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匈奴趕走的西域流浪之師，竟建立當時世界第三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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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74年，一封來自匈奴冒頓單于的書信被送至長安漢文帝手中。

一切源于一年前漢匈邊境那場沖突。這位草原霸主在信中看似致歉，其實不乏威嚇：

“去年沖突非我本意，乃右賢王所為。作為懲罰，我派他去打月氏（yuè zhī ）。本來預料右賢王有去無回了，誰知他兵強馬壯，一舉蕩平了月氏。”

信中寥寥數行，那個聞所未聞的名字——“月氏”，就這樣隨著馬蹄烽煙，撞入了漢朝的視野。

三十六年后，未央宮中，漢武帝凝視著殿下的匈奴俘虜，這個名字再次被喚醒。俘虜戰栗著供述：月氏故國原在敦煌與祁連之間，已遭老上單于（冒頓單于之子）血洗，國王頭顱被制成酒器。殘部飲恨西逃，不知所蹤。

武帝心念一動：若能找到這支流浪的復仇之師，東西夾擊，豈非天賜破匈之機？

▲張騫出使西域的目的就是尋訪月氏。（AI制圖）

月氏，這個謎一般的民族，究竟從何而來，又去往何處？

（一）一支流亡殘部，竟躋身世界四大強國

月氏之名，本身便是一段公案。“氏”讀作“支”較為明確，而“月”是否應讀“肉”，自南宋以來便爭論不休。但是宋以前的史書中只會注音“氏”而不注音“月”，可見月的正確讀音應該是yuè。

在一些民族的語言中，“月氏”意為和田玉——月氏人曾長期壟斷玉石貿易，從兩河流域到歐洲，都能找到他們經手的和田玉飾。“月氏”之名，不知是世界以玉石來命名族群，還是用族群的名字來命名玉石。

▲漢代和田玉璧。（圖片來源：福建日報）

史載月氏部“居敦煌、祁連間”，常被理解為河西走廊，但漢代的“祁連”，其實是指今天的天山。現代考古為此提供印證：天山東麓已發現月氏夏季王庭的遺址，南麓則分布著他們的冬季營地。這片土地，曾是月氏人隨季節遷徙、牧馬放歌的家園。

在大眾印象中，月氏常以受匈奴欺凌的形象出現，但最初并非如此。《史記》記載，月氏曾一度“控弦十余萬，故強輕匈奴”，國力鼎盛，威震草原。就連匈奴頭曼單于也不得不將兒子送往月氏作為人質——此人正是后來弒父奪位、統一草原的冒頓單于。

冒頓在月氏為質時，曾歷經屈辱，最終盜馬逃歸匈奴。冒頓奪取單于之位后，便揮師西進大破月氏——這便是文章開頭，冒頓致信漢文帝的背景。

待冒頓之子老上單于繼位，匈奴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人被迫離開世代棲息的故土，踏上西遷的漫漫長路。

▲冒頓單于。（AI制圖）

月氏西遷的第一站是伊犁河谷，但這里并未成為月氏人的避風港。在匈奴與烏孫聯軍的追擊下，大部分月氏人只能再次啟程，“過大宛”（今費爾干納盆地），最終抵達媯水（今阿姆河）流域定居，史稱“大月氏”。另一部分難以翻越山嶺的老弱人群，則南返至南山一帶，與羌人雜居融合，被稱為“小月氏”。

令人唏噓的是，數百年年后北匈奴在東漢王朝的持續打擊下，竟走上了與當初月氏人相同的西遷之路——第一站同樣是伊犁河流域。在漢軍如影隨形的追擊下，他們消失在西方的地平線上。

同一段征途，同一條生路，歷史的軌跡有時竟如此沉默地重疊。

▲大月氏與北匈奴西遷的第一站都是伊犁河流域。（圖片來源：道中華資料圖）

言歸正題，西遷至媯水流域的大月氏很快重整旗鼓，其聲勢遠播世界。西方史料記載，帕提亞（安息）國王本欲西征敘利亞，卻因月氏人的擴張只得被迫回師東防。

歷經百余年征戰，到公元前2世紀后半葉，大月氏人南下征服了大夏（今巴克特里亞一帶），并將這片土地分封給五位翕侯——其中名為貴霜的一部，在歷史帷幕后默默積蓄實力。又過百年，貴霜翕侯丘就卻兼并其他四部，自立為王，貴霜帝國由此崛起。

貴霜帝國鼎盛時期，疆域橫跨中亞與南亞北部，面積達三百萬平方公里，統治人口超過千萬，與漢、羅馬、安息并稱為古代世界的四大強國。

從馳騁天山的草原強權，到國破西遷的流亡部族，再到締造洲際帝國的崛起之路——月氏人的故事，始于漢朝君臣展開那封匈奴來信時的疑惑，卻遠遠超越了長安城所能想象的邊界。

這段歷史，記錄了一個民族在絕境中跋涉、在遠土重生的頑強身影。最終，月氏人消失在了歷史深處，但他們留下的足跡，卻永遠刻在了東西文明交匯的宏大圖景之中。

▲尋找大月氏（視頻來源：人民網）

（二）貴霜帝國如何成為世界文明的交融地？

考古發掘，為我們還原了兩千年前文明融合的現場。在烏茲別克斯坦南部的“黃金之冢”中，一面來自漢代的銅鏡靜靜躺在一位貴婦胸前。

它是張騫帶來的信物，還是絲路商旅的珍寶？已經不得而知，但女主人將銅鏡貼身安放——在古人心中，鏡可正衣冠，亦可鑒心行。這枚銅鏡，不僅是一件東方奢侈品，也是一位中亞貴族對“品行端方”的理解與向往。

▲烏茲別克斯坦拜宋市游牧文化遺址。（圖片來源：北京日報）

如果說銅鏡是直接的輸入，那么在月氏活動區域發現的鐵劍，則見證了中國工藝的傳播。劍柄上殘留的鮮艷紅漆，經考證正是來自戰國楚地的獨特工藝。

在當地遺址中，帶有匈奴風格的透雕銅牌、漢式鐵劍與當地葬俗同現。甚至貴霜帝王的稱號中，既有來自羅馬的“凱撒”、希臘的“救世主”、印度的“大王”，也有可能源自中國的“天子”，足證西遷的月氏，已經成為了中原、草原與中亞文化交融的重要催化劑。

▲新疆巴里坤蘭州灣子遺址里大月氏風格的祭壇。（圖片來源：北京日報）

月氏西遷推動的最深刻融合，無疑在佛教領域。佛經記載這樣一個故事，貴霜大軍圍困摩竭陀國（佛陀時代印度四大國之一）時，曾索要三億金作為撤兵的條件，若無金則以兩件“寶物”相抵：一件是佛缽，佛陀涅槃后留下的衣缽，象征佛法傳承；第二件就是當時的高僧“馬鳴菩薩”。摩竭陀國國王極為不舍，馬鳴卻說：“我為僧人，度化眾生是本分，何必區分地域遠近？”

從此，大乘佛教與佛教藝術，沿著貴霜開辟的通道，經新疆克孜爾、敦煌莫高窟，最終抵達洛陽龍門，極大豐富了東方文明的精神信仰。

文明的交融，從來不是單向的饋贈，而是在往返之間，重塑彼此。月氏的身影最終消散于歷史風沙之中，但他們西遷時踏出的每一步，都回響著文明對話的足音。

月氏消失了，但他們所開啟的相遇卻永不會終結。那些被帶往遠方的種子，早已在漫長的時光里，長成了人類共同記憶的一部分。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