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的近代史上,有這樣的一位同志,參加了大大小小數次戰爭,為我黨的革命事業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卻在開會的時候,不幸死在了“自己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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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同志,就是八路軍115師的副旅長,黃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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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湖北黃石陽新縣的一個窮村子里,黃驊出生了,那時候他還叫黃金山。家里窮得叮當響,父母靠種地主的薄田過活,可還沒等他長到10歲,父母和兄長就接連沒了,只剩下他和嫂子柯九菊相依為命。
“長嫂如母”這話,在柯九菊身上真真切切。那時候村里地主兇得很,嫂子怕他餓肚子,自己啃樹皮,也要省下半塊紅薯給他;冬天沒棉衣,就把自己的舊棉襖拆了,絮點蘆花給他做小襖。
小黃驊懂事早,7、8歲就幫著嫂子干活。天不亮就去山上撿干柴,晌午去地里挖野菜,后來還去給地主放牛。地主家的兒子總欺負他,搶他的窩頭,還用鞭子抽他,他不敢哭,怕嫂子擔心,只敢晚上躲在柴房里偷偷抹眼淚。
嫂子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知道這孩子要有點本事才能不受欺負,就托人把他送到江西瑞昌一個姓胡的木匠手里當學徒。
胡木匠是個實在人,看小黃驊勤快又機靈,不光教他刨木頭、做家具,閑下來還給他講《岳飛傳》《三國演義》。講到岳飛精忠報國、諸葛亮鞠躬盡瘁的時候,小黃驊就攥著小拳頭,眼睛亮晶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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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問胡師傅:“咱老百姓啥時候能不受欺負,能像岳將軍那樣保家衛國?”胡師傅嘆口氣說:“得等有好人出來領頭,把那些壞人都趕跑才行。”那時候的小黃驊還不知道,自己后來就成了那個“領頭的好人”。
1926年,共產黨到了陽新縣,搞起了土地革命。村里的地主被斗倒了,農民們分到了田地,往日里彎腰駝背的老鄉們,終于能挺直腰桿說話。
小黃驊親眼看見,共產黨的干部穿著粗布衣裳,跟老鄉們一起下地干活,還幫著討回被地主霸占的地契。他心里的火苗一下子被點燃了,主動找到村里的農會,說要跟著干。
1928年,他偷偷加入了赤衛隊,白天幫著貼標語、遞信件,晚上就站崗放哨,監視村里的土豪劣紳。1929年,18歲的他如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對著黨旗宣誓的時候,他說:“我黃金山,這輩子都要跟著黨,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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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彭總率領紅五軍到了陽新、大冶一帶,小黃驊毫不猶豫地參了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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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進部隊的時候,他是個司號員,每天背著軍號跑前跑后,不管是沖鋒還是撤退,他的號聲總能讓戰友們渾身是勁。后來他跟著部隊南征北戰,從班長、排長干到連長、營長,參加了中央蘇區的五次反“圍剿”。
打仗的時候,他總是沖在最前面,有一次為了掩護戰友撤退,他的胳膊被敵人的子彈擦傷,鮮血直流,可他咬著牙,硬是把受傷的戰友背回了陣地。
1934年,長征開始了。過雪山的時候,天寒地凍,他把自己的棉衣讓給了一個凍得發抖的小戰士,自己裹著一塊破布,跟著隊伍一步步往上爬。有戰友勸他:“你也別凍壞了,這棉衣你穿著吧。”他笑著說:“我身子骨結實,沒事,這小兄弟還小,可不能凍著。”
到了陜北之后,組織上送他去紅軍大學學習。在大學里,他如饑似渴地學戰術、學理論,晚上在油燈下記筆記,經常到深夜。紅軍大學的何長工軍長很喜歡他,有一次拍著他的肩膀說:“黃金山這名字好,但我看你像匹驊騮駿馬,將來準能在戰場上馳騁,不如改名叫黃驊吧?”
黃驊聽了特別高興,從此,“黃驊”這個名字,就跟著他走上了更廣闊的革命道路。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黃驊主動要求去抗日前線。他先是到了山西,任中共山西省委軍事部長,后來又兼任八路軍115師獨立第一游擊大隊大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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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晉西南的抗日根據地剛建立,條件艱苦,他帶著戰士們住在老鄉的窯洞里,吃的是小米粥就咸菜,可他從不叫苦。
有次老鄉們聽說八路軍缺糧食,就湊了些玉米和土豆送來,黃驊不肯收,說:“老鄉們的日子也不好過,這些糧食你們留著自己吃,我們能想辦法。”最后實在推辭不過,他就讓炊事員按市價給老鄉們付了錢。
1940年,黃驊調到魯西軍區任副司令員兼三分區司令員。魯西一帶鬼子據點多,經常下鄉掃蕩。黃驊琢磨出一套“游擊戰”的法子:鬼子來了,就帶著老鄉們躲進地道;鬼子走了,就趁機端掉他們的小據點。
有次,他帶著一個連的戰士,趁著夜色偷襲了鬼子的一個炮樓,沒費多少力氣就繳獲了兩挺機槍和幾十支步槍,還解救了被鬼子抓去的十幾個老鄉。老鄉們都高興地說:“黃司令真是好樣的,有他在,咱們就不怕鬼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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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4月,組織上派黃驊到冀魯邊軍區任副司令員兼一一五師教導6旅副旅長。冀魯邊區靠近天津,是鬼子“掃蕩”的重點地區,崗樓隔幾里就有一個,老百姓們白天不敢出門,晚上睡不好覺。
黃驊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下部隊、訪老鄉。他發現部隊里有些干部作風散漫,還有人貪污軍餉,就馬上搞起了整頓:嚴肅軍紀,把貪污的干部撤了職;還跟戰士們一起吃大鍋飯,按規定他能吃“保健飯”,可他非要跟大家一起喝稀粥、啃窩頭。
有戰士問他:“副旅長,您身體不好,怎么不按規定吃點好的?”他說:“咱們八路軍是一家人,戰士們吃啥我就吃啥,要是搞特殊,老百姓能信任咱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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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冀魯邊軍區的司令員是邢仁甫,跟黃驊同一年入黨,早年也打過不少仗,可后來慢慢變了。邢仁甫在后方的望子島上蓋了座小洋樓,帶著宣傳隊的一個女隊員住在里面,每天大魚大肉,還讓戰士們冒著危險去敵占區給他買煙酒和綢緞。
那時候戰士們每天的菜金還不到一角五分錢,邢仁甫卻貪污了3萬7千多元公款,這在當時能買好幾萬斤糧食。黃驊看不過去,多次找邢仁甫談話,勸他別再這么搞特殊,可邢仁甫根本聽不進去,還私下里跟親信說:“這黃驊就是故意來搶我的權。”
1943年,上級決定調邢仁甫去延安黨校學習,讓黃驊接替他的司令員職務。邢仁甫一聽就急了,他以為這是黃驊在背后搞鬼,心里的怨恨越來越深。他找各種理由拖延,說“青紗帳沒起來,路上不安全”,其實是在暗中策劃陰謀。
5月的一天,邢仁甫把他的親信楊靜侯、潘特等人叫到望子島,惡狠狠地說:“我要是走了,你們就成了沒娘的孩子,這都是黃驊搞的鬼,不如干脆把他殺了,沒了他,上級就不會讓我走了。”就這樣,一個刺殺黃驊的計劃,在他的授意下定了下來。
1943年6月29日,黃驊到新海縣羊二莊區的小趙村,準備第二天召開邊區偵察工作會議,布置秋季反“掃蕩”任務。30日那天,天陰沉沉的,還下著小雨。黃驊一早起來就往大趙村趕,飯都沒顧上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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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室是老鄉家的土坯房,墻上掛著一張簡易的地圖,參加會議的有司令部參謀長陸成道、鋤奸科長陳云彪等十幾個人。大家正圍著地圖討論戰術,突然有人敲門,進來一個叫周云洪的人,遞了封介紹信給黃驊。黃驊看了看,讓他先去管理股休息,可周云洪沒走,站在旁邊跟人聊天。
就在這時,一個叫馮冠奎的人闖了進來,周云洪一看馮冠奎,趕緊往旁邊躲。馮冠奎掏出槍,對著黃驊和陸成道就開了火,子彈打在土墻上,濺起一片塵土。會議室里頓時亂了起來,黃驊倒在地上,鮮血很快染紅了他的軍裝。
陸成道、陳云彪等人也相繼中彈,前后不過幾分鐘,屋里就躺了好幾個人。警衛員聽到槍聲沖進來,正好跟逃跑的馮冠奎撞個正著,馮冠奎二話不說,對著警衛員就是一槍,那個警衛員當場犧牲。
等警衛連的戰士們趕到,馮冠奎早就鉆進了青紗帳,不見了蹤影。這一次,黃驊等8位同志犧牲,還有4位同志受了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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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驊犧牲的消息傳到邊區,老鄉們都哭了。戰士們把黃驊的遺體安葬在無棣縣的一座山頭上,下葬那天,好多老鄉自發地跟著隊伍,手里拿著白花,一路走一路哭。
邢仁甫一位害了黃驊就能保住自己的位置,誰知道根本沒人愿意跟著他,之后就拋去投靠了日本人,天津解放后,邢仁甫很快就被抓住了,執行死刑的時候,許多群眾們都覺得,終于為黃驊司令報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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