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淞滬抗戰后八一三抗戰，他兩度為國創辦傷兵醫院，救治數千傷兵

竺梅先，字佑庭，學名熾潮，號梅軒。1889年出生，浙江寧波奉化長壽鄉后竺村（蕭王廟街道）人。

竺梅先早年加入同盟會，參加上海光復起義，后秉承“實業救國”的理念，棄政從商，先后創立或參與創立大來銀行、嘉興民豐造紙廠、杭州華豐造紙廠、寧紹輪船公司等企業。

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戰爆發后，竺梅先積極募設傷兵醫院，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后在寧波奉化泰清寺創辦“國際災童教養院”，并為此傾其所有。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為進一步擴大侵華戰爭，把矛頭指向上海，處心積慮制造事端，點燃戰火。日軍以保護閘北日僑為名，意在占領上海，于1932年1月28日晚兵分三路，向中國軍隊發起進攻，一二八上海抗戰爆發。面對侵略者的炮火，竺梅先義憤填膺，積極投入到上海各界自愿發起的傷員救援行動之中。

起初，寧波旅滬同鄉會每日租用數輛卡車前往戰區救下傷兵和難民，送至傷兵轉運總站，由總站根據傷員受傷狀況分送至各醫院。隨著戰火不斷蔓延，受傷軍民日見增多，身為寧波同鄉會委員的竺梅先隨卡車赴閘北江灣吳淞一帶慰問，目睹傷兵缺醫少藥急待救治的狀況而焦慮萬分，他立即奔走聯系同鄉會友，商討進一步救援方案。

在寧波同鄉會特務委員會上，竺梅先、張繼光、孫梅堂、俞國珍4人提出應即組設傷兵醫院的建議，獲當場通過。孫梅堂騰出了自己位于上海康腦脫路（康定路）55號的一所洋房借作院址。

經向紅十字會接洽，醫院編列為第34傷兵醫院。張繼光任院長，竺梅先任主持院務的副院長，鄭筱舟任總務主任，陳冠嶂為醫務長，竺梅先摯友虞心炎任外科主任，竺梅先夫人徐錦華承擔了全院管理及應付職責。

急就章的臨時醫院，千頭萬緒，有很多事情要處理。竺梅先暫時放下了實業的打理，精力重新用于醫院的籌建和管理。

據《寧波旅滬同鄉會月刊》1932年記載，傷兵醫院設置大小病房18間，手術室2間，還有配藥間、X光室、儲藏室、辦公處、醫護休息室、廚房、食堂、洗浴室等。聘請醫師23名，青年會和紅十字會先后派來護士60余名。

在購置設施設備的同時，同鄉人士紛紛提供物資支援，借出和捐助的器具有：毛和源的廚房器皿，鄔志豪的棉被，榮宗敬的紅氈，謝其綱醫師的手術用具，劉漁門的辦公臺，三友實業社和紅十字總會的被單，四明公所的桌椅和鍋碗，公平鐵廠的盥洗架，美華利的時鐘等等。

2月23日，醫院開張當天，竺梅先即派出專車從前線接回了傷員50多人，以后每天由專車從前線接回或由傷兵轉運總站送入傷員。傷兵最小只有15歲，最大的43歲，大部分是20至30歲的青壯年，籍貫以粵為多，湘贛魯次之。為護理溝通著想，竺梅先特意聘請了能聽說廣東話的護士。

至4月22日結束，共救治傷員200余人，但連副孟繁琦、排長韋蘭香二人因傷重搶救不及犧牲。還剩7名重傷員。竺梅先和虞心炎師商量決策，經聯系轉到市地方維持會第6傷兵醫院，所有食宿費用仍由第34醫院負擔，仍由虞心炎醫師帶1名護士負責醫治。

1937年，日本侵略者發動七七事變，緊接著，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上海這座中國最大的都會，很快被硝煙炮火所籠罩，上海市民深切感受到了空前的民族災難。一連數天，竺梅先深夜登上自家屋頂，眺望北面的一片火海，心情沉重。

這時日軍的炮火轟炸了閘北虹口一帶，很多民宅商戶毀于一旦，平民葬身其中，而中國軍隊將士們正在與日軍殊死血戰。

竺梅先回想起早年在東北從事革命地下工作時，日軍對我國資源肆無忌憚地掠奪和殖民侵略的種種罪惡；回想起1928年在十六鋪碼頭接待的“濟南慘案”的北伐軍官兵對日軍的控訴；回想起日本政府為扼殺中國的民族工業而部署的經濟侵略和行動，有恃無恐地侵蝕中國紙張市場等。他滿腔憤怒，他將掌控的兩大造紙廠停產，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活動中。

隨著戰事日趨慘烈，傷亡將士日漸增多，上海各界愛國人士萬眾一心，再次伸出援手救治傷員，此時的竺梅先已是寧波旅滬同鄉會常委、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經濟委員會委員。

有了在一二八戰事中積累的創設和管理傷兵醫院的經驗，他再次籌建戰時臨時救治醫院救治傷員。竺梅先的目標是給予醫護和傷員最好的醫療條件和環境，集中一批醫術精湛的專家，組織一支高效的管理團隊，配備先進的醫療設備器械，盡最大力量救治每一位入院的負傷將士。

1937年，竺梅先租借了當時上海法租界蒲石路744號（長樂路）近古拔路（富民路）碩大的花園三層洋房為院址。醫院在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市救護委員會注冊，在24家傷兵醫院中，被編號為第17救護醫院，以寧波同鄉會名義辦理登記。院長竺梅先，副院長陳壽芝，秘書主任周曹裔，全院管理仍是竺梅先夫人徐錦華。

竺梅先再次邀請摯友虞心炎為醫務主任，聘請醫護及工作人員100多人，其中包括多名外籍專家。竺梅先借鑒了管理企業的經驗，充分滿足專業人員對環境、設備、藥品的醫療護理要求，經加緊籌備，內設大型病房5處，床位400席，配備了必要的設施和當時先進的醫療器械。

9月20日起醫院開始接收傷員，由醫院自有的救護隊去前線搶運傷員。因為該院醫療和器材的條件相對優越，紅十字會救護總隊也陸續送入重傷員。

竺梅先將管理好醫院、使醫院高效運作作為頭等大事，坐鎮指揮決策調度，醫生們幾乎夜以繼日在手術室為傷員做手術，醫護人員和后勤服務人員都廢寢忘食地開展工作。虞心炎長子虞頌庭此時正攻讀北平協和醫學院外科博士，假期也回滬成為了該院醫護人員的幫手。

戰爭激烈，戰火彌漫，400張病床很快躺滿了傷員，竺梅先緊急布置加蓋臨時病房4間，置床60張，日住院傷員達450余床。

因救治量大，急需一線護理和抬扶傷員、清潔病房、洗滌消毒、采購物資、炊事等輔助人員。竺梅先、虞心炎在滬家人傾巢出動參加志愿服務，同時也帶動了許多工商界、知識界人士的家屬也來當志愿者、義工。

竺、虞兩家參加服務的子女多為大、中學生，他們深為父母親和醫護人員的全心投入、無私奉獻所感動。當他們看到傷兵們血肉模糊的傷口時，對前線將士為了國家浴血奮戰、英勇殺敵的大無畏精神肅然起敬。他們明白，正是這些如同血肉之親的兄弟們用自己的生命竭力保護著國人的和平家園。

虞心炎醫師的女兒虞頌芬回憶：“當時我才10歲，跟著燕京大學求學回滬的三哥虞頌舜去過傷兵醫院多次，雖然我太小沒能直接參與工作，但那緊張搶救的現場，躺滿傷員的病房，忙碌的醫護和親友的身影，還有做飯洗衣的場面，至今歷歷在目。”

由于醫院規模和救治傷員數量遠遠大于一二八時期的傷兵醫院，因此，所需經費巨大。為保障醫院經費開支，維持醫院正常運作，竺梅先除主持院務外，還四處奔波募集醫藥救護經費。當時的捐款者有：張繼光、王廉葆、葉蔭三、孫梅堂、簣延芳、魏伯禎、金潤庠、鄭筱舟等寧波幫人士，而竺梅先自己承擔了約總投入的三分之一經費。

10月13日，《申報》以標題“寧紹公司捐助傷兵醫院經費”刊登報道：““寧紹公司租新北京輪行駛滬甬線，其凈盈洋13700余元，該款茲已悉數捐充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市救護委員會第17傷兵醫院經費矣。”其時，竺梅先正兼任寧紹商輪公司的總經理。

《中華醫學雜志》1937年第10期《上海各救護醫院調查表》和1938年第5期《上海市救護委員會醫務報告》記載，第17傷兵醫院先后救護前線傷員及難民約數千人，傷員住院總天數32524天，平均每日住院數241人，為上海當時規模前三、救治傷員較多、醫療設施和專業醫護人員齊全的傷兵醫院。

在竺梅先主持下，醫護人員和家屬義工們全力救助，使負傷的官兵們真切感受到國民的真情。

同年10月24日，《申報》刊載了上海第17救護醫院全體負傷住院官兵致謝函：“敬啟者，淞滬自八一三抗戰以來，迄今兩月有余。而同人等受主義之熏陶，秉各級長官命令，先后到滬參戰。凡我官兵莫不誓抱必死決心，晝伏壕內，夜則與敵作殊死戰，致使敵終未得逞。幸我愛國民眾，紛紛籌資購物相贈，或創設醫院，救護受傷官兵，足見為我民族愛國精神，共赴國難之決心。

現同人等因負傷留住上海第17救護醫院，除重傷殘廢在院待診外，其余傷勢略愈者擬遷中央統籌，分別轉入后方醫院調養。茲以瘡痕漸復，行將轉院，澈于良心，不得不藉誠忱，以酬該院院董暨熱心服務諸公士女，尤以院長竺公梅先、副院長陳公壽芝、秘書主任周君曹裔、醫務主任虞君心炎等。對于院中傷兵之病室衛生、醫藥飲食種種，雖屬倉卒設備，莫不竭盡所能，日益改善，熱忱可感。謹將受惠實情略書一二，請于披露聊表謝忱。”

11月，日軍在金山衛登陸，中國軍隊腹背受敵后撤，竺梅先通過各種渠道遣送傷愈將士及輕傷員安全去往敵后。其他傷兵醫院已次第結束，可第17醫院至年底還有100多名重傷員住院醫治，多為四肢有殘的傷兵。竺梅先與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聯系上，該會專家特別認可醫院完備的設備設施。

1938年2月，第17救護醫院改成紅十字會上海國際委員會殘廢傷兵醫院，虞心炎任副院長，留守少量醫護人員。在原第17醫院留院傷員基礎上，從市救護委員會直接創設的第23醫院轉入斷肢傷員48名，全部延用第17醫院的設備設施器材藥品。同時從北平協和醫學院請來技師2名，為傷員安裝假肢，加以護理和訓練。

妥善安置完所有傷員后，殘廢傷兵醫院于1938年10月底結束，蒲石路744號完成了救治抗戰傷員的歷史使命，這也是八一三淞滬抗戰紅十字會上海市救護委員會設立的24家傷兵醫院中最后關門的一家。

而竺梅先斷然拒絕了日本侵略者合作辦廠復工生產紙張的企圖，他以滿腔的愛國情懷，“傾倒不辭”的信念，隨即投入到另一件拯救我中華同胞的大事：1938年7月，他收容了流落上海街頭饑寒交迫的難童遺孤，創辦了奉化國際災童教養院，把養育六百災童，作為自己的使命。

1942年春，竺梅先拖著病體去浙江永康為教養院采辦糧食。舟車勞頓，他如風中之燭，再也抵抗不住病魔的侵襲，倒在了異鄉的土地上。5月30日，竺梅先因病逝世，年僅54歲。

當其靈柩運抵泰清寺時，沿途迎候的當地百姓和教養院師生，痛哭不已，山路上跪滿了教養院的學生，山谷中回蕩著悲慟的哭聲。

竺梅先在彌留之際，依然念念不忘全體院童，他一再叮囑夫人：“一定要把孩子們好好撫養下去，直到他們能自立為止。”為了完成先夫遺愿，竺夫人又艱難維持教養院一年多，直到最后一批災童畢業。

由于經費、糧食無繼，1943年9月23日，歷時五載的奉化國際災童教養院被迫停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