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勝秘書李必達：兩封舉報信加速了林彪的出走，退休后癡愛書法

一九六八年盛夏的一個夜晚，北京西長安街燈火寥落。總參辦公大樓的走廊里，二十八歲的李必達在昏黃燈光下攤開信紙，猶豫再三，仍寫下那封后來攪動高層風云的密信。沒人想到，這位干練的年輕秘書，竟會用筆墨在軍政漩渦里劃出一道難以磨滅的裂痕。

李必達的命運似乎從小就被握在別人的手里。二十年前，他出生在湖北孝感的一個貧農家庭，排行最小，上有八個兄姐。家里斷炊成家常便飯，父親又早逝，母親咬牙把他過繼給同縣一戶李姓富戶，想給孩子留條生路。誰知土改風暴來襲，那戶“地主”一朝被錯劃，連累小必達也嘗足了饑寒。有人說，這段灰暗歲月成了他練就堅韌性格的爐火。

饑餓沒有磨滅求知欲。課堂上，他寫得一手蝌蚪般的小字，被老師當作反面教材貼在黑板上示眾。那一刻的羞赧，讓少年暗暗發狠：字不能丟人。自此，他每日飯后蘸水臨帖，往往深夜才合眼。到五年級，粉筆字、毛筆字已成班里數一數二，高士英老師干脆把黑板報全權交給他。

一九五二年，高考錄取榜貼出，中南政法學院里出現了這個瘦高個的名字。校內圖書館常能看見他左手托書右手握筆臨碑摹帖的身影，寫累了就背誦《尚書》。同學笑他“半個古人”，他只搖頭：多學一分就多一分底氣。畢業分配時，他順利進入廣州軍區政治部，被稱“文化骨干”。

面對稠密的作訓安排，他仍抽空寫大字報。于貫文——當時的團政委—瞧出了門道，逮住機會向司令黃永勝推薦：“這小伙子能文能武，還懂詩書，首長正需要這樣的人。”黃永勝一見李必達，先端詳字帖，再聊古詩，隨即點頭帶走。二十八歲的李必達就這樣成了總參謀長的貼身秘書，風頭一時無兩。

然而北京空氣并不寧靜。楊、余、傅事件后，軍中山雨欲來，林彪、江青兩股力量暗中較勁，黃永勝被推到漩渦中央。李必達日夜隨行，目睹權力的暗流，心里升起退意：“留在這兒，遲早被裹進去。”他婉轉提出下基層，卻被勸去北京衛戍區值班。幾番推辭無果，他被直接發配到鍋爐房——煤灰與汗水掩住了曾閃亮的肩章。

就在鍋爐房里，他意外掌握到林彪身邊某些敏感動向。思前想后，他決定把情況寫成密信，準備交溫玉成司令轉呈中央。信中措辭克制，卻直指林彪謀劃。溫玉成接信時只淡淡一句：“林副主席可能誤會了我”，李必達心頭咯噔。這才意識到自己或許投錯了門。

不敢耽擱，他連夜再寫一封，托另一名可靠的首長秘書直接送往毛主席辦公室。臨封口前，他寫下“軍情緊急”四字，用紅鉛筆重重圈出。幾日后，得到回電確認信已送達，他長舒一口氣。那兩封信在高層迅速發酵，成為審視林彪集團的重要砝碼；也正是這股壓力，使得林彪更早動身籌劃出走。

風暴轉向了寫信的人。一九六九年，李必達被關進廣州軍區看守所。石灰墻、鐵欄桿、日夜審訊，再加上腎結石劇痛，幾乎把他摧垮。機緣在于，有人查到他信中關鍵情報的真實性，他才得以在一九七一年秋被釋放，調入總參軍訓部，官復原職。那一年，林彪墜機蒙古溫都爾汗。

擺脫牢獄之后，他格外珍惜軍裝。對越自衛反擊戰前線，他自請赴邊，負傷輕微，卻在行軍間隙還不忘夾著宣紙練字。戰后回京，他轉業至司法部，一路做到辦公廳副主任，再到商標局和企業注冊局，算得上重歸正軌。朋友取笑他：“你呀，從前寫字救命，如今寫字救心。”

二〇〇一年退休，李必達徹底放下公函電報。那年深秋，他在東四胡同的小院支起長桌，每日雞鳴即起，提筆寫《蘭亭序》、寫《出師表》，其間夾著自撰的七絕。鄰居常聽見他輕聲念：“筆隨心轉，墨由意行。”書卷氣混著松煙香，一墻枯藤也顯得生動。

有意思的是，他從不自稱“書法家”。朋友邀他開個人展覽，他連連擺手：“字是寫給自己看的。”直到那位文化公司總經理抬著一沓作品拜訪，說老父最愛其行草，一語打動他——字既能慰己，亦能悅人。翌年十一月，中國美術館舉辦“李必達書法展”，楷、隸、行、草、甲骨、東巴，一應俱全，觀者逾千。

他的筆墨風格，行家總結出幾條：吸收多家，落筆卻自成面目；行書最見功，筆斷意連，似水急流；主題多取勵志格言與古文警句；每展因地制宜，北京寫“家國”“職守”，回鄉則揮毫“孝悌”“耕讀”。這種“接地氣”的選材，讓許多工人、老兵在宣紙前駐足良久。

晚飯后練字是雷打不動的習慣，他常用舊報紙打底，先運筆再鋪宣紙。有人問他成功秘訣，他笑答：“別怕寫壞，寫壞當柴燒火。”這句略帶湖北口音的俏皮話，總能引來滿屋笑聲，卻道出千錘百煉的苦功。

如今的李必達，鬢發早已銀白，背脊依然挺拔。每逢書友前來切磋，他泡一壺老樅水仙，端坐案前，展開尺幅：“墨汁別省，紙別怕浪費，手要松，心要凈。”話音不高，卻透著在大風大浪中摸爬滾打后的淡定。

他不談往昔的是非，更不愿評價當年的恩怨。在他看來，那兩封信早已化作紙灰，真正陪伴他的，是一管狼毫與案上那塊舊硯。有人感慨世事難料，他擺擺手：“風雨淬骨，總要留點痕。字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