。

參考資料： 1. 劉翠溶.《中國歷史上的奢侈品消費》.《經濟論文叢刊》 2. 袁仄.《中國服裝史》.中國紡織出版社 3.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科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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