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A居然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要推翻？

繼污名女留學生之后，牢A再出新的爭議言論：借批駁羅翔老師反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理和實踐。我很不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現(xiàn)代社會已經被普遍接受和廣泛實踐，居然因為牢A的情緒化表達而引發(fā)撕裂，我擔心的是，如果越來越多人受到這種蠱惑，相信自己的道德判斷而推崇私刑，才真正可怕。

這個爭論的緣起，是牢A在直播時批駁羅翔對“武松殺嫂”的現(xiàn)代法理解讀。羅翔曾表示，武松殺嫂的案例放在當代來看涉嫌防衛(wèi)過當甚至故意殺人，這種私刑違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應當通過程序正義來審判定罪。牢A則主張，奸惡之人生命價值低于良善者，懲惡殺惡天經地義，法律該尊重“俠義”的文化根脈，武松殺嫂是懲惡揚善，不應定犯罪。他堅持認為法律理應向好人傾斜，惡人不配享平等權利，法理護惡人是脫離社會現(xiàn)實的冰冷邏輯。

以上是比較學理的說法，實際上牢A的原話，充滿了情緒和邏輯漏洞。我大致看過一些他的直播原話，“忠臣孝子能和奸夫淫婦一命抵一命嗎？兄弟們，你們告訴我，我們現(xiàn)在就不講法律，我現(xiàn)在就要講道德。你告訴我，奸夫淫婦的命和忠臣孝子的命一樣值錢嗎？我說放你屁，你少跟我說什么人人平等。”

牢A第一個問題，是混淆了“權利平等”與“價值對等”。羅翔指的平等，是每個人（包括犯罪嫌疑人）都有平等的權利，諸如舉證、申訴，也包括在定罪前的基本權利得到保護，諸如不被刑訊逼供，還包括定罪量刑上的平等，不因身份而有差異，等等。這個“平等”的概念包含多重含義，唯獨沒有所謂牢A口中的價值比較。

武松殺嫂涉嫌防衛(wèi)過當，屬于私權復仇。羅翔的觀點并沒有將忠臣孝子和奸夫淫婦放在同一個天平上，而是在強調他們通奸與謀殺的罪名需要通過審訊，建立完整的證據(jù)鏈，并且經由法律裁決，才真正彰顯正義。

《水滸傳》原文中，武松獲取的證據(jù)有兩個渠道，一個是仵作何九留下的骨殖和銀子，何九并不能確認通奸，只能初步確認武大是被毒殺。第二個渠道是賣梨的鄆哥，鄆哥曾和武大去捉奸，看到武大被踢。我們讀小說時有作者開的上帝視角，當然知道來龍去脈。可試想現(xiàn)在武松的角度，此前一無所知，如果要確認武大是被西門慶、潘金蓮和王婆合力所害，仍然需要進一步補充證據(jù)，還需要通過合法的方式來審判和定罪。

武松去找了縣令，書上說縣令得了西門慶的好處而推三阻四，武松不得已才選擇私刑復仇。武松第一時間去找縣令申冤，證明武松是想通過程序正義來解決的，只不過縣令瀆職。那我就想請問牢A，這不正說明即使在傳統(tǒng)社會，俠義如武松，也在尋求程序正義嗎？武松申冤所遭遇的不公，恰恰是傳統(tǒng)的人治社會的弊端，當所謂父母官的“青天”被遮蔽，當事人訴求無門，只能選擇私權復仇的下策。

回到當代中國，人們遭遇不公的時候，更應該尋求法律程序，而不是道德判斷。法律程序有共識有標準，而道德可能隨時間和空間發(fā)生變化，因此道德律令適用于自我約束而非強制要求。舉個例子，在武松殺嫂的年代，女性獨自出門都算悖德；男人納妾生子甚至還有道德褒獎，因為可以傳宗接代，這些道德準則放在今天就顯得荒誕。另外，違背道德所遭受的懲戒，既沒有明確條款，也缺乏統(tǒng)一尺度。因而，唯一可以作為審判和量刑依據(jù)的，只有法律。

而且，現(xiàn)代法治與樸素道德并不相悖。西門慶、潘金蓮和王婆，顯然屬于謀殺，再加上偽證罪、行賄罪等等，在法律的懲戒措施里也要償命。這與“殺人償命”的樸素道德也不沖突。

羅翔所強調的平等，恰恰指的是權利平等。給嫌疑人平等的辯駁、舉證機會，才能避免冤假錯案。在司法實踐中，無論武松還是法官，都不是施耐庵或者觀眾，沒有人開上帝視角，只能通過程序正義來盡量避免有人被冤枉，這恰恰是道德義憤的短板。

熱愛道德審判的人，請您冷靜下來想想：現(xiàn)實社會不是小說。人類的認知能力有限，何況我們審判的依據(jù)往往是道聽途說，如果沒有嚴格的程序，我們沒法保證自己得出的結論更接近真相。也許您有圣人一樣的全知和智慧，但我沒有，而且我堅信，任何聲稱自己有圣人一樣的全知和智慧的人，大多都是騙子。

牢A的第二個問題，是將法律和道德、東方與西方對立起來。他說：“這套西方國際價值觀在我眼里簡直就是狗屁！就是有人總講法律，我告訴你，最講法律的人一定是畜生。”

法律是人類的共同守則，不殺生不盜竊這類的行為，無論在法律和道德層面都被譴責和懲罰。而在現(xiàn)代法律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更不專屬于某種文化，而是一切現(xiàn)代法治的基本精神。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guī)定的權利，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guī)定的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四條：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四條：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六條：對于一切公民，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許有任何特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八條：民事訴訟當事人有平等的訴訟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條：當事人在行政訴訟中的法律地位平等。

我想請問牢A，我們從根本大法，到刑法、民法各類法典中都一再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難道錯了？這些法條一再強調平等，本身就包含三個內涵：1、無論種族、性別、職業(yè)、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在法律適用性上一律平等，都禁止有特權和歧視；2、公民平等享有權利，也必須平等履行義務；3、司法機關對所有公民一視同仁，定罪、量刑、行刑、裁判標準統(tǒng)一。根據(jù)以上三點，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面對同樣的違法犯罪行為，不能因為道德水平上的差異，在量刑上有所區(qū)別，那是歧視。

這種歧視，不僅違背法律精神，也違背基本道德。

而牢A在直播中一直在強調所謂西方價值觀，殊不知羅翔老師講的，都能從當代中國的法典中找到依據(jù)。牢A當然有討厭羅翔的權利，但如果因為討厭一個人而攻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牢A的矛頭到底是羅翔，還是中國的法典呢？他口口聲聲說傳統(tǒng)道德，這種行為又恰恰是傳統(tǒng)道德中所不齒的“因人廢言”。

當代中國的法治精神，本來就是綜合了人類共同體的基本準則，也考慮到樸素道德的呈現(xiàn)。對惡設施懲戒，保護每個人的合法權益。法律在這個意義上，是樸素道德的完善和延伸，因為個體往往弱小，缺乏足夠的資源和能力去尋找真相和公義。就像“武松殺嫂”的案例，倘若在當代中國，西門慶、潘金蓮、王婆都會以故意殺人罪而被懲罰，而且這種罪行還會通過嚴格的審訊，有完整的證據(jù)鏈，最終通過死刑執(zhí)行來提供教育和警示。而在傳統(tǒng)社會中，武松一個都頭都沒有尋求真相的能力，只能通過私刑。試想，如果沒有武松的武力值，又不強調程序正義而鼓勵所謂俠義，那多少人具備武松的俠義精神和能力呢，又多少人能保證在案件中何九和鄆哥說的是真話呢。如果是普通人，何九會畏懼武松而留下證據(jù)嗎？如果是普通人，武松能用5兩銀子撬開鄆哥的嘴嗎，我們羨慕武松的快意恩仇，卻忘了自己根本不是武松。而法律與程序正義，恰恰是幫助普通人實現(xiàn)樸素道德正義的最優(yōu)解，讓有權有勢的人不再居于上位，弱小者不會求告無門。

牢A這種生硬的劃分，是對我們現(xiàn)行的法治社會不信任，還是認為整個法理的基石都有問題？我打住這些誅心之論，但他對法律的無知，以及對輿論的錯誤導向，的確給我們現(xiàn)代法治帶來不良影響：倘若越來越多人執(zhí)著于道德審判，跟著自媒體的情緒走，絕非幸事。

老話說“少不看水滸”，而牢A居然拿著水滸里武松殺嫂的橋段來標榜道德，不知道他有沒有讀過水滸原文。武松殺嫂時，將鄰里聚在一處，武松說，“若有一位先走的，武松翻過臉來休怪，教他先吃我五七刀了去！武二便償他命也不妨。”原文里寫鄰居們的表現(xiàn)是“俱目瞪口呆，再不敢動。”殺嫂的過程寫得生動，但實在驚悚，“兩只腳踏住他兩只胳膊，扯開胸脯衣裳。說時遲，那時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里銜著刀，雙手去挖開胸脯，摳出心肝五臟，供養(yǎng)在靈前，蒙查一刀，便割下那婦人頭來，血流滿地。”然后殺西門慶的時候，還不讓鄰居們走，“四家鄰舍，都面面相看，不敢不依他，只得都上樓去坐了。”潘金蓮是否值得被當眾凌虐慘死，即便您認為值得，那左鄰右舍為何要受到脅迫和驚嚇。武松的虐殺，恐怕甚至超越了同態(tài)復仇，恐怕不能說，這種行為跟傳統(tǒng)的樸素道德相符。

牢A的第三個問題，是給好人與壞人下粗暴定義。他的核心觀點可以解讀為，法律應向好人傾斜，惡人因惡行喪失平等資格。問題是：誰來定義什么是好壞，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好人有沒有可能做壞事，壞人有沒有可能做好事……善與惡，往往并非黑白分明，只有學前兒童的童話里，才會區(qū)分小紅帽和大灰狼。施耐庵的小說之所以精彩，就是既展現(xiàn)出西門慶、潘金蓮等人的惡，也展現(xiàn)出武松的兇。在《金瓶梅》里，潘金蓮等女性的無奈與悲哀得到更充分的描摹。即便在《水滸傳》里，劫法場時掄起板斧殺人的李逵，被稱為“及時雨”的宋江一心想著被招安、拿著一眾兄弟的性命換一身官服，這些人物都是復雜的，又如何給他們定義好人壞人。

這恰恰是樸素道德的不足之處。人不是符號，腦門上沒貼著好人壞人，好人有好報，壞人殺了就不可惜。看客們也有沒有讀者的上帝之眼，辨不清是非，這才需要現(xiàn)代法治與程序正義來保障樸素道德不被利用和曲解。

牢A說，只談法律，不談道德，只論程序，不論對錯，社會只會陷入冰冷的虛無。這恰恰體現(xiàn)出對法律和道德關系的無知。現(xiàn)代法律，守護并引導道德；程序正義，是辨別是非的必要保障。他借用據(jù)說是羅翔老師的話（抱歉我沒查到羅翔說過這句話，也不知道具體語境）暗諷羅翔，“如果一個人特別了解法，特別懂法，他又不是律師，那么你離這個人遠點，他大概率是個人渣。”這種對人格的攻擊顯得很沒格調，我也沒格調一回，送回他一句話：如果一個人特別愛談道德，對善惡好壞言之鑿鑿，尤其愛跟公眾談道德而鄙視程序，他又不是道學家，那么你離這個人遠一點，他大概率是個大忽悠。

最后再寫一點余論吧。關于法律與道德，法律其實并非沒有俠義和道德，各國的法律都有“特赦”的條款，就是在一些法律尚未發(fā)展完善的領域，考慮到道德與公序良俗。施劍翹為父報仇之后，當局就先逮捕、再特赦。既保證法律的嚴肅性和程序正義，也會通過程序來實現(xiàn)道德上的理解和寬容。

之所以一再強調法律而非道德，恰恰是因為法律有更大的“社會道德效益”。還是回到武松殺嫂的兩種解決方案，一種是武松虐殺潘金蓮，鄰居們嚇得戰(zhàn)戰(zhàn)兢兢，自己還被流放；另一種是經過程序正義（遺憾的是傳統(tǒng)人治社會里很容易失去程序正義），讓西門慶、潘金蓮、王婆明正典刑。

前者恐怕人人會感嘆縣令不公、也會擔憂自己沒有武松的能力，奸夫淫婦的死，不過是茶余飯后的談資；后者才能真正讓人知道有法可依，無論西門慶有多大勢力，只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能讓正義借由程序，保障每個人的合法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