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淵之盟到底算不算喪權辱國？

若放在古代“喪權辱國”的范疇里，它其實真的不值一提。

1005年正月，在經過二十五年戰爭狀態以后，宋遼之間的談判終于落下帷幕：

北宋每年給遼國30萬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

雙方結為兄弟之國，遼圣宗耶律隆緒為弟，宋真宗為兄，雙方互不侵犯。

有一說一，這一點至少對雙方都是平等的，比及百余年以后的宋金《紹興和議》，南宋皇帝不僅要向金國稱臣，還要接受金國的冊封才能確認，好比五代時期的割據勢力，沒有經過中原王朝的確認，只能稱留后，經過冊封以后才能轉正。

理論上來說等于是把自己的法統交給了對方來確認。

從經濟角度來看，宋真宗后期的國庫收入，大約在3000萬貫到4500萬貫左右，到仁宗時期更是達到6000萬貫，30萬歲幣相較于宋朝國庫收入，可以說毫無壓力。

這話說出來肯定是會被人罵的，一兩白銀也是錢，憑啥要給呢？給了就是慫，就是喪權辱國。

這……該怎么說呢，二十年前男孩擱置爭議，天天被人罵膝蓋軟，現在不也是攻守之勢異也了么？

追求絕對的平等，本身就違背了談判的本質，談判的本質是博弈和權衡。

話說回來，遼之所以能接受這個數字，是因為它清楚，自己拼了老命南下打到澶淵，也就值這個數字。

根據《續資治通鑒長編》的記載，當時一名禁軍每年的軍費（包括俸祿、糧草、武器裝備）大概要五十貫，真宗時期，宋朝在河北、山西一帶常年駐扎著二十多萬禁軍，二十萬禁軍一年就是一千萬貫。

要知道，這只是和平時期的駐軍費用，如果是戰事，則要包括糧草運輸，傷亡撫恤，民力損失等等。

澶淵之盟簽訂后，河北的駐軍，被裁撤了個七七八八，光這一項每年就省了五百萬貫軍費。再加上戰爭省下的雜項開支，具體數字不詳，但理解下來應該不難。

所以說，《澶淵之盟》的三十萬歲幣，和清末動輒數千萬、上億兩白銀的賠款完全不在一個量級。

更重要的是，在盟約簽訂后，宋遼開放互市，大宋憑借發達的手工業和農業，很快就通過邊境貿易，從物資匱乏的契丹人手中，把這30萬歲幣掙回來，甚至能賺得更多。

要說喪權，大宋其實并未喪失一絲主權。

燕云十六州是當年石敬瑭為求自保賣給契丹的，這筆舊賬，本就與趙氏宋朝無關。至于辱國，更是無從談起——畢竟，遼帝耶律隆緒還得尊稱北宋皇帝一聲“哥哥”，國格上并未吃虧。

所以在當時的輿論環境里，即便是主戰派的寇準，也對這份盟約相當滿意，史載“寇準頗矜其功”，認為這份盟約保住了大宋的安寧。而宋真宗更是滿心歡喜，特意前往泰山封禪，以此告慰天地，彰顯自己的治世功績。

這份表面上國格不吃虧、經濟上有盈余，還為宋遼帶來百年和平的澶淵之盟，為何會成為后世人口中不平等條約的典范？

核心原因，就在于這份盟約簽訂后，大宋徹底沒了下文。

畢竟，歷史上像類似于北宋《澶淵之盟》一樣的關系多了去了，不少帝王都有過類似的“黑歷史”，但很少有人宋真宗這樣被人嫌棄。

劉邦，白登之圍靠賄賂解圍，事后還每年以和親維持漢匈關系，就這還要時不時挨一次匈奴的邊境打秋風。

而且這種關系一直持續到漢惠帝、漢文帝、漢景帝；

隋文帝楊堅，碰到東突厥南下，只能以宗室女嫁突厥可汗（和親），同時贈送大量錦緞、糧食；

李世民，渭水之盟，按說雙方都沒動手也沒和親什么的，但讓人拿槍指著腦門，還得好言好語跟對方說話，對帝王級別的人來說終歸是不美氣。

包括那個嘗對方排泄物的越王勾踐。

但大家仔細品品，為何這些人的風評都不算差，甚至都算不上黑料？

只是因為，后來他們都把場子找了回來。

劉邦，是漢武帝爭氣，幫他洗刷了當年的恥辱；

隋文帝，后來用離間術，瓦解了突厥；

李世民就更不用說了，后來成了天可汗；

勾踐則是滅掉了吳國，將那個人送上了“斷頭臺”，之前的種種屈辱，不僅被一筆勾銷，還被后人盛贊為“忍辱負重、大丈夫當如是”，成為千古傳頌的英雄。

可見，中國古代的傳統觀念里，從來不是不能“慫”，而是不能一直“慫”。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但絕不能百年不動。

澶淵之盟最被人詬病的地方，從來不是盟約本身，而是它徹底磨滅了大宋的進取心和心氣，讓奪回燕云十六州的念想，徹底煙消云散。

其實，自燕云十六州被石敬瑭送給契丹后，后續幾任帝王都未曾放棄奪回它的努力：

即便是后晉繼任者石重貴，也曾北伐契丹；

后周世宗柴榮也曾親征北伐，一度差點收復；

宋太祖趙匡胤雖未能等到北伐之日，卻特意設立封樁庫，囤積錢財、整軍備戰，為奪回燕云做準備；

他的弟弟趙光義，也先后兩次發動針對燕云的軍事行動（能力是另一回事，至少有這個念想）。

這些北伐結果都已失敗告終，石重貴北伐以杜重威的叛變而失敗，柴榮北伐以病逝落幕，趙光義北伐，甚至被人調侃成“驢車戰神”，但是，你會嘲笑他收復故土的初心嗎？

不管咋說，在宋真宗之前的幾十年里，無論中原王朝由誰掌舵，都始終懷揣著奪回燕云十六州的初心。

而這一切，都在澶淵之盟簽訂后，徹底畫上了句號。

一紙兄弟盟約，約定互不侵犯，大宋也徹底放棄了奪回燕云的努力。

更可怕的是，這份盟約讓大宋上下產生了嚴重的路徑依賴——覺得用錢就能買和平，既省心又劃算。

后世不少文人，都盛贊大宋用錢買了90年太平的做法“高明之極、善莫大焉”；

就連當時的王安石，也將澶淵之盟稱為“歡盟”；蘇哲更是盛贊其“稍以金帛啖之，修鄰國之好，漢唐之盛所未有也”；歐陽修也曾感慨“自從澶淵后，南北皆歡愉”。

皆大歡喜的結果，就是導致了宋遼雙方的武備廢弛，就連王安石也不得不承認，真宗、仁宗、英宗三朝“忘戰去兵”，禁軍河北軍和京師軍“武備皆廢”，只剩下陜西軍可用。

注意，這種影響，對于宋遼雙方都是一樣的，大家都在歌舞升平中忘記了戰爭。

這種心態的蔓延，最終釀成了后來的悲劇：

先是遼國被女真閃擊亡國；

然后是女真人南下，靖康之變爆發。

滑稽的是，宋徽宗、宋欽宗在汴梁尚未被完全攻破之際，仍天真地想效仿先祖，用錢化解危機。

可女真人與契丹人截然不同，他們更加狠辣貪婪，不吃“花錢買和平”這一套——最終天子被擄、北狩塞外，半壁江山淪入金人之手，華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

所以說，澶淵之盟的問題，從來不在條約本身，而在于它給大宋未來帶來的致命負面影響——磨滅了進取心，喪失了抗爭的底氣，最終在安逸中逐漸衰敗，迎來了更大的災難。

話說回來，漢武帝窮兵黷武，卻為大漢打出了龐大疆域、奠定了主體民族的根基；而大宋用少量歲幣換來了百年和平，卻在安逸中逐漸沉淪，最終走向覆滅。

到底誰對誰錯、孰優孰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